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1年秋，南京一处法庭内，58岁的鲍君甫面对死刑判决，忽然提出一个让审判人员意外的名字：陈赓。他没有拿出证件，也没有旁人替他证明，只说自己曾为共产党工作，陈赓能够说明情况。
这句话听起来近乎孤注一掷。新中国成立后，鲍君甫长期担任国民党方面职务，又做过反省院副院长，档案中的身份并不简单。更棘手的是，他没有按要求主动登记，案件因此被当作重大问题审查。
鲍君甫1893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前山，早年赴日本求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回国后，他熟悉日语，也熟悉上海租界、商界和青帮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样的经历，在普通人身上是履历，在地下工作者眼中，却是一张难得的通行证。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鲍君甫因替进步人士说话被捕，后来经蔡元培出面才获释。出狱后，他被吸收到国民党党务调查系统。表面上，他进入了敌方机关；实际上，命运已经把他推向另一条道路。
1928年，陈养山与鲍君甫重新取得联系。陈养山是中央特科成员，负责传递和联络工作。他看中的并非鲍君甫一句口头承诺，而是此人所处的位置、掌握的关系，以及在危险时刻敢不敢承担后果。
同年五月，陈赓在上海与鲍君甫见面。地点并不神秘，只是一处普通的咖啡馆。陈赓没有长篇试探，只把需求说得很直接。鲍君甫沉默片刻，答道：“愿意帮忙。”从这次会面起，他开始为中央特科提供情报。
掩护必须做得像真的。特科有时故意让他接触一些已经转移的据点和无关紧要的材料，使其能够在国民党机关内“破案”立功。1929年，他被任命为中统驻沪特派员。身份越显赫，能接触的机密越多，但暴露后的危险也越大。
他的作用，不只在传递消息。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后来能够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核心岗位，与鲍君甫的引荐和周旋有密切关系。敌方机关内部的电报、调令和人员动向，因这些隐蔽安排而不断传到共产党方面。
1931年，关向应被租界巡捕逮捕，随身文件也被搜出。鲍君甫利用自己熟悉机关流程的便利，参与处理那批材料，并设法让真正重要的文件失去作用。关向应随后被移交，经过多方斡旋，最终获释。这类行动没有枪声，却同样是在生死线上行走。
危险很快追了上来。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并叛变，中央特科许多人员的情况都可能暴露。鲍君甫也未能置身事外，不久便被捕入南京宪兵司令部。在那里，他见到了同样被关押的陈赓。
两人曾经秘密合作，如今却只能以囚徒身份相见。鲍君甫没有承认真实关系，敌方也始终缺少确凿证据，只能以“失职”等名义处置。1932年，他被保释出狱，此后与组织失去联系，身份也变得更加尴尬。
1934年起，鲍君甫担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长。这个机构专门关押和“改造”政治犯。他身处其中，仍尽力为被关押者提供方便，能周旋的便周旋，能放走的便设法放走。只是这些事情很难留下公开凭证，许多当事人也无法替他作证。
因此，1951年的审判格外棘手。鲍君甫喊出陈赓的名字，并不等于案件立即翻转。南京法院院长鞠华向当时在云南工作的陈赓发函核实，等待持续了三个多月。
1951年11月24日，陈赓的回信送到。信中确认，鲍君甫早在1927年前后便与共产党发生关系，自己被捕时还曾与他同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但陈赓没有替老战友一概开脱，而是明确表示，对鲍君甫后来的表现“详情不知”，建议以注意、管制为宜。
这封信最关键的地方，正在于它没有把复杂经历说成一清二楚。陈赓证明了早期关系，也保留了对后期情况的判断。对审判而言，这既是重要证言，也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1952年1月25日，南京法院改判鲍君甫功过相抵，实行管制一年，当场释放。此后，南京市公安局按月给予生活补助。1956年3月15日，南京军区派车送他进京，他终于与陈赓、陈养山等旧日战友见面。
1969年12月19日，鲍君甫病逝于南京，终年76岁。这个曾在敌方机关内部工作多年的人，留下的并不是一份简单履历，而是一段必须依靠证据、关系和具体行动才能辨认的隐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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