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塔纳古墓出土鸡鸣枕，博物馆用这几招成功修复

1979年4月底，吐鲁番的太阳已经能把戈壁滩上的石头晒得发烫。

阿斯塔那古墓群东南方向的一片台地上，几个人蹲在刚挖开的探方边缘，手里的毛刷一寸一寸地扫过土层。

墓道里的温度比外面稍低，但空气干燥得像一张砂纸，连呼吸都带着土腥味。

没有人说话，只有刷子摩擦泥土的沙沙声。

就在这道沙沙声里，探方底部露出了一角蓝底白花——那颜色鲜艳得不像在地下埋了一千多年的东西。

这片台地之下，是吐鲁番地区文物管理所的考古队正在清理的一座编号为79TAM382的墓葬。

阿斯塔那古墓群位于吐鲁番市东面约四十二公里的二堡、三堡一带，是古代高昌城乡官民的公共墓地，大约形成于公元三世纪到八世纪，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

从1959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进行了十几次大规模发掘，清理墓葬数百座。

1979年这次发掘，出土了大量从战国时期到唐代的遗存文物，质地涵盖皮质、锦质、绢质，另有陶瓷器、金银器、漆器等。

吐鲁番的气候帮了大忙。

这里年降水量极少，空气干燥，加上墓地地下水位在地面二十多米以下，墓葬中的尸体迅速失水成为干尸，随葬的纺织品也因此得以在极干燥的环境中保存下来。

在阿斯塔那出土的干尸总数近千具，多数脏器完整，而随葬的丝织品、麻织品同样受益于这种天然的“防腐”条件，颜色和结构都保留着当年的模样。

考古人员从墓室中清理出来的随葬品里，有一件造型特殊的枕头。

它整体呈元宝状，两端翘起，中间凹陷，表面蒙着一层蓝底白花的织物，上面隐约可见兽纹的轮廓。

墓室曾经被盗扰，这件枕头已残破不堪，但整体形制尚存，两端高高翘起的部分看上去像两只昂起的鸡首。

在场的考古人员后来为它取名“蓝底白花兽纹锦鸡鸣枕”，时代定为十六国时期。

鸡鸣枕并非阿斯塔那独有。

1959年，民丰县尼雅遗址的东汉夫妻合葬墓中出土了一件“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鸡鸣枕，长50厘米，宽13.5厘米，高9厘米，由一块织有“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铭文的文字锦缝缀而成，中间为鸡身，两端作鸡首相背状，白绢为底、叠放三层圆形红绢片缝出圆眼，天青和白两种绢剪出锯齿形鸡冠，枕芯填充的是植物茎秆。

1995年，尉犁县营盘墓地出土了汉晋时期的对禽对兽纹绮鸡鸣枕。

阿斯塔那古墓群本身也出土了多件鸡鸣枕，时代从十六国延续到唐代。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随葬衣物疏”记载了这类枕具的名称与用途。

衣物疏是记录随葬物品清单的文书，鸡鸣枕赫然在列，与“攀天丝”“脚靡”“手爪囊”等物一同出现在随葬品名单中。

这些文书与实物相互印证，说明鸡鸣枕在当时的高昌地区是一种制度化的随葬品，而非偶然的随葬选择。

在传统文化中，鸡被赋予了多重象征意义。

《太平御览》引《春秋运斗枢》记载：“黄帝之时，以凤为鸡”，鸡与凤的形象在此合而为一。

雄鸡报晓，一唱而天下白，因此鸡被视为辟邪镇妖之物，能够驱散黑暗中的邪祟。

在丧葬习俗中，鸡更被赋予了震慑、引魂与吉瑞的意涵，鸡鸣枕的使用表明这一区域深受汉地丧葬礼俗的影响。

死者枕鸡鸣枕，被认为可以使灵魂在鸡鸣中保持清醒和灵敏，同时庇荫子孙“闻鸡起舞”，催人奋进。

“延年益寿大宜子孙”的铭文反复出现在鸡鸣枕上，直白地表达了当时人们对生命延续和家族兴旺的渴望。

鸡与“吉”谐音，鸡鸣枕因此成为吉祥的象征。

在今天的河南农村部分地区，仍有为死者和孩童缝制鸡鸣枕的风俗，老人认为孩童使用鸡鸣枕可以耳聪目明。

这种从汉代延续至今的习俗，跨越了两千年的时光。

然而，从墓室中取出的这件蓝底白花兽纹锦鸡鸣枕，状况远比它被埋入地下时要糟糕得多。

丝绸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

蛋白质分子在漫长的埋藏过程中持续降解，分子链不断断裂，使丝织品的力学强度急剧下降。

出土时，这件鸡鸣枕的丝质表面已经变得极其脆弱，一触即碎。

不仅如此，表面还附着着大量泥土和枯草，枕芯内部填充的植物茎秆腐朽后留下了细密的土灰。

文物病害复杂严重，包括破裂、糟朽、泥土污染、褶皱、残缺、缝线断裂，甚至还有血渍污染和动物损害。

吐鲁番博物馆的馆员们面对这件残破的文物，决定寻找专业的修复力量。

一位名叫娜瓦的女研究馆员被选中，担任此次修复工作的组长。

修复团队面对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丝绸文物不同于青铜器或陶瓷器，它没有坚硬的质地可以依托，蛋白质降解后的丝纤维如同风化的枯叶，稍一用力就会碎裂成粉末。

