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钰：“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王阳明《孙子兵法评》的核心思想初探

“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王阳明《孙子兵法评》的核心思想初探

王海钰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博士后

摘要： 王阳明在其《武经七书评·孙子兵法评》中多次引用“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并称赞此句为“兵家秘密藏”。从王阳明在《计篇》的批注中，可以看出他把“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当作判断敌我态势的关键方法；王阳明对该句的阐释，即是从“备战”和“度情”两个层面来具体分析、审视和判断敌我情势，进而提出应对方法以获取战争的胜利；王阳明早期研究兵学与晚期提出心学思想所运用的方法一脉相承，都是以指导实践为目的，从整体出发，分析部分，最终又回归于整体，服务于实践。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考察，也有助于丰富我们对王阳明本人的认识，对于推动阳明学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 王阳明；《武经七书评》；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目录

一、“兵家秘密藏”：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二、备战与度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的运用

三、“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与阳明心学之间的关系

王阳明对《孙子兵法》中的“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倍加推崇，不仅将其作为“兵家秘密藏”，而且在实践中进行运用，呈现了他在兵学、儒学上方法的一致性。

一、“兵家秘密藏”：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出自《孙子兵法·计》篇。此一句在该篇中出现了两次：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关于“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句，黄朴民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要通过对双方各种条件的比较分析，来探索战争胜负的情况与规律。”根据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载各家对“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的注解，从两个方面来叙述。关于该句第一次出现的含义，下引几家注释来解释：

李筌曰：谓下五事也。校，量也。量计远近，而求物情以应敌。

杜牧曰：经者，经度也。五者，即下所谓五事也。校者，校量也。计者，即篇首计算也。索者，搜索也。情者，彼我之情也。此言先须经度五事之优劣，次复校量计算之得失，然后始可搜索彼我胜负之情状。

张预曰：经，经纬也。上先经纬五事之次序，下乃用五事以校计彼我之优劣，探索胜负之情状。

从以上的解释可以看出，各家注解都以为在战争过程中“经之以五事”的部分在逻辑顺序上应该在先，即原文在第一句后所提及的“道、天、地、将、法”五个部分，然后再根据这“五事”来分析战争胜负的情况与规律。同时《孙子兵法》原文中也指出：“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这里也总结出了“经之以五事”的重要性。

而在该句第二次出现的解释中，注家则多关注敌我双方态势的变化。如：

杜牧曰：谓上五事，将欲闻知，校量计算彼我之优劣，然后搜索其情状，乃能必胜，不尔则败。

王晳曰：当尽知也。言虽周知五事，待七计以尽其情也。

张预曰：上已陈五事，自此而下，方考校彼我之得失，探索胜负之情状也。

从以上的注解来看，各家虽然在这里突出考察彼此之间的情状，但是考察情状是要在“经之以五事”的前提下去考察，这样才能够推断出战争的胜负。

王阳明在注评《孙子兵法》时，对“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进行了批点，且认为这里是紧要处（此处按苏成爱《王阳明军事著作校注》一书的凡例所指）。王阳明批注为：“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是兵家秘密藏，即下文所谓“权”也，“诡”也。这里的“下文所谓‘权’”，是来自于另一紧要处的批注，是对“势者，因利而制权”一句的批点：“‘权’正对前‘经’字而言。”从以上可以看出王阳明对于“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的“经”与“权”之间的理解：权变而经不变，器变而道不变，经指道天地将法五事常道，是根本框架；权指权变，是依据敌我态势的变化而临机应变。

权变也不能没有规律，这个规律就在于有利态势的变化，这里也就是《孙子兵法》中，“势者，因利而制权也”的含义，敌我态势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使敌我态势产生变化的原因就是利好时机的出现，这就是“势”的含义。但是这个利好时机的出现不是可以预料的，必须把握时机，才能够扭转态势，彼时运用何等策略，采用何等方案，都是不能够完全预知的。这就是《孙子兵法》的“兵家之胜，不可先传”。

