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如果一个人花26年写成的书，一夜之间被偷走，他该怎么办？
明末清初，浙江海宁的布衣史家谈迁，给出了答案。
一个“不务正业”的读书人
谈迁，万历二十二年生于浙江海宁枣林。十五岁中秀才，此后科举再无寸进。
那时读书人若考不上去，多去当幕僚或教书。谈迁选了第三条路：替人抄书、代写文书，挣点微薄生活费。
可他心里藏着一件事：写一部可信的明朝史。
他读陈建《皇明通纪》，觉得错漏太多；读私家史书，又多道听途说。二十八岁那年，他决定自己写。
一个没有官位、没有俸禄的布衣，要修一部明代编年体通史。这在旁人看来，近乎荒唐。
二十六年，六易其稿
谈迁修史，方法笨拙却扎实。
他以《明实录》为底本，很快发现实录“多隐晦失实”。于是遍考群籍，凡能借到的书，都抄录、比对、考证。他背着行囊，在江南藏书家之间奔走。
这一写，就是二十六年。六次修改，稿纸从薄到厚，从一摞变成一屋子。
顺治四年，五十三岁的谈迁终于完成书稿，取名《国榷》。“榷”是商榷、衡量，他要的是对明代历史的公正衡量。
他署名“江左遗民”。明朝已亡，他不愿做清朝的官，把自己活成一介遗民。
一夜之间，二十六年归零
顺治四年的一天夜里，一个小偷撬开谈迁家的门。
他翻遍屋子，发现这个五十多岁的穷书生家里，实在没有值钱东西。一气之下，他把角落里一大摞书稿连同旧书箱，一网打尽。
那是四百多万字。没有副本。那个年代，也没有备份。
二十六年，六次修改，无数个抄书到深夜的夜晚，一夜之间变成零。
黄宗羲后来为他写墓表，记下谈迁当时的样子——“拊膺流涕”。拍着胸膛，老泪纵横。
五十三岁的人，一生心血，没了。
“吾手尚在”
任何人处在这个位置，大概都会想：算了吧。这把年纪，重新来过，来得及吗？
谈迁只说了一句话，六个字：
“吾手尚在，宁遂已乎？”
我的手还在，难道就这样算了？
此语见黄宗羲《南雷文定·谈君墓表》。
他没有再多说什么。第二天开始，他重新出发。
这一次更难——年纪大了，精力不如从前；要重新去借那些已还掉的书，重新抄录；有些记忆中的细节，还要再核实。
他给前明内阁大学士钱士升写信，请求借阅藏书。钱士升答应了。他又去归安、吴兴、钱塘，一家一家找藏书家借书抄录。
他形容那段日子：“冰毫汗茧，又若干岁”——冬天笔冻，夏天汗流，又过了好几年。
四年后，新稿完成。
最后的远行
顺治十年，谈迁六十岁。他做了一件让所有人意外的事：带着《国榷》稿子，北上了。
他应好友朱之锡之邀，沿运河北上京城，目的只有一个——核实史料。
崇祯一朝实录缺失严重，弘光朝更是空白。他要在北京走访明朝遗臣故旧，听他们亲口讲述当年朝政和战事，再去实地看看历史发生的地方。
他在北京待了两年半。一个六十多岁老人，在北京街巷里打听、拜访、记录。晚上回到住处，再把白天听到的东西整理、比对、补入书稿。
回南方后不久，他病逝于旅舍。直到死，他也没等到《国榷》刊刻行世。
三百年后，才被看见
谈迁死后，《国榷》的命运比他本人更沉默。
清初出版环境严苛，私家修史之作多难以刊行。《国榷》以遗民身份写史，长期仅以抄本在极少数文人之间流传。
直到1958年，中华书局才第一次正式出版这部书。距离谈迁写下第一个字，已过去三百三十七年。
今天，研究明史的人知道《国榷》的分量。它保存了大量《明实录》中被删改、被回避的史实，尤其万历以后七十多年记载，在许多细节上，是其他史书无法替代的。
但谈迁这个人，依然少有人知。
谈迁不是为了留名才写的。
一个连科举都考不上的乡下秀才，写一部没人让他写的史书，被偷了，又重写一遍——这件事本身，已超出“著书立说”的范畴。
他一生没有等到任何回报。他的书在他活着时，没有印过一页。
但他用“吾手尚在”四个字回答了一个问题：一个人做一件事，究竟为了什么。
手还在，就还能写。写完了，就可以了。至于被不被看见，那是时间的事，不是他的事。
今天，我们遇到挫折时，常会问“来得及吗”“值得吗”。谈迁没有问。他只是把手放在纸上，重新写下第一个字。
如果心血一夜归零，你还有没有“吾手尚在”的勇气？
这个问题，留给每一个读到这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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