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父亲，也成为诗人

1962年，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与女儿丽贝卡（Rebecca）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罗克斯伯里合影。© Inge Morath/Magnum

利维坦按：

我们曾经习惯于把创造想象成一种孤独的活动：艺术家需要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需要与日常生活保持距离，需要从家庭、责任与琐碎事务中抽身，才能听见内心真正的声音。尤其对于男性艺术家而言，父亲这一身份似乎更常被理解为创作的负担——孩子的哭声、家务与日常生活，被认为会打断那条通往艺术的道路。

但也许恰恰相反。成为父亲，并不一定意味着远离创造，而可能意味着第一次真正进入生活本身。当一个人开始照料另一个生命，他所面对的不再只是自己的欲望、记忆与未来，也开始重新观看时间、身体、家庭以及那些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日常事物。记忆因此变得更加具体，情感变得更加复杂，而世界也似乎突然拥有了另一种尺度。

这是一个常被讲起的古老故事。在《伊利亚特》第六卷中，赫克托耳身着华丽的青铜铠甲，戴着装饰有马毛冠饰的头盔，正向妻子安德洛玛刻道别。妻子哀求他不要重返战场，并将他们刚出生的儿子递给他。赫克托耳把孩子高高举起，做了简短的祈祷，然后又把孩子交还给她。在罗伯特·费兹杰罗（Robert Fitzgerald）的译本中，赫克托耳命令道：“回家去吧，专心自己的手艺，守着织布机和纺锤；至于战争，那是男人的事。”

赫克托耳是英雄式父亲的典型，他的育儿方式长久以来对艺术家和作家都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当画家保罗·高更离开他在丹麦的妻子和五个孩子，前往巴黎乃至大溪地追求声名与艺术时，几乎没有人感到震惊。人们说，这种距离对孩子有好处。D·H·劳伦斯在1922年写道：“父亲通过这种距离，支持、保护、滋养他的孩子，而婴儿最终所仰赖的，正是那遥远却强大的父爱。”对于寻求创作艺术的父亲来说，距离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在《承诺之敌》（Enemies of Promise, 1938）中写道：“好艺术最阴沉的敌人，莫过于门厅里的那辆婴儿车。”

安吉莉卡·考夫曼（Angelica Kauffmann）绘《赫克托耳与安德洛玛刻告别》（1768年）。© Wikipedia

当然，这是一个极其有利于男性自身的说法。对男性诗人来说，不用换尿布确实很美好。但“不受打扰的私人空间是创造力的必要条件”这一论点，却异常顽固地流传了下来。弗吉尼亚·伍尔夫写下“一个女人若要写小说，必须有钱，还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时，这个论点同样浮现其中。当代女性主义者们则一直在回应这个关于“生产力”的原型。比如在珍妮·奥菲尔（Jenny Offill）的小说《推测部门》（Dept. of Speculation，2014）中，叙述者发誓永不结婚，而是要成为"一个艺术怪物"。

但，如果家庭生活——特别是身为人父——事实上能为艺术家带来丰富的创造力呢？如果那种关于“孤独的男性创造力”的陈词滥调根本就搞错了呢？我们可以从一位正在照顾婴儿的诗人讲起。

在他写于1797年冬天的诗作《午夜寒霜》（Frost at Midnight）中，萨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构想了自己在在一个霜冻之夜身处小屋中的情景。猫头鹰在外面啼叫，霜花环绕着树木，而他是孤身一人，“唯有在我身侧，我那躺在摇篮里的婴儿正平静地沉睡。”他对着自己婴儿期的儿子说道：

亲爱的孩子，你在我身旁睡在摇篮里，

你那温和的呼吸，在这深深的宁静中被听见，

填补了思想中交替出现的空白

与瞬间的停顿！

他被带回了自己童年的回忆中，随后又寄托了他对儿子未来的希望。

《午夜寒霜》是一首关于“关怀”的诗，这个词有两层含义：既是“照料”，也是“关心牵挂”。正因如此，这首诗出人意料地写到了家务劳动，也因此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指出：“《午夜寒霜》真正激进的地方，在于柯尔律治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父亲，却采取了传统上属于母亲的姿态——守在熟睡的婴儿身旁。”贝特所说的“传统上属于母亲的姿态”，正是赫克托耳所说的"专心自己的手艺，守着织布机和纺锤"。但或许，想象一个同等投入育儿工作的诗人，其实并没有那么激进。又或许，恰恰是"为人父"这件事，造就了柯尔律治成为诗人。

