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打10个月工，回村躺2个月等过年，睡到自然醒去钓鱼

本文为虚构故事，人物、情节和场景均为艺术创作，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勿对号入座。

腊月二十二，我开车回村。

从县城到村里那条路前年修好了，柏油路面，开车只要四十分钟。但修好之后我也没多回来几趟，一年到头就两三回。年底这一趟算是固定的，回来过年。

车刚过村口的石桥，我就看见老周坐在池塘边的柳树下。

那棵柳树有些年头了，我小时候就在那儿。老周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棉袄，戴着一顶毛线帽子，帽子压得很低，把耳朵都捂住了。一根旧鱼竿支在面前，鱼线垂在水面上，半天不见动。旁边放着一个红色塑料桶，桶底薄薄一层水，什么都没有。

我把车停在路边，熄了火，走过去。

“周哥，钓着呢？”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脸上的表情很淡，但嘴角还是扯了一下，算是对我的回应。

“嗯，回来了？”

“刚到，远远看见你了。”

“路上好走不？”

“好走，现在路修好了，快得很。”

他点了点头，又把目光转回池塘。我在他旁边蹲下来，冷风从水面上吹过来，带着一股潮乎乎的泥腥味。

“今天有口吗？”

“没有。天冷，鱼不咬钩。”

“那你还在这一坐半天？”

他没回答，只是把鱼竿往上提了提，又慢慢放回去。那个动作很轻，像是在做一件不用着急的事。

“今年回来得早啊。”我说。

“半个月了。”

“半个月？这才腊月二十出头，那你十一月底就回来了？”

“嗯。”

“怎么回来这么早？”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手背上几道深深的口子，像是冬天冻裂的，有的还泛着红。

“不想干了，就回来了。”

我愣了一下。不想干了，就回来了。这话说得太轻巧了，像在说今天不想出门一样。

我在城里这些年，从来没有“不想干了就回来”这种选项。房贷、孩子学费、车险、家里吃喝，哪一样等着你“不想干了”？有一回我发高烧，请了一天假，第二天烧还没退就去了工地上。不是不想歇，是不敢歇。

但我没把这话说出来。

“那明年还出去吗？”

“出去。过了年就走。”

“还是跟老张他们？”

“今年没跟老张。自己找的地方。”

“去哪儿？”

“还没定，可能去南边。”

我点了点头，没再问。

老周这个人，话一直不多。小时候我们在一块儿玩，他就是那种不怎么说话的人，但也不惹事。我上高中的时候，他没考上，就在家种了两年地。后来我出去打工，他也出去打工。只是他出去的时候从来不跟谁结伴，回来也不怎么跟人打招呼。有时候我过年回来，在村口碰见他，他也就是点个头。

今年算是我跟他说话最多的一次。

“周哥，我先回去了，家里还等着呢。”

“嗯，路上慢点。”

我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走回车上。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他还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截从地里长出来的老树桩。

进了家门，我老婆正在灶上热菜。我妈在堂屋里坐着，看见我进来，笑着站起来。

“冷不冷？快洗手吃饭。”

“还行，车里开着暖风。”

我老婆端了菜出来，顺口问了一句：“你回来的时候看见老周了吧？”

“看见了，在池塘边坐着呢。”

“他回来半个月了，天天在那儿坐着，也不嫌冷。”

“人家爱钓鱼。”

“钓什么鱼啊，”我老婆把筷子往桌上一放，“我听张嫂说，他今年又是干到十一月底就回来了。一年就干十个月，剩下两个月在家躺着。你说他才45，也不攒点钱，以后老了怎么办？”

我没接话，坐下来吃饭。

我妈在旁边说了一句：“人家一个人，够吃够喝就行了。你操那个心干啥？”

“我不是操心。我就是觉得，45岁，正是能干活的时候，就这么混着，将来有个病有个灾的怎么办？”

我妈没再说话，低头吃饭。

说实话，我老婆这话也不算刻薄。在农村，一个45岁的壮劳力，一年只干十个月，确实不太常见。换别人，恨不得全年不歇，哪怕冬天没事干也要去镇上打零工。老周倒好，说回来就回来了，一躺就是两个月。

我倒是想起了他家那栋房子。他爹妈在的时候，那房子是村里第一批盖的瓦房。后来他爹病了好几年，再后来他妈也病了。那几年我在外面，具体不知道，但听村里人说，老周为了给他爹妈看病，把攒的钱都花光了。

