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出明初最狂的草书，五年后被人埋在雪里冻死

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南京城一间寓舍里，四十二岁的解缙铺开一卷长纸，提笔蘸墨。窗外是五月江南，湿热沉闷。他写的是自己在广西、交趾贬谪途中所作的七首诗。写到卷末，他落下这样一句话：“此余近日所作数诗，皆率尔而成，今又率尔书之。虽然，未尝敢弃古自为也。中间复笔、覆笔、返笔之妙，付有识者自辨之。”

“率尔”两个字，他说了两遍。率尔而成诗，率尔而书之。听起来漫不经心，满不在乎。可紧接着他又认真地说，自己从未敢抛弃古法，那些复笔、覆笔、返笔的精妙之处，留给有眼光的人去辨认吧。

这个人一生都在做这种事。嘴上说着不在乎，笔下却一丝不苟。

这卷《自书诗》长472厘米，75行，389字，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解缙写它的时候，刚从广西和交趾的贬谪之地回到京城。交趾就是今天的越南北部，明成祖永乐五年设省，解缙被贬到那里做参议。一个曾经的内阁首辅，编修《永乐大典》的总裁官，被一脚踢到了帝国最南端的瘴疠之地。

他写“约山中友”，写“北窗”，写“谢友人惠黄柑”，写“过梧州”“过藤县”。那些诗里有山水，有故人，有南国的荔枝和柑橘。字里行间看不出多少怨气，至少表面如此。

有一首《归乡偶作》写得尤其洒脱：“久客怀归归便休，乡园随处辄淹留。淋漓宫锦千锺醉，不用人间万户侯。” 万户侯算什么？我喝我的酒，醉我的醉。

这卷草书的用笔是急的。露锋凌厉，笔速迅疾，行笔如风雨骤至。笔画有时浑朴沉实，有时轻盈飘过，墨色枯润交替，像一个人说话的节奏，急促处几乎喘不上气，舒缓处又忽然慢下来。竖画多用飞白，一笔拉下去，墨尽了还在走，留下一道干涩的白痕，纵逸洒脱得不像话。

结字是歪的。每一个字都不肯老老实实站着，左倾右斜，却偏偏不倒。上下字之间用牵丝引带连着，左右行气互相呼应，远远看去像一场精心编排的混乱。章法经营得极有匠心，全篇一气呵成，神气自备。

吴宽评价他说：“永乐时，人多能书，当以学士解公为首，下笔圆滑纯熟。” 可这卷草书哪里只是“圆滑纯熟”？它狂放，它恣意，它“纵横超逸，奔放洒脱”。解缙的书法有两副面孔：一副是应制书写时工致稳健的台阁体楷书，另一副才是他自己的，纵情恣肆的狂草。这卷《自书诗》，是后一副面孔最集中的展现。

他写这卷字的时候，大概不知道自己只剩下五年。

解缙这个人，从小就是神童。洪武二十一年中进士，二十岁，朱元璋喜欢他，常让他侍立御前，对他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

他真信了。当天就上了一封万言书，指斥时政，说朱元璋法令屡改、刑罚太繁，说皇帝不该看《说苑》《韵府》那些杂书，该去编经史。朱元璋没杀他，只说他“年少而语夸”，让他回家读书。

后来朱棣登基，也说过类似的话：“敢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难得。”解缙又信了。朱棣拿大臣名单问他意见，他真的挨个点评：说蹇义“中无定见”，说夏元吉“不远小人”，说刘俊“不知顾义”。他把朝廷上下得罪了个遍。

再后来，朱棣立长子朱高炽为太子，却给次子朱高煦超过太子的礼仪待遇。解缙进谏，说这样会引发兄弟内斗。朱棣大怒，觉得他在离间父子。永乐五年，解缙被贬广西，再贬交趾。永乐八年，他回京述职，朱棣北征不在，他向监国的太子汇报了工作。就这一件事，朱棣以“私见太子”的罪名把他下狱。

锦衣卫的诏狱里关了五年。永乐十三年冬天，朱棣翻看囚犯名单，看到解缙的名字，说了一句：“缙犹在耶？”锦衣卫指挥使领会了意思，把解缙灌醉，埋在雪中。四十七岁的解缙，冻死在雪里。

那卷《自书诗》，他写于入狱前几个月。卷末送给了“祯期”，是他哥哥解纶的儿子，也擅长书法，“不失门风”。一个四十二岁的人，刚从贬谪地回来，前途未卜，把自己最得意的作品送给侄子。他说“付有识者自辨之”，像是在交代什么。

解缙死后，这卷字流传了五百多年。明王穉登在卷后题了跋，清代安岐、乾隆、嘉庆、宣统都收藏过。后人看它，说它“纵横超逸，奔放洒脱”，说它“首开晚明狂草之先河”，也说它“纵逸有余，蕴藉不足”。

褒贬不一。可那些评价的人，没有一个被埋在雪里冻死。

这卷草书的价值，或许恰恰在于它的“不自由”。

解缙写它的时候，刚从贬谪地回来，知道自己不被皇帝喜欢，知道自己随时可能再被踢走。可他写下的那些字，没有一丝讨好的意思。

笔锋露着，速度提着，竖画拉出飞白，收都收不住。他在卷末说“未尝敢弃古自为”，可他的笔分明在说另一句话：古法我守住了，但怎么写，是我的事。

四百多年后，我们站在故宫博物院的展柜前，看这卷75行389字的长卷。纸已经泛黄了，墨色却还浓着。那些歪斜的字还在互相搀扶着站立，那些飞白的竖画还在往下走，像是要走到某个地方去。

解缙没有走到。他被埋在了雪里。但他的笔意却依然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