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孔勇：笑声底下的悬崖——丁耀亢顺治十一年的一场酒局

顺治十一年，北京。丁耀亢过访任濬，落座之后，笑了，笑声甚大。

座中有三人。主人任濬，时任总督仓场、户部左侍郎，加都察院右都御史衔，从一品与正二品集于一身，当时朝中屈指可数的重臣，亦是丁耀亢的青州同乡，早年同窗旧友。作陪者刘必显，任濬天启四年乡试的同榜举人，彼时入仕未久，尚在基层任职。此人当日毫不起眼，然两百年后，其曾孙刘墉即为世人熟知的 “宰相刘罗锅”。而放声大笑的丁耀亢，年五十六，官居八旗教习——一个教旗人子弟读书的卑微学官。依例，他当端坐谨言。然而他没有。

篱下广文亦被呼，司农堂上笑声粗

“广文”乃学官之自称，“篱下”则是他自甘卑位之辞。然而“笑声粗”三字，分明是将规矩抛诸脑后了。在清朝官场，一个教习于侍郎座前纵声大笑，传出去自不免为人所笑。但任濬不以为意。缘由无他，既是同乡，又是自幼同窗的故交。乡谊之情，有时较品秩高低更见分量。

逡巡入户行公礼，潦倒抛冠号酒徒

依三人交情，根本无须官场上那些繁文缛节，但入门之际，丁耀亢却仍不忘老友间诙谐嬉闹，行礼而入。 “逡巡”二字，写尽了欲进又退、心怀忐忑之态。席间刘必显默坐一旁，偶举杯相属，不多言语——他在这场酒局中的位置，恰如一截安静的衬底，将另两人的笑声与牢骚映得更分明。然而数杯之后，冠帽一摘，便成了“酒徒”。清初剃发易服之后，冠帽绝非寻常饰物，而是顺服的标识，是覆于头顶的政治。摘下它，或不妨说，唯有在至亲至信之人面前，这一动作才不显 突兀 。

“酒徒”一词，用的是郦食其见刘邦的典故，高阳酒徒，自来是狂士的标记。但丁耀亢以酒徒自况，并非真为贪杯。他是要借此名号，遁入一个更为自在的名目之中，暂且卸下“广文”这层躯壳。一个是被动承受的，一个是主动择取的；一个是被安置于座上的，一个是自行落座的。以后者代前者，他为自己觅得了一处无碍的所在。

皂帽下僚烦位置，白头老友免揶揄

皂帽即黑色便帽。此处在诗中更取其象征义 ——寒素、卑微之谓，而非严格的服制品秩考据。丁耀亢说这顶帽子戴得“烦”，所烦者并非官职卑微，而是烦于被这一位置所定义、所吞没。唯一能令他稍得宽慰的，是“白头老友”四字。是年任濬五十九岁，丁耀亢五十六岁，刘必显五十五岁。三位白发之人，在官场中浸淫大半生，唯有在自家人面前，方不必忧心被人讪笑、被人构陷。

马鞯坐我终无赖，止可投鞭傍顾厨

此句为全诗最沉痛处。马鞯并非冠冕，不戴于头顶，而是垫于马鞍之下、日日贴身之物。正因其过于贴身， “坐我”二字方才如此沉重，仿佛长在身上，无法摆脱，磨砺既久，已不觉痛，唯余麻木。“无赖”者，无可奈何之谓也。他并非在发牢骚，而是已然认命：这一名目无从摘除，并非他不想另寻出路，而是别无选择。

“投鞭傍顾厨”一句，须分作两层来看。其一为阮籍之影。阮籍醉后辄卧于酒家之侧，不拘形迹，事见《晋书 · 阮籍传》。丁耀亢借此意，说自己只能将马鞭掷于庖厨之畔，躲入任濬宅中的灶间角落，饮一杯算一杯。马鞭象征权柄，灶台象征日常生计，他将二者并置，无异于摆出一个近乎荒唐的答案：他哪儿也不去，只蹲守在此角落，将这一个夜晚度完。

阮籍之卧，是醉后的放任；丁耀亢之 “傍”，却还藏着一层更古远的深意。东汉党锢之祸前后，天下士人交相标榜，品评出“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之目。“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 皆属于 宦官浊流相抗的清流名士。 “顾厨”合而为一，便是清流名士的代称。不妨作如是读：丁耀亢以“顾厨”二字，或暗合党锢清流之目——这条鞭子，只能掷于任濬这般清流长者之侧。并非随意觅一处灶台，而是寻一户配得上“顾厨”二字的人家，有德、有义、肯容人。此层意涵较阮籍醉卧更为深永：他并非单纯避酒，而是将自己托付于一个尚知清浊之分的人。