王阳明批注道：

孙子开口便说“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此中校量计画，有多少神明妙用在，所谓“因利制权”，“不可先传”者也。

王阳明认为的“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是一种在对“权”和“经”进行判断和转化时所采用的方法论，其特点为“不可先传”，其主要的方法则是“因利制权”。所以说，王阳明是把“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作为判断敌我态势的关键方法，这也就是王阳明称“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为“兵家秘密藏”的原因。

二、备战与度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的运用

王阳明在《武经七书评·孙子兵法评》中，在《孙子兵法》十三篇中的其余五篇批注里，五次提及“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相关的内容。而从这些篇目的批注中，能够看到王阳明使用“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这一方法。

首先是在《孙子·作战篇》中，王阳明有批注：

兵贵“拙速”，要非临战而能速胜也，须知有个先着在，“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是也。总之，不欲久战于外以疲民耗国，古善用兵之将类如此。

《孙子·作战篇》的内容，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引张预云：“计算已定，然后完车马、利器械、运粮草、约费用，以作战备。”张预认为，要想在一场战争中做好准备，首先要在庙堂上做好战争形势判断的工作（也就是文中所说的“计算”），然后再开始针对战争进行一系列的物质准备，如修备军事器械、计算军事所需费用等等的准备工作。黄朴民也认为：“本篇的中心思想是阐述如何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战争的准备工作。”

王阳明对该篇的评价亦不超出此含义。王阳明认为在《作战》篇中，很重要的一句话是“兵贵拙速”，即在战争中不是只寻找又快又能够战胜的办法，而是在作战之前，有“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这一谋划过程，是张预所说的“计算”，也是黄朴民说的“结合实际情况”而准备战争。从这一层面来看，王阳明认为“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要在战争开始之前进行，是筹划战争的基础。

在接下来的《谋攻》篇中，王阳明在批注中也提及了这一观点：

兵凶战危，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也。故孙子作《兵法》，首曰“未战”，次曰“拙速”，此曰“不战”“屈兵”。直欲以“全国”“全军”“全旅”“全卒”“全伍”。“全”之一字，争胜于天下。“上兵伐谋”，第“校之以计”，“知胜之道”而已。“辅周则国必强”，其在此将乎！

批注中总结了《谋攻》篇的主旨，即“不战”“屈人兵”。又总结出“知胜之道”与“上兵伐谋”“校之以计”的关系，但不够清楚，我们就要回到《谋攻》篇原文中来看这一问题了：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可以看出，《谋攻》篇认为，不经过战争的过程而使敌人屈服是战争的最终目的，那么最终目的如果能实现，所依靠的就是用谋略来使敌人屈服，进而赢得战争胜利的同时也保全了自身的实力，即“全”的结果。那么使用谋略的前提条件，就是文中所提到的“知胜之道”五条，所以从这里来看，王阳明批注中所指的“校之以计”，就是这“知胜之道”所具备的五条原则的具体内容，“校之以计”就是对战前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是“知胜之道”的具体内容，而“上兵伐谋”是能够实现“知胜”的先决条件，二者合在一起，才能够成为完整的“知胜之道”。

在《虚实》篇中，王阳明从另一个角度阐释“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苏老泉云：“有形势，便有虚实。”盖能为校计索情者，乃能知虚实；能知虚实者，乃能避实击虚，因敌取胜。“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微乎神乎，此乃其所以“致人而不致于人”者乎！

能够认清战场形势中的虚实，是基于“校计索情”之后的结果，也是“致人而不致于人”的关键。从这里来看，王阳明将“校计索情”组合成为了一个整体，将战前的“校计”与战时的“索情”充分联系在了一起，战前谋略与战时策略相统一，为战争的胜利做了充分准备。

