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阳｜陈燕发 一个从母市市长变成新市书记的人，一座被拆出来的城

一、他的底色

陈燕发，又名陈恒展，1930年10月生，揭阳县渔湖区溪南乡西寨村人，农民家庭出身，1949年11月参加工作，1951年3月入党。历任村乡农会青年委员、乡长、党支部书记，渔湖区委副书记，梅岗公社党委书记，揭阳县委农村部长兼农办主任、县委副书记，澄海县委书记，汕头地委常委兼潮阳县委书记；1983年地市合并后任汕头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1986年起任汕头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1991年12月任揭阳市筹备组组长，1992年3月任揭阳市委书记，1993年2月起兼广东省七届政协常委，1996年6月退休，2012年10月逝世，享年83岁。

这条履历有两个特征值得注意。

一是他是潮汕分市三个人里，唯一一个曾经管过"母市"的人。潮州的首任书记陈远睦是从汕尾调回来的，汕头留任的是林兴胜，而揭阳的这个人，一年前还是汕头市市长——也就是说，他要拆的这套房子里，有一半账本是他自己经手的。这对1992年的揭阳意味着一件极要紧的事：财物划分、人员划转、指标切分，这些最容易撕破脸的事，由一个知道原账怎么记的人来谈，谈起来快，也谈得下去。省里把他放在揭阳而不是潮州或汕头，这个选择本身就有讲究：新市最缺的不是干劲，是对老底子的熟悉。

二是他是本地人，而且是揭阳土生土长、从村农会一路干上来的。渔湖、梅岗、县委农村部——他履历上的每一个台阶都在揭阳这片地上。这和潮州的陈远睦同构（东凤村出来），也和汕尾那一路同构。但对揭阳来说，这个身份有一层额外的含义：他要面对的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个刚被剖开的家。宗族、侨眷、宗亲网络、老县城的体面，以及"我们凭什么比潮州矮一头"的那口气。一个外地干部来谈分家，谈的是文件；一个西寨村出来的人来谈，谈的是人情。而在这种事上，人情往往就是文件。

还有一处细节必须写下来：1992年1月3日，他带着从汕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借来的5位干部抵达榕城，正式展开组建工作。 五个。一座四百多万人口的地级市，筹建班子从五个借来的干部开始。这句话比任何形容词都更能说清1992年的揭阳是什么样子。

（注：任职起止月份、兼任职务以《揭阳市志》和组织史资料为准。）

二、1992年的揭阳是什么样子

它是三个新市里唯一一座"本来连市都不是"的城。 潮州升格前已是副地级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汕头是老特区；揭阳则是一个县——1991年的揭阳县，刚刚评上广东省历史文化名城，但它终究是个县。所以它的升格带着一种别处没有的生涩：它不是从半级台阶往上走，它是从地上直接站上桌子。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它的第一件事不是发展，而是学习怎么当一个市。

它刚从一场拆分里走出来，而且这场拆分把它放在了最难的位置上。 潮汕核心区分成三个互不统属的地级市，两千多年来头一回。对揭阳来说，这意味着两件事同时发生：它拿到了独立的事权和财权（不用再经汕头审批），但也从此背上了一个永久性的难题——它夹在汕头和潮州中间，两头都有名头，它自己没有。 港口、机场、铁路的盘子要跨市协调，而谁也不服谁。这个结构性困境，是他那一届就看见、却一辈子也解不开的题。他自己在1992年5月的讲话里把话说得很直白："揭阳建市后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而又非常有利。"严峻在前，有利在后——这不是套话的顺序，是掂量过的顺序。

它的家当很小，人很多。 1991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81.3亿元（工业48.39亿，农业32.9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5.18亿，外贸出口1.92亿美元，财政收入2.26亿；面积5240.5平方公里，人口449.3万——粤东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地级市。人均算下来，每一样都薄得透光。 工业以五金、纺织、食品、塑料、玉器为主，全是小作坊式的集群；农业有荔枝、龙眼、橄榄、水产；财政紧得连路灯都要算着开。而它手里攥着的，是一个四百多万人的盘子要从头搭班子。这是揭阳此后三十年最深的张力：人多、地大、钱少、底子薄。

