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传世国宝“渎山大玉海”是个盛酒器，里面装的是什么酒？

至元四年秋，大都宫城内的广寒殿刚刚落成不久。

殿前金露台上，六十名酒人分列两侧，二十人主酒、二十人主奶、二十人主膳，各戴唐帽，穿紫罗窄袖衫，北面而立——他们身后是一口通体墨绿的巨大玉瓮，瓮中液面在殿顶藻井投下的光影里微微晃动。

那一年，忽必烈刚刚击败与他争夺汗位的弟弟阿里不哥不到三年，这座他亲手选定在琼华岛最高处建造的宫殿，正要第一次用来大宴群臣。

而殿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口已经在大都皇家玉作坊里雕琢了五年之久的大玉瓮。

它是一整块石头。

二、元代宫廷酒海概述

成吉思汗的孙子入主中原之后，大都的宫城里出现了三种器物，被后世研究者并列为元代宫廷三大标志性陈设。

第一种是刻漏，计时的机械装置，安放在皇帝龙座正南，由两名挈壶郎专门掌管。

第二种叫“主膳”，蒙古语称“博儿赤”，实际上是专司存放马奶子的容器，二十人负责看守。

第三种，就是“酒海”——位置恰好在漏刻的南面，酒人面朝北站在酒海之南。

按照《元史·舆服志》的详细记载，酒人共六十人，分为三班，主酒的二十人蒙古语称为“答剌赤”，主奶的二十人称为“郃剌赤”，主膳的二十人称为“博儿赤”。

六十人，全部只为伺候这一排容器里的酒。

酒海，就是那个时代对巨型贮酒容器的称谓。

而元大都宫城里的这口酒海，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整块玉石雕成的。

它的名字叫“渎山大玉海”。

关于“渎山”二字，历来有不同的说法。

一种流传较广的解释认为，玉料采自四川岷山，该地古称“渎山”，所以冠于名前。

但清代的考据学者已经指出，这种说法站不住脚——“渎山”其实指的就是琼华岛本身，因为四面有水围绕，故而称之为“渎山”；“大玉海”则极言其大，同时寓有“海德”“海量”的深意。

不论哪种解释更接近原意，“海”这个字所指向的，都是容量之大，大到可以用海来计量。

这口玉海制作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年，也就是公元1265年。

《元史·世祖纪》中留下了一行简短的记载：“至元二年十二月，渎山大玉海成，敕置广寒殿。”

这行字极为简略，却极为确凿——元史上为一件器物专门记上一笔，本身就说明了它在当时的地位。

广寒殿的位置，在今天北京北海公园白塔所在的山顶。

元世祖忽必烈营建大都时，以金代的琼华岛为中心，将琼华岛改名为万岁山，在山顶最高处建起了这座广寒殿。

据元末进士陶宗仪的《辍耕录》描述，广寒殿“重檐藻井，文石甃地，四面琐窗，缀金饰云”，殿内有金嵌玉龙御榻，左右列置文武大臣的坐床。

而渎山大玉海，就架设在皇帝御榻与公卿坐床之间。

这件玉海，体量惊人。

它通高七十厘米，口径最小处一百三十五厘米、最大处一百八十二厘米，最大周长四百九十三厘米，膛深五十五厘米。

现代科技检测给出了更为精确的数据：质量在一千零五十三公斤至一千一百七十八公斤之间，容积为零点七二二立方米，可贮水七百二十二升，壁厚约十二厘米。

而传统史料中“可贮酒三十余石”的记载，折合约三千六百斤酒。

渎山大玉海周身浮雕着龙、螭、海马、海猪等十三种海洋生物图案，随形施艺，巧用俏色，通过浮雕与线刻结合展现海浪纹饰。

玉料的色彩以青白为主，间杂黑色斑纹，工匠按照天然白色斑纹的形态，精心雕琢出海龙、海马、海鲸等动物在汹涌波涛中出没的景象，“随其形”雕刻成鱼龙、海兽出没于波涛之中，形象生动，气势磅礴。