《午夜寒霜》之所以在柯尔律治的创作生涯中意义重大，是因为它代表了诗人漫长的风格发展浪潮中的最高峰。它不仅是一首伟大的诗——它更是让他成长为一位伟大诗人的里程碑之作，而他作为诗人的蜕变，可以清晰地与他成为父亲的经历相互印证。

萨缪尔·泰勒·柯勒律治（1772-1834）。©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柯勒律治的儿子出生时，他正远在他乡。作为一名迷茫的革命者，他总是试图拯救、或至少是改善这个世界。1796年9月19日，当信件传来他的妻子萨拉生下了儿子哈特利（Hartley）的消息时，他正在伯明翰布道。他以震惊的心情和三首十四行诗回应了这个消息。“我那不堪重负的心灵/震颤着，空洞的泪水从我的脸庞流下，”他在第一首诗中这样写道。他将这首诗寄给了一位朋友，直到他去世后的1847年才得以出版。在归家途中，他又写了一首，这一次，他想象自己可能会带着可怕的消息抵达家门：“当我走到家门口／倘若沉重的面色告诉我，你已不在人世……”这些诗并不算讨喜，反而显得压抑；即便在显得温柔的地方，也处处透着戒备，仿佛他是在意大利十四行诗这种固定格式里，小心翼翼地试探自己的真实感受。“当我看见他躺在母亲的臂弯里／挂在她的胸前，”他在这三首诗的最后一首中坦白道：“那一刻，我战栗，继而融化。”这是一种谨慎的、略显勉强的父爱表达。几天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说实话，我这辈子见过比他更好看的婴儿。”

由于柯尔律治习惯把自己的情绪记录下来，又写下那些后来变成诗作的书信，他让我们得以重建出他对儿子的感情变化的详细时间线。后来，这会是一个不幸的故事，哈特利也将度过不幸的一生，但最初，事情看起来并非朝那个方向发展。1796年12月，柯勒律治正计划将全家搬到索默塞特郡内瑟斯托威村的一座茅草屋里。他怀着热情给一位朋友写信：“我打算好好干活，兼任厨师、管家、杂役、擦鞋匠，以及偶尔的保育员。”结果他发现自己竟真的喜欢上了照料婴儿这件事。到2月初，他又给另一位朋友写信：“你若看见我的眼珠在抒情的狂热中转向天花板，膝上还别着一块正在焐热的尿布，一定会忍不住笑出来。”这一刻——一边照料婴儿一边写作，尿布与诗歌灵感并存——正是《午夜寒霜》的创作起源。

父亲的诞生，亦是诗人的诞生。1797年春天，柯勒律治每天能写出50行无韵诗（blank verse）。他开始发展他的“谈话诗”（conversation poems），这些诗作取材于他写给亲友的信件：语言亲密、生活化；主题往往带有自传性质。到了那一年年底，他转向了如今被称为“神秘诗”（mystery poems）的创作，而这些也正是他最受推崇的作品：《忽必烈汗》（Kubla Khan）、《克丽斯特贝尓》（Christabel）、《古舟子咏》（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所有这些作品都是在哈特利出生后的18个月内开始或完成的。

这是一段灵感迸发、如金子般珍贵的创作时期，柯勒律治自己也意识到某些东西已经改变了。多年后，在他那篇内容庞杂的自传《文学传记》（Biographia Literaria, 1817）中，他回顾了这场转变。“我隐居到索默塞特郡的一座小屋里，”他写道，并且：

