新加坡外长给外界交底：一旦被迫在中美间选边，我们就没价值了

新加坡外长维文，10月7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米尔肯研究所亚洲峰会上做了一场对话。对话里最受注意的一句是：“新加坡不应在中美之间选边，而一旦失去说‘不’的能力，就是它失去自身价值的那一天”。

他接着往下说了一句更实的，“那也将是你们这些人离开的那一天，或者即便不是你们，你们管理的资产也会离开”。

新加坡希望有中美两边的好处，但不希望卷入冲突，这很正常。地处交通要冲的城邦国家，吃的就是和平时期的红利，一旦成为某一阵营的支点，它自身就会受冲击。所以它最希望的也是不用选边。这不是态度问题，是利益结构决定。

而在逼人选边这件事上，一直以来都是美国的专利。贸易上是关税和转口执法，军事上是同盟体系和基地，技术上是出口管制和算力阵营。这三样东西合起来，就是一套要求别人表态的体系。

而它们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对华竞争。

反过来，中国希望的其实是各国不选边。所以在这件事上，新加坡的诉求反而和中国更不谋而合。当然，新加坡人不可能这么说。

不过它的处境相对日本和韩国还算好，因为它没有美国驻军，战时被军事打击的风险不高。但它怕的不是被打，是生意做不成。冲突导致的混乱、航运中断和物资短缺，都会给它带来麻烦，也会让生意中断。

维文自己说，新加坡有什么？我们有很好的地理位置，但其余一切都依靠信任。地理位置是它全部的资产，也是它全部风险的来源。

而维文在对话里，给了一组数。马六甲海峡与新加坡海峡最窄的地方大约2海里，霍尔木兹海峡是21海里，而全球大约40%的贸易要从马六甲与新加坡海峡经过。

他还说，新加坡的价值很多不是靠收通行费和设卡得来的，而是靠提供增值服务。一个哪怕只收过路费的海峡，也不会有今天的香港、上海和新加坡。

而这就解释了，它为什么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看得那么重。按维文的说法，公约划定了海洋权利与沿岸国权利的界限，并且把过境通行定为一项权利，而不是需要付费、需要乞求、要看沿岸国脸色的东西。

对一个靠海峡吃饭的城市国家来说，这一条比任何双边承诺都重要。他把话讲得很直，“当我们看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即便不选边站队，任何对国际航行海峡船舶与飞机过境通行权规则的正面攻击，都是对我们商业模式的正面威胁”。

而他的战略判断是，如果某一方在这一切结束时被允许收取通行费和费用，那就意味着它对谁能通过拥有了否决权，意味着战略支配和胁迫。所以他说的那个“不”，表面上是对华盛顿和北京说的，实际上也是说给任何想在海峡上设卡的人听的。

维文还说了一件有意思的事，他在中国的同事经常对他讲，全世界这么多人里面，你们新加坡在语言、文化、历史上本该是最理解我们的。而他接着做了一番解读，认为此人实际上想说的是，“你们应该同意我们”。

这两句话之间的距离，就是新加坡要处理的东西。新加坡华人了解中国，不表示他们在每个时期的国家利益都和中国绑定。国家利益是按自己那本账算的，不是按血统算的，中国网络上也有很多人对新加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确实没必要。

不过维文也没有把话说死，他自己提到一个数字，世界上还有哪个政治实体，74%的人口有中国血统？答案是，没有。他用这个数字说明的是“我们本该理解你们”这个前提成立，而不是“所以我们应该同意你们”。

而这几十年来，新加坡和中国的关系确实更密切了。这倒并不主要是因为华人社会，而是整个东南亚都在我们的辐射范围之内，加上新加坡自己在金融、航运、法律和人才上的那些优势。两边的往来变多，是因为各自有用，不是因为血缘。而这一层分辨，恰恰是新加坡能把不选边讲到底的底气。

而维文对中美各自的问题，也没客气。他说美国被不平等撕裂，最富的50个美国人拥有的资产超过其他1.5亿美国人，政治已经变成了二元的零和游戏。

他说中国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人口，出生不足与老龄化，另一个是消费与1978年以来的发展模式之间的失衡，而那个模式基本上是面向出口的生产，卖给其他所有人，特别是美国。

他列举出双方的这些问题，其实是指出各自的短板和挑战，希望中美各自完成国内政治的再平衡，从而出现一个新的范式和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这个愿望是好的，但它不由新加坡决定，也不由中国或者美国单方面决定。

在那之前，它能做的是把自己站得稳一点。明年新加坡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它的打算是深化东盟内部一体化，同时拓展与欧盟、非洲、南美、太平洋岛国以及加拿大的合作。

它给东盟提的诉求也很清楚，我们希望被按照自身价值来评价，而不是被当作超级大国角逐的竞技场，也不是另一场代理人战争的场地。

维文这番话，把一个以金融和国际贸易为生的小国的生存哲学说透。但愿望是好的，能否实现，却最终不是小国说了算。

在中美没有形成真正的稳定状态之前，包括新加坡在内的这些小体量国家，依然得如履薄冰，担心自己一个选择不对就万劫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