关于玉料来源，长期以来的说法是“黑质白章的南阳独山玉”。

2021年出版的《渎山大玉海科技检测与研究》确认了这一判断：材料产地为河南南阳，开采方法为露天开采。

专项课题组历时五年完成了这一系统研究，由北京市文物局原副局长于平研究馆员牵头，应用现代科学仪器进行了详细测量和检测。

但引人深思的是，如此巨大的器物，在元代文献中的记载却异常稀少。

课题组坦承，“宫廷大型器物为何文献记载甚少”至今不明，制作时的边角料去向也不清楚。

这件实物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它自身历史最大的见证者——史料沉默了，但石头没有说话，它只是在那里，带着七百年来的每一道刻痕。

三、渎山大玉海的规格与工艺

现代测量数据与传统文献之间的对照，揭示出一些耐人寻味的差异。

元代陶宗仪在《辍耕录》中记载它“大可贮酒三十余石”。

按照元代一石约合今一百二十斤来估算，三十余石约合三千六百斤，折合一千八百公斤左右。

而现代科技检测得出的质量区间是一千零五十三至一千一百七十八公斤，传统估算的“三千五百公斤”被大幅更新。

容量的计算则更为精确：七百二十二升，约合十四石多。

这说明元代文献中“三十余石”的说法可能包含了夸张成分，或者是按照某种不同于现代升斗的古代计量方式得出的结果。

但这丝毫不减损这件器物的非凡之处。

七百二十二升的容量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按每人每次饮一升来计算，这口玉海一次可以供七百余人同时举杯。

而根据《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载，忽必烈在皇宫盛宴上所用的饮酒器皿是金碗，酒从管中涌出注入大银盆，由司膳官一一盛给宾客。

渎山大玉海在广寒殿中的位置，很可能是宴饮仪式的核心——酒人们从这口巨瓮中舀取美酒，分注到金碗银盏之中，再呈递到皇帝和群臣面前。

雕琢这件玉海的工艺流程，从工艺特征中可见一斑。

研究识别出渎山大玉海纹饰中蒙元时期和乾隆时期的不同印迹与工艺特征，确定它在1265年制成，是蒙元时期宫廷用玉，加工制作为蒙元玉作，可以排除其为宋金遗物的可能。

这项鉴定同时表明，蒙元时期对玉文化的认识和玉器加工工艺技术，继承了宋金的传统。

工艺上最值得注意的，是“随形施艺”的手法。

玉料本身带有天然的色彩变化——青灰夹生黑斑色，间有白色纹理。

工匠没有试图消除这些“瑕疵”，而是巧妙地利用它们：黑色部分雕成翻腾的海水，白色斑纹化作浪花和云气，青灰色调则成为深海般的背景。

一件雕刻作品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工匠能否读懂石头。

这块从南阳独山露天开采出来的巨型玉料，经过五年雕琢，最终成为了一件承载着海洋意象的宫廷重器——以海量之名、以海物为饰，盛载着美酒，也盛载着一个草原帝国对中原宫廷礼仪的理解和重塑。

四、渎山大玉海所盛之酒的类型

渎山大玉海最初盛的是什么酒？

这个看似具体的问题，答案却并非单一。

在元代宫廷中，饮酒的种类远非今日想象的那般简单。

根据研究者对元代酒类文献的系统梳理，当时的酒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类：马奶酒、葡萄酒、粮食酒和配制酒。

每一类在宫廷和民间的饮用场景、地位和意义都各有不同。

而渎山大玉海作为广寒殿中最核心的贮酒器，其盛放之酒也会随着场合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米酒（粮食酒）

粮食酒是元代最普遍的酒类。

用黍米、糯米或黄米酿造，酒精度通常在十度左右，色泽微黄，口感偏甜。

元代政府专门设立“大都尚饮局”负责酿造上用细酒，设提点、大使、副使各一人。

又有“上都醖源仓”掌管接收大都转运来的米麴，并酿造皇帝临幸时供给之酒。

这套从中央到地方的酒务管理体系，说明粮食酒在元代宫廷日常饮用中占据着基础性地位。

至元二年渎山大玉海雕成后置于广寒殿，忽必烈“每逢行赏赐宴饮漓时，便在其中舀取”。

所谓“饮漓”，即是指滤去酒糟、取清酒而饮。

宫廷宴饮中使用粮食酒的场景相当普遍——在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前，金代中都的女真人饮酒时就已经“置大酒缸于席间，只用一个木勺子，自上而下循环饮用”。