在这里，我发现自己漂浮在水面上。疑虑蜂拥而至……自然宗教的源头真理与《启示录》的经卷共同汇成了洪水；过了很久，我的方舟才触碰到亚拉腊山，并停驻下来。

这是一幅圣经式的场景，也是一场美丽的危机，忽然之间，一切既崭新又古老。

《午夜寒霜》写于1797年的冬天，到1798年2月完成。这首诗结构极其严谨。柯尔律治的传记作者理查德·霍姆斯（Richard Holmes）称它为一道“记忆与预言交织的曲线”——全诗分四个部分，以精心度量的无韵诗体，在当下、自己的往昔，以及对未来的期望之间轻柔地游移。他回想起儿时听过的教堂钟声——“穷人唯一能拥有的音乐”——并感到无比欣慰：尽管他自己的童年在繁华的大城市中度过，而如今熟睡着的儿子，却将：

……如一阵清风般游荡 飘过湖泊和沙滩，穿行于 古老山峦的峭壁之下。

这首诗以祝福结尾：“愿所有的季节对你而言皆是美好。”

一个男人成为父亲，随之而来的，往往是一场诗歌意义上的革命。虽然并非总是如此，但这种情况也屡见不鲜。

珀西·雪莱（Percy Shelley）的儿子威廉出生于1816年1月。根据他的传记作者（同样是理查德·霍姆斯）的说法，“1816年之后，没有任何一位浪漫主义作家，能像他这样迅速地学习、改变、精进自己的创作技艺。”一个世纪后，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在他的妻子怀孕期间，开始创作被他的传记作者保罗·玛里亚尼（Paul Mariani）描述为“他的启蒙之诗、他早期的越界、他最终与自己那个不完美却生机勃勃的世界达成某种和解”的作品。他们的儿子出生于1914年1月，而这首诗于当年春天出版。诺贝尔文学奖或普利策诗歌奖得主中，有百分之八十的男性得主本身就是父亲。而反观那些声名卓著的哲学家，却往往终身无子。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1883-1963）。© Poetry Foundation

当然，诗歌上的突破还有别的叙述方式。柯勒律治作为诗人的发展历程——最有力的是亚当·尼科尔森（Adam Nicolson）在《诗歌的生成》（The Making of Poetry, 2019）中所讲述的——往往被认为与他与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友谊紧密相连，正是这两个人共同开拓了我们如今所理解的浪漫主义。

一种模式并不等同于一份配方，上述每一个例子，若细究其具体脉络，都各有各的复杂之处。但这种模式已经足够扎实——也足够反直觉——值得被特别提出来讨论。

而且，近年来神经科学领域的新进展，也为此提供了支持。作为一个领域，神经科学已经被神经影像技术所改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它允许研究人员通过测量血流量的变化来追踪大脑活动。这在两个研究领域带来了显著的见解：创造力研究，以及父职研究。令人惊奇的是，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

认知科学家将大脑活动分为通俗名称中的“类型1”（Type-1）和“类型2”（Type-2）心智过程。第一种是快速的、无意识的、联想性的思考；而第二种则较慢、有意识且经过深思熟虑，由额叶和执行控制网络所调节。2020年的一项研究让32名爵士吉他手戴上脑电图（EEG）脑电帽，要求他们在进行大脑扫描的同时即兴演奏吉他独奏[1]。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即兴演奏主要与左后脑半球的活动相关，”而“低质量的即兴演奏则与右颞顶叶和前额极区的活动相关。”这意味着创造过程发生于——或者说，最理想地发生于——大脑左后部那个自动、无意识的区域，有时被称为“默认”系统，而非较具意识性、审慎思考的“控制”系统。

对于任何体验过创作“心流”状态的人来说，这听起来不过是常识而已。但这对于我们将艺术理解为一个动态过程，有着具体的启示意义。艺术创作的特征，是内侧前额叶皮质被激活，而背外侧前额叶皮质则被抑制。2015年一项针对30位诗人的研究发现了类似的活动模式[2]。诗人在创作时，额下回、左颞中回及颞上沟的活动都有所增加，此外还包括“内侧颞叶区域，如海马旁回、双侧海马体与杏仁核，以及左半脑的皮质下区域”。这些区域，不仅与语言有关，更与记忆和即兴发挥有关。

在2020年发表于《社会认知与情感神经科学》（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上的一项研究中，当准父亲们聆听插播着白噪音的30秒婴儿哭声剪辑时，他们对婴儿哭声做出的反应是“在参与处理语音及社会与情感刺激的双侧颞叶区域表现出更强的激活”。新晋父亲与诗人两者的脑部特征，都表现为颞叶区域活性的显著增强。

