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这六双袜子，是廖承志从外地带回延安后送给陈云的。对今天的人来说，六双袜子并不算什么；在物资紧缺的抗战时期，却是一件很难得的用品。陈云经常步行，袜底磨损尤其快，于若木便琢磨起了改袜子的办法。
她没有简单地补几个针脚，而是把袜底从前面一直剪开，翻到脚面位置，再在袜子的前头和后跟处加布。袜底用三层布纳牢，缝好以后，磨破了还能再换。看起来只是针线活，背后却是延安生活中“能省则省、能修不换”的实际准则。
有人问陈云：“这样穿，脚上不硌吗？”于若木笑着回答：“结实些，走路也踏实。”这段话未必是原样记载，但很符合当时的生活逻辑。六双袜子经过反复修补，陪伴陈云度过了延安岁月，后来被概括为“穿了八年”。
袜子的故事，和两人的婚姻生活连在一起。1938年3月，陈云与于若木在延安结婚。婚礼没有铺张布置，中央组织部的会议室成了喜宴所在，桌上摆着花生、瓜子和糖果，陈云花一元钱置办了这些简单物品。
所谓“花烛”，不过是一只盛着麻油的碗，油里插着一根灯芯。新房里没有像样的家具，也没有新被子和新床单。陈云送给于若木的是一本革命理论书籍，于若木回赠的，是一个小巧的英国产计算器。两件物品都不贵，却带着各自的生活印记。
于若木当时还在中央党校学习。她常住桥儿沟，周末才回到陈云身边。窑洞里的被子用了很久，棉花结成硬团，盖起来一边厚、一边薄。一个星期天，她拆开被胎，逐团撕松棉花，再重新铺平、缝牢，一直忙到深夜。
陈云担心她耽误第二天的课程，催她早点休息。于若木嘴上答应，手里的活却没有停。那床旧被子重新恢复了保暖作用，靠的不是添置新物，而是把已有的东西用到极致。
棉衣也有类似的情形。棉花沉到衣服下摆，肩背处反而单薄，于若木拆衣时一针一针记下原来的缝法，重新把棉花铺匀，并特意在后背和双肩加厚。对于窑洞里的寒气来说，这种处理比一句“多穿点”管用得多。
这种精打细算，并非陈云夫妇独有，而是延安艰苦环境下形成的共同习惯。1941年1月，中共中央再次提出精简节约、生产自救，机关干部和部队投入大生产运动。于若木不会只等着分配物资，她纺棉线、织毛衣，还在窑洞前开荒种地。
她曾在院子里种玉米和西红柿。浇水要到远处挑，施肥要挎着粪筐去取，除草、搭架、打杈一样不少。收获以后，她把成熟的西红柿用开水处理，再挤出汁液给孩子食用。这些做法谈不上精致，却体现了当时对卫生和营养的重视。
1942年，边区缝制军衣的任务增多。机关的缝纫机白天要使用，于若木只能等孩子睡熟后，摸黑走到杨家岭赶制衣服。夜深以后再独自返回，路旁的犬吠常常让她心惊。陈云在油灯下处理工作，等她回到窑洞。
家里请来保姆王玲后，陈云仍坚持不浪费粮食。一块没有吃净的洋芋，一小片尚能使用的肥皂，他都舍不得丢弃。王玲后来回忆，陈云对她说过：“这点肥皂还可以用嘛，浪费了可惜。”
1943年，边区生产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陈云没有因此改变习惯。棉衣里的棉花结成小团，秘书准备领新棉花，他却说：“新三年，旧三年，补补纳纳又三年。”破被面要更换，他也提醒大家，困难时期不能讲排场。
值得一提的是，节俭并没有让这个家庭显得冷硬。王玲的亲属从延川来访时，陈云让出座位，亲自递饭，还询问当地百姓的生活情况。于若木则教身边工作人员识字、读报、写信。物质上省着用，待人接物却很周到，这是陈云夫妇在延安留下的另一种生活气质。
1995年4月10日，陈云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于若木此后继续从事儿童营养和健康方面的工作，并学习相关知识。2006年2月28日，她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那六双旧棉袜，留在关于延安生活的记忆里，针脚密密麻麻，正如那个年代留下的日常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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