蒙古人延续了这种豪放的饮法，但将容器从陶缸升级为整玉雕成的巨瓮。

忽必烈的日常膳食中，除了烤羊羔肉、藏红花拌生菜之外，还有一种用小米做成的啤酒——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低度粮食酒。

宫廷宴会上煮羊肉和烤全羊是不可缺少的两道菜，“再加上其他肥腻食物作为肉食的补充”。

与这样的饮食搭配的，绝不会是清淡的果酒。

粮食酒在此充当了宴饮的基本酒，用量最大，消耗最快，最需要一个大容量的容器来盛放。

渎山大玉海的七百多升容积，恰恰满足了这一需求。

不过，粮食酒在元代宫廷中并非最珍贵的选择。

真正地位最高的，是一种来自草原的饮品。

马奶酒（忽迷思）

马奶酒，蒙古语称“忽迷思”，是用鲜马奶经过发酵变酸酿制而成的饮料，酒精含量只有百分之一点五到三度。

味道酸辣，有舒筋、活血、健胃的功效，被称为“紫玉浆”“元玉浆”，是“蒙古八珍”之一。

蒙古民族饮用马奶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的第十一代祖先时代，在通戈利格小河畔的一个游牧部落里就已经在酿制和饮用马奶酒。

据《马可·波罗游记》所载，忽必烈在皇宫盛宴上，是用金碗来畅饮马奶酒的。

马奶酒在元代宫廷中的地位，从宫廷陈设中可见一斑。

按《元史·舆服志》记载，酒人中有“主湩二十人”，蒙古语称为“郃剌赤”，专门负责看守盛放马奶子的容器。

这个容器被称为“主膳”，设有二十人掌管，是元代宫廷三大陈设之一。

皇家贵族有专用取奶的马群，供宫廷日常消费和重大宴饮之需。

有研究者指出，在渎山大玉海所盛的“忽迷思”之中，“有着大都的恢弘与繁华”。

这一判断自有其依据：马奶酒在蒙古宫廷中的地位远非其他酒类可比。

对于少数汉族大臣来说，由皇帝赐饮马乳酒是一种最高规格的赏赐。

元世祖忽必烈器重汉臣赵炳，曾召其入偏殿，“饮以上尊马湩”。

所谓“上尊马湩”，就是最上等的马奶酒。

忽必烈晚年更是沉湎于此。

据记载，“他暴饮忽迷思和葡萄酒，使他更无法解决面对的政治危机”。

1280年刘贯道为忽必烈所作的画像已经显露出他的肥胖体态，到13世纪80年代末，他的饮食习惯“真正使他陷入了麻烦”——他胖得不成样子，并开始遭受痛风和其他疾病的折磨。

马可·波罗是曾亲眼目睹蒙古宫廷无节制宴饮场面的人之一，他记录了蒙古人“暴饮暴食成了一种习惯而不是例外”的景象。

广寒殿的盛宴上，渎山大玉海中盛满忽迷思，君臣以金碗相酬，畅饮达旦——这样的场景在元朝前期的宫廷中并不罕见。

万岁山是元代统治者经常举行盛宴的地方，至元二年正值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之后不久，又逢打了胜仗，广寒殿中的大宴群臣，用的正是这口新雕成的玉海盛酒。

但忽迷思只是宫廷酒单上的一项。

葡萄酒

在元代所有酒类中，葡萄酒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

它不仅是饮品，更是国礼。

《元史》中留下了一条关键记载：“潼乳，葡萄酒，以国礼割奠，皆列室用之。”

意思是说，马奶酒和葡萄酒在祭祀宗庙时，以国家礼仪的规定被用于割奠之礼，在各列室中陈列使用。

能够进入国家祭祀体系，说明葡萄酒在元代的地位已经远远超出一般的饮品范畴。

元代葡萄酒文化的繁盛，与蒙古统治者对西域的经略密切相关。

成吉思汗时期，葡萄酒就是蒙古宫廷中的稀缺酒品。

据《黑鞑事略》记载：“又两次金帐中送葡萄酒，盛以玻璃瓶，一瓶可得十余小盏，其色如南方柿漆，味甚甜，闻多饮亦醉，但无缘得多耳，回回国贡来。”