© Newsha Tavakolian/Magnum Photos

虽然特定区域会在特定时刻被激活，但将大脑视为一个网络并追踪各区域之间的连接模式才是关键。上述两项关于创造力的研究——无论是针对吉他手还是诗人——都有第二个阶段。爵士吉他手被分为专家组和新手组；而同样按经验水平进行对比的诗人则接受了两次扫描：一次是在撰写诗歌时，另一次是在修改诗歌时。专家型人才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他们能更有效地暂停由执行网络所调节的认知控制；而在修改诗歌的诗人身上，这种认知控制随后又会被重新激活。这两种机制是在协同工作的。领导爵士吉他手研究的费城德雷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的大卫·罗森（David Rosen）强调了预设模式网络（default network）与执行网络（executive network）之间连接性的重要性，这两个网络在创造力的神经科学研究中都被提及。他写道：“这些网络之间连接性的增强，可能会提升包括音乐即兴演奏和创意写作在内的多个领域的创造性表现。”

临床心理学家达比·萨克斯比（Darby Saxbe）审视了关于新晋父亲在神经学、激素及生理层面变化的科学分析最新进展。在2026年出版的《爸爸脑：父亲身份的新科学及其如何塑造男性生活》（Dad Brain: The New Science of Fatherhood and How It Shapes Men’s Lives）一书中，她指出新晋父亲的大脑体积会有所减少，而这主要发生在大脑皮层。“大脑皮层负责远瞻思考、理解世界以及理清我们复杂的社会生活，”她解释道。同时，父亲身份中所包含的“认知与心智化工作”，可以通过大脑不同区域之间连接模式的变化体现出来。萨克斯比在南加州大学研究家庭关系。在讨论她实验室的一位年轻研究员关于父亲如何体验到全新意义感的研究时，她注意到，那些在向父亲身份过渡期间表示生活目标感和意义感有所增强的父亲，“在颞极（心智化网络的关键组成部分）与右海马体之间的连接有所增强。”萨克斯比认为这是出于一种实用主义机制：大脑通过促使新晋父亲认为“为人父”是有意义的，来为其提供助力。

这种助力可以通过意想不到的方式展现，并带来令人惊讶的后果。安东尼·G·瓦卡罗（Anthony G. Vaccaro）及其南加州大学的同事在2025年《情感》（Emotion）期刊上发表的一项关于向父职过渡的研究中[3]，强调了“预设模式网络与边缘系统网络之间静息态连接”的影响。研究表明：

这些网络之间的功能性连接，可能有助于将环境的情感层面与自我意识及自传体记忆融合起来，从而促进在情感复杂的时期构建意义。

这种连接性的增强加深了人们与周围环境紧密契合的感觉，并调用记忆来帮助自我理清和理解当下。

研究一次又一次地指向脑部连接性的增强，并表明无论是否存在生物学上的亲子关系，这种变化都会发生。2014年，以色列的鲁斯·费尔德曼（Ruth Feldman）和埃雅尔·阿布拉罕（Eyal Abraham）及其同事进行了一项引人入胜的研究[4]，他们在抚养通过收养或代孕出生婴儿的同性恋男性伴侣身上，发现了熟悉的反应模式。在总结这项研究时，萨克斯比写道，承担主要照顾者角色的同性恋父亲“表现出了与主要照顾者母亲相似的杏仁核激活，以及与次要照顾者父亲相似的心智化网络激活，同时这两个大脑部位之间的连接性也更强”。成为父亲的过程——字面意义上“通过思考进入其中”——本身就是一场由时间、陪伴和责任感所驱动的创造性行为。

神经科学家往往会避开对大脑活动做出直接的因果断言。他们更倾向于使用“关联”这样的表述，因此某个大脑区域会被描述为与某种习惯或倾向相关。要断言大脑活动会导致诗人风格发生显而易见的改变，必然带有某种推测色彩。

