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文赋理，探索智能时代的文明演化（阅见世界）

本文转自：人民日报

朱松纯

　　我从小在中国农村长大，深受儒家伦理熏陶，后来在美国生活了28年，长期从事人工智能研究。这段跨文化的学术生涯让我深切体会到一种认知上的矛盾：宏观上，我们对中国思想充满自信——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以国家形态存在的文明；但微观上，当用现代科学体系加以审视，许多传统观念又显得难以自洽。阴阳、八卦、心性之学，这些曾经启迪了二进制、蕴含着深刻认知智慧的伟大思想，在当代语境中往往被等同于迷信或空谈。这种“宏观自信、微观自贬”的困境，根源在于中国思想在数千年传承中没有形成严格的数理体系与架构，未能像近代西方那样从哲学中导出强大的生命力。

　　在多年学术探索中，我始终在思考：中华文明的思想智慧在智能时代是否仍有其独特价值？我们能否找到一种科学语言，为中国思想提供一种可通约的学理表达？我撰写《为人文赋理》这部著作，正是试图从通用人工智能研究的方向，为这些时代命题提供一种独特的思考视角。

　　用人工智能数理模型诠释中国思想

　　通用人工智能指具备跨领域学习、推理与决策能力，能够在任何认知任务上达到或超越人类水平的智能系统。这一研究的终极目标，是构建一个具有完备认知架构与价值体系的智能体，这与中国思想数千年来追问的“心”与“理”的命题高度契合。

　　于是，我把多年来的学术思考梳理汇总成一套书：《为机器立心》与《为人文赋理》。为机器立心，即赋予人工智能完备的认知架构与价值体系，以人文精神为人工智能“致良知”，推动人工智能由“数据驱动”向“价值驱动”变革；为人文赋理，即运用人工智能数理模型诠释中国思想，为中国传统文化构建严格的数理体系，从而向当下及未来的社会治理与实践提供镜鉴，将中国思想的先进性转化为智能时代的强大生产力。

　　《为人文赋理》全书以三卷结构展开。首卷是全书的理论核心。我基于多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积累，构建了中国传统思想的“五彩线”分析模型，运用数理逻辑和认知模型来诠释《周易》的阴阳变易、河图洛书的数理秩序、儒释道的思想智慧。次卷与末卷将视野从理论拉回现实，讲述求学与科研路上的见闻感悟，围绕“心”与“理”的平衡展开，探讨智能时代的个体精神安顿与社会治理之道。

　　本书提供的分析框架，既是首卷中运用数理模型解构中国传统思想的底层逻辑，也是后两卷现实思考的理论原点：任何智能体——无论是个体的人，还是一个文明体——都可以用U、V两套函数系统来刻画。U系统（Utility，效用）代表“理”，涵盖自然科学的模型与社会科学的伦理规范；V系统（Value，价值）代表“心”，涵盖个体、他人、集体、国家乃至全人类的价值判断。

　　近代以来，中国向西方学习了大量先进的科学、技术等（U），但保留了自己的价值体系（V）。当前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张力，本质上不是U的差异，而是V之间的碰撞与竞争。西方以宗教为基底的价值观与中国几千年世俗社会演化而来的价值体系，在许多维度上尚未兼容。梁漱溟先生认为，西方科学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问题，中国传统思想解决的是人与他人的问题。这套根植于人类认知架构、由“心”驱动、推己及人，并在世俗社会中演化而来的价值体系，在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对话中具有独特的启发意义。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正在到来的智能时代，这个分析框架的意义就更为深远。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意味着，未来将有大量具备自主意识和价值判断能力的智能体进入人类社会。它们也会形成自己的U、V系统，甚至更为多元的系统。碳基的人类文明与硅基的通用智能体如何共生共存？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文明命题。

　　为探索这一命题，我带领北京大学武汉人工智能研究院的科研团队构建了全球首个大型社会模拟器。它可以在虚拟仿真环境中模拟多智能体交互与社会运行机制，为我们探索文明间的交流、碰撞与演化过程提供了一个“社会实验室”。通过这一平台，我们将系统科学地研究并阐释东西方文明模态差异的深层逻辑，验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融合演化的历史经验，为人类在智能时代的选择提供理性依据。

　　以中国智慧启示全球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

　　这些思考与实践对于东西方文明对话、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等，将带来怎样的启示？

　　首先，在文明对话层面，《为人文赋理》提供了一种超越意识形态对立的共通语言。当我们把不同文明的价值系统纳入统一的数理框架中加以比较和模拟，就有可能从“谁对谁错”的争论转向“在何种条件下涌现何种模式”的科学探讨。大型社会模拟器的研究表明，东西方文明具有同源性，都是人类文明演化动力学模型在不同参数条件下涌现出的文明模态。这一发现有助于消解“文明优越论”的迷思，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和谐共荣奠定数理基础。

　　其次，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层面，本书的U、V框架揭示了当前治理困境的深层根源。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面临的难题——谁主导规则、如何有效监管、体现何种价值、采取何种方法——本质上都可以归结为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协调问题。部分国家试图通过单边规则垄断技术标准制定权，在算法伦理、数据主权等领域推行排他性条款，固化了“规则制定者”与“规则接受者”的二元对立格局。

　　破解这一困局，关键在于将尊重各国数字主权与本土价值观的能力嵌入人工智能底层架构，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原则，确保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诉求被纳入全球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框架。通过跨国研发合作促进技术要素流动共享，与数智基础相对薄弱国家共同开发适应其本地需求的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方案。在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思想智慧指引下，我们应以“技术赋能”而非“技术殖民”的合作理念，构建多元包容的全球人工智能合作网络与治理秩序。

　　面对不断发展演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如何与之相处，中国思想展现出独特的启示力量。我们基于“认知—能力—价值”架构打造了全球首个通用智能体“通通”。经过近两年里的3轮迭代，她的心智水平如今相当于学龄前儿童，成长环境也从“小房间”逐步扩展至“六口之家”“幼儿园”，直至完整的“小镇”。她在社会化环境中持续成长，经历了从“我”到“我们”的价值升维——从自身价值驱动，到理解他人价值，再到形成集体价值。这一过程揭示了一个根本性规律：交流、互信、契约与共同体构建，是社会形成集体协作与文化认同的关键认知机制。中华文明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理念，为这一新型关系提供了指引。通用人工智能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文化的竞争——技术可以追赶，模型可以复制，但一个文明对智能体的价值塑造、伦理规范与文化培育，才是决定其长期走向的根本力量。

　　“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自2020年回国任教以来，我先后推动成立了数字人文与文明演化、人工智能艺术、人工智能安全与治理等多个横跨文理的交叉研究平台或项目，尝试以人工智能的视角回应人文社会科学的重大命题。这些探索让我更加确信：通用人工智能与人文研究本质上是一体两面。在人类文明迈向智能时代的关键节点，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需要贯通古今、融通中西、横跨文理的思想文化与科学体系，并运用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让中国思想在智能时代焕发新的活力。

　　《为人文赋理》只是这条探索之路的一个开端。我期待更多的学者，特别是年轻一代，能够投身于科技与人文的交叉前沿，做智能时代的先知、先觉、先行者。以中国之思想，创世界之科技——这不仅是一个学术理想，更是我们对人类文明未来的一份责任。

　　（作者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讲席教授，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