这段记载生动地描绘了早期蒙古宫廷对葡萄酒的珍视——装在玻璃瓶中，一瓶只能倒出十几小盏，颜色像南方柿漆，味道很甜。

到了忽必烈时代，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

至元二十八年五月，即1291年，忽必烈在“宫城中建葡萄酒室”。

这意味着葡萄酒的酿造从依赖西域朝贡转向了宫廷自行生产。

与此同时，元朝在冀宁等路（今山西一带）也建立了葡萄酒的酿造体系。

叶子奇的《草木子》记载：“元朝于冀宁等路造蒲桃酒，八月至太行山，辨其真伪，真者下水即流，伪者得水即冰冻矣”。

这段记载揭示了一个有趣的鉴别方法：真正的葡萄酒在严寒中不会完全冻结，其中有一块不结冰的部分，就是“酒之精液”。

这种利用冷冻来鉴别和提高酒质的做法，实际上是对酒石酸沉淀原理的早期应用。

元代中期宫廷饮食著作《饮膳正要》对葡萄酒的评价是：“葡萄酒益气调中，耐气强志。

酒有数等，有西番者，有哈剌火者，有平阳太原者。”

其中“哈剌火者”即今新疆吐鲁番一带出产的葡萄酒被认为品质最佳，“其味都不及哈剌火者田地酒最佳”。

这说明元代宫廷对葡萄酒已经有了相当细致的品鉴标准。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元朝供职十七年，他的游记中留下了大量关于葡萄园和葡萄酒的记载。

在描述“太原府王国”时他写道：“太原府园的都城，其名也叫太原府，那里有好多葡萄园，制造很多的酒，这里是契丹省产酒的地方，酒是从这地方贩运到全省各地。”

而在描述“哥萨城”（今河北涿州）时，他提到过了卢沟桥西行四十八公里，“经过一个地方，那里遍地的葡萄园，肥沃富饶的土地，壮丽的建筑物鳞次栉比”。

《析津志辑佚》中记载了元代葡萄酒的详细酿造方法：取青葡萄堆积如山，用人以足揉践使平，以大木压之，覆以羊皮和毡毯，不用曲药。

压后闭门，十日半月后“酒已盈瓮”。

这种纯以葡萄自身糖分进行自然发酵的方法，与现代葡萄酒酿造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

头酒、二酒、三酒的分级取酒法，也说明元代酿酒者已经掌握了根据浸提时间来控制酒质的技巧。

渎山大玉海作为广寒殿中最大的贮酒器，是否用来盛放葡萄酒呢？

从元代文献中“元朝帝后嗜饮葡萄酒、马奶酒”的记载来看，这两种酒是宫廷最主要的饮品。

学者指出，渎山大玉海“是元朝帝后嗜饮葡萄酒、马奶酒的历史见证”。

在重大的宴饮场合，这口大玉海中很可能同时或轮流盛放着马奶酒和葡萄酒——毕竟它有七百多升的容量，完全可以满足不同宾客的不同口味。

椹子酒（桑葚酒）

在葡萄酒和马奶酒之外，元代还有一种果酒常常被忽略，却在宫廷和民间都颇为常见。

据《析津志》等书记载，“葡萄酒、枣酒、椹子酒”等都是元代果酒中的常见之品。

“椹子酒”，即桑葚酒，是用桑树的果穗加药曲酿成的酒。

桑葚在中国的利用历史极为悠久。

蚕桑文化是汉文化的主体文化之一，与稻田文化一起标志着东亚农耕文明的成熟。

从《诗经》时代开始，黄河中下游各地就已经广泛种植桑树。

元代时，大都周边地区的桑树种植仍然十分普遍。

乾隆年间的《西城间见录》中描述：“夏初桑椹熟，取以酿酒，家各数石，男女于树荫草地或果木园中欢然聚饮。”

虽然这段记载出自清代，但它所描述的桑葚酿酒习俗，在元代已经形成传统。

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了桑椹酒的功效，称其“补五脏，明耳目”。

这说明桑葚酒不仅是饮品，在传统医学中还有药用价值。

元代宫廷对饮食养生颇为重视，忽思慧所著的《饮膳正要》就是专门为宫廷编写的饮食保健著作。

桑葚酒的这种“药食同源”的属性，很可能使它在宫廷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渎山大玉海盛放的酒品中，椹子酒可能出现在某些特定的节令场合。