然而，神经科学研究中描述的新晋父亲大脑中的重点转移与模式变化，在柯勒律治重塑后的风格特征中得到了呼应：他对自传体记忆的坚持及其在当下的共鸣；他对孩子的专注，以及感受到自己身份被重新塑造的体验；以及在他那可以被感性地视为“全新开放性”的特质中所展现出的空前创造力。也许我们可以用神经科学来解读诗歌，用诗歌来解读神经科学，在一种全新的纵向研究中，带我们重温那些熟悉的诗篇记载，并在其中发现全新的形式。

W·D·斯诺德格拉斯（1926-2009）。© Threads

让我们以“自白派诗歌”为例，它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美国作为一场群体性探索而兴起。这种全新风格的核心特征——生活细节、脱离传统诗歌的礼仪规范——为包括W·D·斯诺德格拉斯（W. D. Snodgrass）和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在内的多位诗人所共享。戴安娜·伍德·米德尔布鲁克（Diane Wood Middlebrook）在其1993年的论文《什么是自白派诗歌？》中指出，最初的四位自白派诗人，在取得诗歌突破时都是刚为人父母。她列举了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安妮·塞克斯顿（Anne Sexton）以及斯诺德格拉斯和普拉斯；而该群体的另一位候选中坚是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1957年3月他的儿子保罗出生时，贝里曼就已经是一位声名赫赫的诗人了。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据他自己所说，他遭受了“一种无法停止写诗的狂热”，他重塑了自己的风格，爆发式地创作了一大批新奇而绝妙的诗篇，即后来著名的《梦歌》（Dream Songs）。

约翰·贝里曼（1914-1972）。© Pioneer Press

在这个群体中，罗伯特·洛威尔或许是“父亲诗人”中最纯粹的典范——这得益于他超凡的技艺、戏剧化的人生，以及他自身风格发生的极为剧烈的转变。最初，洛威尔是这样写作的：

我看见蜘蛛在空中行军， 在那发霉的日子里从一棵树游向另一棵树 八月下旬，当干草……

以及这样：

当我们还是孩子时，我们的爸爸身材魁梧 色彩暗淡，就像海藻或锚泊在 新贝德福德港外的浮标。我们被关在 花园里，穿着黄铜扣的水手服……

这里引用的两首诗出自他的诗集《威利老爷的城堡》（Lord Weary’s Castle, 1946），出版时他年仅29岁。年轻的洛威尔热爱押韵。他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坦言，自己写第一批诗时是不押韵的，之后才像个按时交作业的乖学生一样把韵脚填进去。在该诗集的42首诗中，只有一首没有完全押韵，而那首诗在行尾采用了复杂的重叠词系统。在韵脚之下，是谨慎严密的节奏步调。试着朗读“I saw the spiders marching through the air”，甚至跟着打拍子：这正是10个音节、5个平衡音步的抑扬格五音步。1951年，洛威尔紧接着出版了一组采用押韵抑扬格五音步（有时被称为英雄双韵体）创作的戏剧独白诗。他当时非常严肃地对待诗歌形式。

1960年，罗伯特·洛威尔（1917-1977）与女儿哈丽特。© Jane Bown/The Observer

然而，在1957年女儿哈里特（Harriet）出生后，他的画风变成了这样：

进监狱一年了， 我走在西街监狱的屋顶上，一处狭小的 围栏，就像我学校的足球场， 每天能看一次哈德逊河。

还有这样，一边刮胡子一边对着小女儿说话：

亲爱的，我不能在泡沫里 像只北极熊一样在此逗留。

这两首诗出自《生活研究》（Life Studies, 1959）。如果它们押韵的话——很多诗其实并不押韵——那也是以一种鬼鬼祟祟、如猫般轻盈的方式。诗行的长度各异；这些诗篇不再遵循固定、刻板的模式。哈里特出生于1957年1月初。那年年底，洛威尔给他的老友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寄去了几首新诗，并附上了一张便条：“在四十岁这年，我写下了我的第一首无格律诗。”