它的第一张城市总体规划，是直接沿用旧县城的。 1992年1月24日，市领导小组同意把《揭阳县城总体规划》作为《揭阳市市区总体规划》，规划区总面积181平方公里，城市建设区30.44平方公里；同年4月16日市政府发文继续实施。一座新地级市，用的是旧县城的图纸。 这句话要写清楚分量：它不是不重视规划，而是来不及。他能做的，是先让机关有地方办公、学校有地方上课、市场有地方开市，图纸以后再换。这种务实，是一个从村农会干起来的人才敢认的账。

三、他任内做的几件事

第一件：把班子搭起来，而且是在五个借来的干部基础上搭起来的。 这是最枯燥也最要紧的一件。组建市委、政府、纪委，筹建人大政协，榕城区、揭东县同步筹备，再把揭西、普宁、惠来从汕头那边接过来；干部调配、资产划转、财政权责划分，一笔笔点清。这笔账比宜春、上饶、抚州都难算——因为这一次分的不是上级地区的家产，而是同城兄弟的家产，而且他自己一年前还在另一边管账。他做过几件很实在的事：1992年5月1日揭牌，不搞隆重仪式，只开一个市、县、镇三级干部工作会议，共商新市发展大计；1992年1月18日发布《关于整治市区市容卫生交通秩序的通告》——班子还没齐，先把街扫干净。这说明他知道过渡期靠的不是排场，是靠秩序。

第二件：让民营经济活下来。 这是他唯一能署名、也唯一该署名的一笔。立足本地实际，扶持民营经济发展，鼓励个体私营企业做大做强；推动五金不锈钢、纺织服装、食品饮料、玉器珠宝、塑料鞋业等传统产业规模化、集群化。这里必须说清一点：他没有搞"全市一盘棋"的大集中，而是让各县各守一头——榕城做商贸与行政中心，揭东做靠近汕头的承接带，普宁做纺织，惠来做海，揭西做山。这个选择在当时是唯一可行的（市本级没能力统筹，园区还没起来，财政养不起一个大项目），在后来看是有代价的（产业散、企业小、至今缺龙头，"中国五金基地市""亚洲玉都"的牌子响，体量却不匹配）。两句话都是真的，不该只留一句。

第三件：把路指出去。 他在1992年5月的讲话里明确点出两样东西：324国道改造工程和广梅汕铁路。这两样不是他任内建成的（广梅汕铁路1995年全线通车），但是在他任内被写进了新市的发展大纲。这句话要写得克制：他做的是把方向定对，不是把铁轨铺完。 对一个夹在两个有名头的城市中间的新市来说，定方向比修路更难，因为方向选错了，路修得再好也是给别人修的。

第四件：把农业和山区托住。 推动荔枝、龙眼、橄榄等特色水果种植，发展海水养殖与海洋捕捞，扶持农产品加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统筹平原与山区县域发展，发挥惠来海洋优势；抓好农田水利，推进扶贫开发，改善揭西等山区县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完善乡镇管理体系。这些事署名困难，也不产生叙事红利，但对住在揭西山里和惠来海边的人是实打实的。1992年10月，市政府召开农业优质、高产、高效经验交流会，他到会讲话——一个新市的第一年，开的会是农业会。这个细节比任何口号都更能说明他那届的重心在哪。

第五件：把人稳住。 加大教育医疗投入，改善城乡公共服务；推进中小学改扩建；维护社会稳定。1992年的揭阳，刚从拆分里出来，人心是最容易浮的东西。他能做的是让机关照常上班、学校照常开学、市场照常开市。这三样都署名困难，但任何一样失手都是大事。同年10月，市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二十年追赶亚洲四小龙"的目标——这话今天看是热的，但在当时，它是一个新市给自己打气的方式。

第六件：把文脉留住。 揭阳学宫、进贤门、榕城古城格局，潮剧、潮州音乐、英歌舞——重视历史文化保护，在城市建设中强调保护古城格局。这里要说得克制一点：他任内做的是"止血"，不是"复兴"。学宫成片修缮、古城活化、文旅出圈，都是后来的事。但他那一届做对了一件极关键的事——在最没钱、最想上工业的年代，没把老城当成可置换的地皮。老房子一旦拆了，后面再有十倍的财力也建不回原样。