元代宫廷饮酒讲究时令，不同的节日饮用不同的酒——虽然这种“专用酒”的风气在明清更为流行，但元代的节令酒俗已经初具规模。

桑葚成熟于初夏，椹子酒也就自然与这个季节相关联。

当元朝皇帝在广寒殿中举行夏季宴饮时，大玉海中盛放的，或许正是这种色泽深紫、味道清甜的果酒。

不过，无论是马奶酒、葡萄酒还是椹子酒，它们的酒精度都不高。

真正代表元代酿酒技术最高成就的，是第四种酒。

蒸馏酒（哈剌吉/烈酒）

元代从西域传来了一种新的酒，时名“阿剌吉”或“哈剌吉”。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蒸馏酒——通过蒸馏而非发酵获得的高浓度酒精饮料。

元代文人忽思慧在1331年所著的《饮膳正要》卷三中有一段关键记载：“用好酒蒸熬取露成阿剌吉。”

同书米谷品中又说：“阿剌吉酒，味甘辣。”

“用好酒蒸熬取露”这六个字，精确地描述了蒸馏酒的制作原理——把发酵好的酒液加热蒸发，再冷凝收集其蒸汽，从而得到比原酒浓度高得多的酒精液体。

正因如此，它又被称为“酒露”。

元代的蒸馏酒有多个汉语名称——“汗酒”“烧酒”“重酿酒”等，而在元明各代记录中，其音译名称更多，有阿剌吉、阿里乞、哈剌基、轧赖机等多种写法。

这些音译名称的大量出现，本身就说明这种酒在元代社会中的广泛流行。

基于“阿剌吉”酒名在元代的突发式流行，兼之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的记载，蒸馏酒是元代从西域传入的观点一度流行。

但这一观点也面临挑战。

有学者提出，被广泛释读为阿拉伯语发音的“阿剌吉”酒，其实是金朝女真语Airki的音译。

这一发现与考古学在河北青龙及黑龙江阿城发现的金代蒸馏器相互印证，共同证明了中国蒸馏酒可能起源于金代而非元代从阿拉伯传入。

不论起源如何，元代无疑是蒸馏酒迅速传播的关键时期。

蒸馏酒的酒精度远高于发酵酒，可以达到三十到五十度。

元代的记载描述它“极醲烈，其清如水，盖酒露也”。

又有记载说“饮之则令人透腋而死”——这当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足以说明当时的人对这种高度酒的反应。

民间给它起了一个生动的俗称：“烧刀子”——喝下去像刀子割喉一样烈。

元末明初的社会风气也印证了这一点。

虽然蒸馏酒在元代后期已经传播到民间，但出现在南北宴席上的依然以黄酒为多，饮酒习惯仍然偏向热饮。

这说明蒸馏酒在元代更多出现在民间而非宫廷宴饮场合。

宫廷中，马奶酒和葡萄酒依然是主流选择。

但蒸馏酒的出现，标志着中国酿酒技术的一个根本性转折——从发酵酒到蒸馏酒，从十几度到三四十度，中国人饮酒的方式和体验从此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