在《军争》篇中，王阳明也采用了“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的评论：

善战不战，故于军争之中寓不争之妙。“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分合为变”，“悬权而动”，而必申之以避锐击惰；“以治”“以静”“无邀”“无击”“勿向”“勿逆”等语，所谓“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者，审也。匪直能以不争胜，争抑亦能不即危，故无失利。

王阳明点出了这里“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的含义：“审”也。这样的衔接意味着，王阳明的关注点并不在于具体的用兵之法是什么，而关注这些用兵之法背后的元方法，即“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就是对具体战争情势的审查和判断。

在《用间》篇中，王阳明也指出了“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的注解：

用间与乘间不同，乘间必间自人主，用间则间为我用。知此一法，任敌之坚壁完垒，而无不可破，横行直撞，直游刃有余了。总之，不出“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语。

《用间》篇是《孙子兵法》中比较独特的一个篇章，它与《火攻》篇一样，多提及在战争中的一些具体做法。但与《火攻》篇不同的是，《用间》篇多讨论在战争中用间与防间的问题。而王阳明在这里提及了“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到底用意如何呢？

从王阳明的批注中来看，他认为能够分辨敌方的间谍以及良好地展开对敌国的间谍行动，就能够很轻松地战胜敌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要遵循“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的办法。这里就要从几个方面来考虑此一篇中“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的具体含义。

1.从整体上来说，王阳明在这一篇中所运用的“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仍没有突破“审查”这一层含义，这是我们分析的前提。

2.此篇批注所提及“间”的部分，分为用间与乘间。用间层面的“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应有以下的两方面：（1）详细审查我方间谍人员的底细，以方便采取间谍行动；（2）审查彼我战争的情势，在恰当的时机派出合适的间谍人员进行间谍活动，以在信息层面获得战争的主动权。

王阳明在用间方面所指出的“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就是审慎地考察敌我间谍的具体情况，并针对具体的情况采用相应的对策。

乘间层面的“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其内涵也应有两方面：（1）君主（或主将）用审查的方法来识别离间本国君臣关系的间谍情况；（2）我方了解了敌方的间谍情况后，再审查我方的信息情况，对敌方间谍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利用，以在信息上获得战争的主动权。

从以上五篇王阳明对《孙子兵法》的批注中，可以总结王阳明所阐释的“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之具体含义。

1.从总体层面来看，王阳明对五篇

“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的阐释，还是没有脱离之前的判断，即对于战前战时敌我情形的具体分析和判断。但是在具体的篇目当中，“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又有所不同。

2.王阳明在《作战》《谋攻》两篇的批注中对“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的应用，偏重于在战前对敌我情形进行具体分析和判断，而《虚实》篇在战前进行具体分析和判断的同时，更强调在临战之时对敌我情形进行一定的判断，在这里“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的目的就是判断情势后，力图在战争前和临战时争取胜利，即“备战”。

3.在《军争》和《用间》两篇的批注中，王阳明则是从对开战后双方瞬息变化的情势的审查和分析角度使用“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在这里，“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就是在战争中灵活运用战法，对战场情势进行具体分析与判断，抓住敌方弱点进行有效打击，获得战争胜利，即“度情”。

从“备战”与“度情”两个层面，我们得出了王阳明对《孙子兵法》中“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的多层次理解，但是无论是“备战”还是“度情”，我们都要认识到，王阳明眼中的“校之以计而索其情”都是要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来进行判断，战前和战时、“备战”与“度情”，都是一条原则的不同层次的应用，绝不可割裂，这也是王阳明对待战争的智慧。

三、“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与阳明心学之间的关系

前文对于“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的说明中，多是针对此句的含义加以分析与解释，而此句中的内容也大有可以讨论的地方，比如“计”和“情”到底是什么？这二者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关联？苏成爱在《王阳明军事著作校注》中提到：

阳明于《孙子》首篇评语和注语中，即反对用兵“全以阴谋取胜”的说法，他认为用兵的“神明妙用”以及“兵家秘密”全都在于“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上。所谓的“计”是主观的，“情”是客观的，阳明追求二者的统一。