洛威尔清楚《生活研究》是不一样的。他对一位熟人解释道：“这完全是一种不同的风格，使用了大量的自由诗，表面上任何人都能读懂，并且带有强烈而直接的自传性质。”这是对很快被称为“自白派诗歌”的绝佳定义——自白派可以说是20世纪下半叶美国诗歌的主导模式，该词最早出现于一篇针对《生活研究》的评论中。洛威尔的这本诗集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并从此享誉盛名。而洛威尔本人则以一种更为谦逊的态度看待这一突破。正如他在信中所写的那样：直到现在，在“我第二次婚姻的岁月里，以及女儿降生之后，我才终于写出了我心中真正想说的话”。

洛威尔自《生活研究》之后的诗歌最妙之处，在于生活与艺术的交织混杂。他提供了动荡情感生活中亲密、往往温情、有时甚至令人震惊的细节，而所有这一切都包裹在优雅、美丽的诗篇中，在传统诗歌形式之间穿梭游走。一套全新的素材，搭配一种全新的诗歌形式感：这种融合正是洛威尔取得突破的特征。当他谈论女儿时这种特征固然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在那些与女儿毫不相干的诗歌核心里，这一特征也同样存在。

对他而言，一切都改变了。“我简直对我那小女儿狂热不已，”洛威尔在哈里特出生后不久给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的信中写道，“我觉得自己直到现在好像一直缺乏某种至关重要的感官功能：视力、听觉、理智。”1960年11月，他给另一位诗人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写信。这封诗人写给诗人的信充斥着关于歌剧的八卦和对写作的鼓励，但这也是一封新手爸爸写给新手妈妈的信，为了逗她开心，他在信中写道：“插曲：哈里特刚刚拿着她的玩具电话过来了。”哈里特和她的玩具对洛威尔来说是一个精彩而富有成效的“打断”：她促使他改变了自己的风格。他接着写道，他现在发现自己生活在并创作于一个“怪异、混杂的世界”里。

由瓦卡罗领导的研究指出：“育儿过程伴随着情感和认知需求的增加，进一步突出了大脑在将多元体验融合成连贯目标感方面的作用。”并非父亲的T·S·艾略特（T. S. Eliot）在1921年定义诗人的任务时曾说：“当诗人的心灵完美地为其工作做好准备时，它就在不断地融合截然不同的体验。”语言上的这种高度契合，指向了一个我们常常忽视的观点：父职与艺术创作并非背道而驰，而是相得益彰的；成为父亲，可能就是最纯粹地能够提升一位新手父亲的诗作品质。

但不只是诗歌如此。正因为诗短小、又往往带有明确的创作时间戳，它们才让我们得以清晰地看见一位父亲在面对为人父这一深层转变时，其目光与回应方式的种种变化。同样的力量，在更广泛的、为人父母者的创作中，无疑同样强大——只是更难被追踪罢了，而这股力量也在我们这个文化时刻中不断回响。在西方，我们正身处一个"敏感奶爸"、"老爸笑话"、"老爸舞步"盛行的时代：这一切都是父职被重新评价、摆脱父权制污名的文化征兆。其后果既是诗学的，也是政治的。玛吉·尼尔森（Maggie Nelson）在《阿尔戈》（The Argonauts，2015）一书中，有力地描述了育儿所带来的想象力工作与艺术自由的可能性，她引用了女性主义思想家苏珊·弗莱曼（Susan Fraiman）的呼吁——呼吁"终结将家庭生活视为一个独立的、本质上属于女性的领域，转而将家庭生活本身，作为一种伦理、一种情感、一种美学、也作为一种公共事物，予以正名"。

父职的诗篇或许有千百种形式：柯尔律治那温柔而陌生的笔触，洛威尔那跳跃不安的明亮，以及当代诗人与作家——包括本·勒纳（Ben Lerner）、杰克·安德伍德（Jack Underwood），还有尼尔森本人——所写下的动人而独具一格的回忆录与小说。但对他们每一个人而言，创造力与为人父母这两者在物质层面上的交缠，从来都不是创作的阻碍，而是催生狂野新作品的契机。

参考文献：

[1]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053811920301191

[2]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4581594/

[3]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2396509/

[4]www.pnas.org/doi/10.1073/pnas.1402569111

文/Daniel Swifti

译/树上的男爵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aeon.co/essays/when-a-man-becomes-a-father-and-a-poetic-revolution-follows

本文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由树上的男爵在利维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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