那么，渎山大玉海中是否盛过“哈剌吉”呢？

从现有文献来看，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这口玉海曾用于盛放蒸馏酒。

但考虑到蒸馏酒在元代后期已经进入宫廷——忽思慧的《饮膳正要》本身就是宫廷饮食著作——这种可能性不应完全排除。

如果确曾盛放过，七百多升的烈酒足以让广寒殿的宴饮场面变得更加豪放甚至失控。

忽必烈晚年因暴饮忽迷思和葡萄酒而患上痛风，“胖得不成样子”——如果他喝到的是哈剌吉，后果或许会更加严重。

五、结论与考古意义

七百多年过去了，渎山大玉海如今安放在北京北海公园团城承光殿前的玉瓮亭中。

它的流传经历本身就是一部传奇。

元朝灭亡后，明朝万历七年，即1579年，广寒殿失修倒塌，大玉海辗转流落宫外。

它最终落入了西华门外的真武庙中。

庙里的道士不识宝，将它用作腌咸菜的菜瓮。

这一腌就是几十年。

清初翰林学士高士奇在《金鳌退食笔记》中记载了这段令人扼腕的往事，说大玉海“竟在禁垣西华门外的真武庙里，被道士做了‘咸菜瓮’”。

后来得知是前朝遗宝，才把它陈列在殿堂上，该庙因此被改称为“玉钵庵”。

直到乾隆年间，一位住在玉钵庵附近的翰林院学士来庵里游玩，发现了这件被当作“腌菜缸”的庞然大物。

他认为如此巨大之物绝非民间器物，经过多方考证，确认这就是数百年前元代广寒殿的大玉海。

消息奏报朝廷，乾隆帝“敕以千金易之”，将玉瓮购至宫内，置于团城上的承光殿。

乾隆帝亲笔题写了《玉瓮歌》，令造办处工匠刻在玉瓮内壁。

乾隆十四年（1749年），他又命工在承光殿前建起玉瓮亭，并命内廷翰林等各赋一首咏玉瓮诗，分别刻在亭子四角的楹柱间。

乾隆对渎山大玉海进行了四次修饰，分别是在乾隆十一年、十三年、十四年和十八年。

他新建了一座玉瓮亭，配一汉白玉雕花石座一起安放，还亲自写了一首《玉瓮歌》刻于渎山大玉海的内壁以示纪念。

乾隆在诗中写道：“几年萧寺伴寒韲，仍置承光焕彩霓”——几年的寺庙生涯陪伴着咸菜，如今重新放置在承光殿前，焕发出彩色的光辉。

这句诗既是对玉海命运的感慨，也流露出乾隆对自己“救宝”之功的自得。

1979年，法源寺修缮时，乾隆当年仿照渎山大玉海雕凿的那尊汉白玉大石钵及原配石座被移到了法源寺毗卢殿前。

有趣的是，这尊仿制品的一个底座，正是渎山大玉海在蒙元时期的原配石座——乾隆买走大玉海时看不上旧底座，将其留在了玉钵庵。

2016年，北京市文物局原副局长于平牵头组建专项课题组，对渎山大玉海进行科技检测和系统研究，历时五年完成。

2021年，学术专著《渎山大玉海科技检测与研究》由科学出版社出版，首次公布了一系列精确数据。

这一切考证的背后，一个核心的问题始终存在：这口七百多年前的玉海，当年盛放的是什么样的酒？

答案当然不是唯一的。

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宾客面前，渎山大玉海中盛放的酒品可能不同——初夏时节或许是新酿的椹子酒，秋深之后可能是冀宁路进贡的葡萄酒，日常宴饮中粮食酒和马奶酒始终是基础，而在某些特殊的时刻，或许也有来自西域的“哈剌吉”酒露出现。

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在元代那个“遍饮天下酒”的大一统时代，渎山大玉海所盛放的，绝不仅仅是一种酒。

它盛放的是元代宫廷对中原礼制的继承与重塑，是草原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吸纳与融合，是一个横跨欧亚的帝国对世界各色物产的汇聚与享用。

马奶酒来自草原，葡萄酒来自西域，粮食酒来自中原，蒸馏酒来自更远的西方——四种酒，四个方向，最终都汇入了广寒殿中这口墨绿色的大玉瓮里。

七百二十升。

这个容量，搁在今天的餐桌上，足以让一桌人喝上很久。

但放在元大都的宫廷盛宴上，放在那群“从不在乎暴饮暴食”的蒙古君臣面前，放在那口有着天然白色斑纹雕成的海龙海马在波涛中出没的玉瓮面前——它不过是一夜的消耗量。

如今，玉瓮亭中汉白玉石座上的那口大玉瓮，依然保持着它七百年前的样子。

只是瓮中不再有酒。

偶尔有游人凑近去看，能从玉瓮内壁上读到乾隆刻下的那八百余字的《玉瓮歌》。

内壁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与瓮外壁上天然形成的白色浪花纹路重叠在一起，形成一种奇特的层次——帝王留下的文字，与工匠雕出的海兽，共同守着一个七百年来无人再尝的秘密。

酒早就不在了。

但瓮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