四、有几句话留在这里

时间归属必须分清。揭阳后来的大事——中国五金基地市、亚洲玉都、大南海石化、潮汕机场、厦深高铁梅汕高铁交汇、GDP迈上新台阶——相当一部分是在他离任之后才充分显现的。普宁1993年才撤县设市，军分区1993年4月才挂牌，广梅汕铁路1995年才通车。1992年的真实状态是：牌子刚挂，班子刚凑齐，图纸是旧县城的，办公室是借的，干部是从汕头借来的五个。 把这些压进"撤县设市当年"，是时间错置。

成绩要写在城市身上，名字很难被记住。他在揭阳约一年半（1992年3月至1993年10月），公开痕迹不多。可以确定的是：他在这个位置上时，机构立起来了，三级体制理顺了，老城没拆，集市没散，第一批孩子进了新盖的学校，五个借来的干部变成了一整套班子。这就够了。

客观地说，他任内的揭阳底子仍然很薄。工业小散弱、中心城区太小、县域各自为战、拆分后的协同成本从此成为永久支出，而且他任期太短，短到几乎看不见任何一项工程收尾。他留下的东西几乎全是框架性的——架子搭对了，底线守住了，第一笔画出去了。至于后来加盖的那些楼层，记在他名下不合适；但要说这些楼层盖得起来，地基确实是那一年打的。

去向本身就是评价。1993年10月交班后，他任省七届政协常委，1996年6月退休，终其一生留在广东，2012年在揭阳逝世。一个主政过汕头市、又亲手搭起一个新市班子的人，终点是省政协常委。 这话听着平淡，但恰恰说明他那几份答卷的性质：不是用来提拔的，是用来托底的。组织上把一个擅长分家、擅长守摊的人放在最难的过渡岗，用完就放回政协——这是对"稳"字最高也最沉默的认可。

五、怎么给他定位

对照前面写过的那些人：吴健民接手的是对着澳门的一片滩，他把门打开、把底线守住；刘峰接手的是1.6平方公里的沙丘，他把沙丘推平、把亲戚请回来；陈远睦接手的是刚被拆出来的千年府城，他把家分清楚、把古城留住；张高丽接手的是突然没了特权的深圳，他把面子刮干净、把赌注押下去；黄华华接手的是挨了金融危机一巴掌的广州，他把窟窿按住、把骨架换掉；危朝安、陈达恒、钟键华那一组，接手的都是身份刚换的城，他们先把体制转稳。

陈燕发和陈远睦最像，也最不一样。一样的地方在于：两人都是1991年12月同一纸批复里生出来的两个新市的第一个书记，都是本地土生，都是从村乡干起，干的都是过渡期的活，留下的都是框架性的东西，去的都是人大或政协。 甚至——他们是同一个分市领导小组里的组员（林兴胜任组长，陈燕发、陈远睦、吴波任组员），一起坐在那张桌上把潮汕分成三份。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潮州是被抬上去的（副地级市升格），揭阳是被拆出来的（一个县直接变地级市）；陈远睦守住的是一座本来就有名分的城，陈燕发搭起的是一座连名分都要从头学的城。

他能做的事少得只剩两件：把家分清楚，把人拢起来。而这两件事，恰恰是一座四百多万人的新市唯一不能跳过去的两步——前者错了，城立不起来；后者错了，城立起来了也是散的。

他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是这组人物里唯一一个任期最短之一（约一年半）、唯一一个从母市市长转任新市书记的人、也是唯一一个带着五个借来的干部进城的人。一年半，不够看见一条铁路通车，不够等到一块国家级牌子，不够开一次像样的总结会。但他站上去的那一天，公章刻出来了，旧县城的图纸被当成新市的图纸用了下去，老城的瓦没再掉，集市照常开，第一次有人以"地级揭阳市"的名义把账汇总上来。这就够了。

今天的揭阳，五金卖遍全国，玉器雕到亚洲最大，石化项目在惠来海边立起来了，机场高铁都有了。数字不算惊人，可你要是夜里站在榕江边往老城那边看，还是会发现一件事——这座城的命，从来不在它后来拿到了多少顶帽子，在它肯不肯在被拆成三份之后，还坚持把那条老街、那个学宫、那口灶守住，然后拿五个借来的干部，把一个四百多万人的家撑起来。1992年那个人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别让这份家在换牌子的时候散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