团队首先对文物表面进行了清洗剥离，将附着的枯草与泥土逐一清除。

这个过程需要极大的耐心，每一块泥土的去除都要在显微镜下观察判断，确认不会伤及底层的织物组织。

表面清理完成后，鸡鸣枕被放入零下四十摄氏度左右的低温环境中进行消毒。

低温消毒是纺织文物保护的常用方法之一，纺织衣物上附着的虫卵和细菌在零至十五摄氏度的低温条件下便会死亡，而零下四十摄氏度的深低温处理则能更彻底地杀灭各类微生物，同时不会对蛋白质纤维造成化学损伤。

消毒完成后，修复团队开始处理文物表面的精细清洁。

他们使用吸水纸覆盖在织物表面，配合软毛刷轻轻刷拭。

吸水纸的作用在于吸附表面残留的微量水分和溶解的污物，而软毛刷则以极轻的力度扫除纤维间隙中的灰尘。

这两个看似简单的工具，在丝绸文物修复中却是最基本的“兵器”。

力度稍大，纤维就会断裂；力度不够，污物又清除不净。

每一次刷拭的力度和方向，都需要修复师根据织物的实时状态来判断。

为了确定修复所用的替代材料，团队借助了高显微技术和蛋白质序列分析手段。

通过显微镜观察丝纤维的微观结构，可以判断其降解程度和纤维的粗细、捻度；通过蛋白质序列分析，则可以确认蚕丝的种类，从而选择与之匹配的修复用丝线。

这种方法在丝绸文物修复领域已有成熟应用，中国丝绸博物馆首创的免疫分析法甚至能够在已经泥化、碳化、矿化了的丝绸残留物中检测出丝素蛋白的微痕。

对于这件鸡鸣枕而言，确定蚕丝种类是选择加固材料和缝线的前提——只有材质相同或相近的丝线，才能在修复后与原件保持一致的收缩率和老化速度。

缝制工艺是整个修复过程中最考验手艺的环节。

鸡鸣枕的形制特殊，两端鸡首部分的织物需要保持立体的造型，中间凹陷处则需维持自然的弧度。

修复团队在破损区域采用了夹层加固的方法，将破损部位夹在两层蚕丝织物之间，再一针一线缝合。

这种方法既能稳固破损部位，又能保持文物的原貌，针脚尽量与原有缝痕对齐，使修复后的痕迹在视觉上降到最低。

吐鲁番学研究院的修复人员在另一个鸡鸣枕修复项目中曾用三个月时间完成一件文物的修复，其间需要将枕体分解、除尘、清洗回潮，再重新缝合，每一步都要做详尽的信息采集和建档。

修复完成后的鸡鸣枕重新焕发出它原本的光彩。

蓝底白花的兽纹锦恢复了鲜艳的色调，两端的鸡首造型重新挺立起来，中间凹陷的弧度恰好贴合人颈的曲线。

当人枕于其上，两端的鸡头高高翘起，仿佛雄鸡正在引吭长鸣。

这件文物的修复意义远不止于让它“好看”起来。

鸡鸣枕承载着中原丧葬文化向西域传播的历史信息，它的造型来源于中国传统设计中的双头鸟纹样，而其丧葬功能则源自中原鸡文化的震慑、引魂与吉瑞之意。

透过一件枕头，我们能看到汉唐时期中原与西域之间的人员往来、文化交融，以及胡汉族群在丧葬习俗上的相互影响。

吐鲁番博物馆搬迁新馆后，许多原有文物的保护情况一度十分危急，鸡鸣枕的修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修复团队严格遵守“原真性、最小干预、可识别、可逆性”的文物修复原则，根据每件文物的特点编制保护修复方案。

参与修复的研究人员中，有临床医学专业出身、后来转行文物修复的陈玉珍，她将鸡鸣枕的破损区域夹在两层蚕丝之间缝合的方法，成为解决这类脆弱纺织品修复难题的有效路径。

修复工作完成后，鸡鸣枕被重新安放在展柜中。

它的表面仍然留有岁月侵蚀的痕迹，那些细微的裂纹和褪色的纹样没有被刻意掩盖。

但那些曾经一触即碎的丝纤维已经被稳稳地加固，蓝底白花的兽纹在灯光下重新显现出清晰的轮廓。

一千六百多年前，有人一针一线将它缝制出来，放进墓主人的头下；今天，另一双手用同样细密的针脚将它从碎裂的边缘拉了回来。

修复室的灯还亮着。

吸尘器低沉的嗡鸣声里，一把软毛刷正轻轻扫过鸡鸣枕表面的最后一点浮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