在这里苏成爱把“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中的“计”和“情”分成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看，是合适的，但是还值得商榷。王阳明对“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的一个特殊应用——在《谋攻》篇的批语中，王阳明仅用了“校之以计”的前半段内容，用以与“上兵伐谋”相对应，而在我们之前的分析中，这一篇中的“校之以计”就是战前对敌我情境和态势的分析和考察，从这里来看，“计”的内容应该和苏成爱“主观”之语有关，但是在何等意义上主观，主观的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苏成爱倒是没有解决清楚。

“计”到底主观的是什么？在何等意义上它是主观的？要回到“校之以计”的内容中来考察它。“校之以计”的意义已经分析清楚，而这其中需要认真考量的就是

“战前”“敌我情境”二者。试想，如果在战前想要分析敌我情势，只能从“主观”的角度来考量敌我的态势，因为在战前能够获得的敌人态势很有限，只能尽量“客观”地来看待敌我的态势，力图做出最准确的判断与分析。因此，在客观条件上来看，战前的“计”则更显得主观一些，但是“计”并不是完全主观的，它只是在结果上由于客观条件的缺陷而显得主观，其观察和判断的所有现有条件都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同样，“索其情”的“情”也是在观察判断的现有条件均为客观的前提下，在结果上相较于战前的“计”更加客观一些（因“情”，即战时获得的敌方消息要比战前更加丰富一些）。

所以可以试着去分析“计”与“情”之间的关系。要明确的是，“计”在时间顺序上提前于“情”，以“情”虽然较“计”在结果上更为客观化，但是其内容和方向却是由“计”所指引，即使“情”与“计”有着很大的不同，也是因为外部客观条件的变化导致了战前之“计”的错误。但是仍要注意的是，无论是“情”还是“计”，都是对敌我态势的客观判断，而绝非主观臆断。所以我们可以说，在王阳明这里，“情”是“计”的精确结果，“计”为“情”指引了方向，但是“计”与“情”是动态合一的，二者并行不悖，互相结合，缺一不可。

可以从“计”与“情”的关系中发现一些端倪。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曾有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些观点也就是后世所论的“知行合一”，我们把知行合一列在这里，并不是要说“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和“知行合一”之间是否能够互相转换，也不是要讲二者的对比，而是要思考王阳明在提出两种命题之间的思维方式的共同点。在“知行合一”之中王阳明所关注的重点是知行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以及知行合一的最终目的——指导践履笃行。而在“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中，王阳明所关注的重点就是“计”与“情”主客观之间的动态平衡，同时也直接强调

“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是“兵家秘密藏”，即着重考量这一原则在战争展开前与展开中对客观世界的考察与指导作用，并强调其对于战争胜利的意义。

从以上这两方面来看，王阳明在思考军事问题与哲学问题时采用的方法是一致的：都以指导实践为目的，从整体出发，分析部分，最终又回归于整体以服务于实践。《武经七书评》这部作品应该是王阳明在致力于理学思考之前的作品，此时的他刚刚二十几岁，还没有开始对理学思想进行完备的考量，但是表现出了与此后他心学思想一致的思维方法。这也就是王阳明所解读出的“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之内涵与阳明心学之间的关系：由于关注的领域不同，二者并不是在内容上具有共通点，而是在思维模式与方法上一致。

王阳明对“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的思考，展现了他对兵学研究的独特心得，即无论在战争开始前，还是战争开始之后，都要注意全方位考量敌我之间的态势转变，从而制定出正确的策略以掌握战争主动权，进而获得战争的胜利。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王阳明在思考和运用“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时，所采用的思维方式是着眼实践、关注全局。对王阳明关于“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认识的考察，有助于深入理解王阳明的军事思想，也加深了对王阳明思想的认识，有助于进一步推进阳明学的研究和发扬。

本文原载《孙子兵法研究》2026年第5期

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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