然而 “终”字仍在。明日清晨，他仍须将鞭子拾起，重新挂回马鞍之上。

三重名目，无一完整

此诗之中，丁耀亢至少有三重名目：卑微的学官，摘去冠帽的酒徒，翌日仍须戴上皂帽回到任上的下僚。三重名目，无一能涵盖完整的他。真正的他，悬置于马鞭与灶台之间，不着实地。

丁耀亢一生，对 “位置”二字思虑极深。他反复书写，以为位置之高低并非由己择取，全视世道愿意容纳几分。此语置于清初，道出一代士人共有的困顿：抱负犹在，途路已绝。他们目睹了旧朝覆灭，亦见证了新朝肇建，但真正使其困顿的，是如何将昔日理想安放妥当。这并非忠于谁的问题，而是放之不下，又不知置于何处。

三人小聚，非止叙旧

任濬亦身处同样的困境之中，甚至陷之更深。甲申年，任濬曾被李自成所俘。头皮为矛锋翻卷，血流至胸，几近于死。

那场浩劫之后，他因才德为朝廷所知，征召起用，后官至刑部尚书。旧伤在身，新朝在朝，两头皆无归路。他较丁耀亢更谙 “无赖”之味。

正因是数十年旧交，方得尽情倾吐。若非在挚友面前，更于何处发泄？

这顿饭，是同乡之聚，亦是数位不合时宜之人，在艰难境遇中以酒与笑声构筑的片刻喘息。他们谁也无法前行，亦无法退回，只能在此一刻，借一杯酒，将悬于半空的自己暂且托住。正因这无可奈何无法对旁人言说，才只能托付给老友。旁人眼中是无赖，老友眼中却是心照不宣。所谓 “无赖”，原是无可奈何之自况；而老友之所以不作无赖看，并非因为他们另有解法，恰恰因为彼此处境相通，深知那份无奈并非怯懦，而是困局使然。如此一来，“无赖”便不止于认命，更成了挚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旁人听见的是牢骚，故人听见的却是彼此未尽之言。

终无赖：最诚实的交代

诗的末尾停在 “顾厨”之畔，未给出答案。“终无赖”三字，是最为诚实的交代。他无可奈何。无人能奈何。他只是在这一夜，笑了几声，饮了几杯，将这首诗写了下来。

“无赖”二字，在丁耀亢笔下并非偶发之叹。翻检其诗集，类似的无可奈何之辞反复出现。《陆舫诗草》中写京华羁旅，屡有“浮名无赖”“岁月无赖”之叹；《归山草》里归隐后仍写“老去无赖”，纵退居乡野，那份困顿依旧如影随形。可见“终无赖”非一时一境之感慨，而是贯穿其半生的底色——自入京为教习，至归山隐居，这一无可奈何始终未曾消解。它不是某个夜晚的牢骚，而是一个人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持续认领。

正因如此， “终无赖”与“笑声粗”之间的辩证，便成了全诗最紧要的关窍。“笑声粗”是不肯全然认命——纵声大笑，是他对命运仅存的反抗姿态；“终无赖”则是认命了——无可奈何，别无选择。二者并非矛盾，而是一体之两面：正因为“终无赖”是真实的，那几声大笑才格外沉痛；也正因为大笑过，“终无赖”才不至沦为纯粹的颓唐。他将那个夜晚写下来，犹如在灶台边暗藏了一壶酒：明知明日仍须归去，但至少今夜，诗替他记住了自己也曾纵声大笑。

笑声落下，诗已写就。这场酒局的余韵，并未随夜色散尽，而是被席间一位不起眼的陪客带入了更长的历史。席间那位陪客是谁？正是刘必显 ——那个默坐其间、不多言语的人，在笑声与诗篇之间，悄然将一个夜晚的记忆带入更长历史的人。

附：同刘西水大行夜饮任司农宅 ——丁耀亢

篱下广文亦被呼，司农堂上笑声粗。逡巡入户行公礼，潦倒抛冠号酒徒。皂帽下僚烦位置，白头老友免揶揄。马鞯坐我终无赖，止可投鞭傍顾厨。

（见《椒丘诗 · 卷一》，作于顺治十一年）

附：刘必显小传

刘必显（ 1600—1692），字微之，号西水，山东诸城人。顺治九年进士，初任行人司行人，后迁户部主事。为官清廉，曾因得罪满族权贵而辞官归里，晚年筑“槎河山庄”，课子孙读书。其孙刘统勋为乾隆朝名臣，曾孙刘墉即为世人熟知的“宰相刘罗锅”。刘氏一族两百年间出十一名进士、八名三品以上官员，号称“一门三公，父子同宰”。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那位在任濬宅中与丁耀亢同饮的刘必显——那个在笑声与诗篇之间，悄然将一个夜晚的记忆带入更长历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