他爹走的那年我记得清楚，是2015年的冬天。我妈给我打电话说的。他妈是前年走的，我记得我当时正在工地上，我妈打电话来说“老周他娘也走了”。

前后隔了七年。这七年，老周一直在外面打工，挣的钱大部分都拿回来给爹妈看病了。

这些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第二天早上，我去小卖部买烟。

小卖部门口坐着几个人，围着一个小火炉烤火。刘婶看见我，招呼了一声：“哟，回来了？”

“回来了。给我拿包烟。”

“还是那个？”

“嗯。”

我在炉子旁边找了个小马扎坐下来，拆开烟，散了一圈。张嫂接了烟，点上，吸了一口，话就来了。

“你昨儿回来，看见老周了吧？”

“看见了，在池塘边。”

“你说这个人，”张嫂夹着烟，像是在找一个合适的词，“他爹妈走了以后，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怎么变了？”

“以前多勤快啊。他爹生病那几年，他一年到头不歇，在工地上干，一个月挣五六千，全寄回来。那时候我们都觉得，这个人孝顺，就是命不好。”

刘婶接话说：“是啊，那几年他真是拼了命。大年三十还在工地上，初二就开工。谁不说他好？后来他妈也病了，他还是这么干。你说这日子，搁谁身上受得了？”

“那他现在怎么……”

“不知道。可能就是累了吧。”旁边一个男的接了话，“照顾病人那么多年，换你试试？”

“累能累几年？”张嫂不同意，“他都45了，45啊，不是54。正是能挣钱的时候，就这么歇着，以后怎么办？”

我抽着烟，没说话。

说实话，我心里多少也是这么想的。45岁，在农村，还年轻。你要说50多60了，干不动了，歇着就歇着。可45岁，一个人没负担，不趁这时候多攒点，往后怎么办？

但从小卖部出来的时候，我路过老周家的院子，看见他在门口晒被子。

那床被子是深蓝色的，洗得发白了，但干干净净的。他把被子搭在晾衣绳上，用手一下一下地拍，拍得很仔细。拍完之后，又把被子四个角拽了拽，对得整整齐齐。

那个动作让我多看了一眼。

一个把被子晒得这么认真的人，不像是在混日子。

下午没什么事，我溜达到老周家去了。

院子门敞着，我站在门口喊了一声。他从屋里出来，看见是我，有点意外。

“进来坐坐？”

“行。”

院子不大，但干净。四四方方的一个小院，连一根杂草都没有。墙角码着一堆劈好的柴火，整整齐齐的，旁边靠着一把扫帚。窗户台上摆着几盆花，不是什么好花，就是普通的月季，冬天只剩光秃秃的枝子，但花盆擦得干干净净。

我跟着他进了屋。屋里也简单，一张八仙桌，几条长凳，墙上挂着一台老式电视机。灶台擦得发亮，铁锅里坐着半锅水。里屋门开着，能看到一张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床单没有一点褶子。

桌上放着一个收音机，银色的外壳掉了不少漆，但擦得很干净。旁边是一个搪瓷缸子，里面泡着茶，茶叶已经沉底了。

“你一个人还听收音机？”

“晚上听听。”

“听什么？”

“什么都听。新闻，天气预报，有时候听评书。”

“不怕吵？”

“不吵，声音开小点就行。”

我在长凳上坐下来，他给我倒了杯水。我端着杯子，四下看了看。

“周哥，你这屋子收拾得比我城里的出租屋还干净。”

他没接话，只是笑了一下。那个笑很短，嘴角动了一下就收回去了。

“我问你个事，你别多想。”

“你说。”

“你今年回来这么早，是工地上出了什么事，还是身体不舒服？”

他看了我一眼，没有马上回答。他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茶，喉结动了一下。

“我爹走的那年，我腊月二十九才到家。我妈一个人在家，锅里热着一碗白菜。她说她等我回来一起吃饭，那碗白菜她热了三遍。”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说别人家的事。

“后来我妈也走了。我把他们的事办完，从村里出去打工，走到县城的汽车站，坐在候车厅里等着转车，突然觉得没什么意思了。”

“什么事情没意思？”

“挣钱。”他把搪瓷缸子放下，“我挣了钱给谁花？”

我没接上话。

他也没等我接话。他站起来，走到灶台边，把那半锅水又热上了。

“你喝水。”

“嗯。”

我端着杯子，看着他的背影。他站在灶台前，个子不高，肩膀有点窄，棉袄穿在身上显得空荡荡的。灶台上的火苗映着他半张脸，另外半张脸在阴影里。

那天晚上，我去二叔家坐了一会儿。

二叔在院子里劈柴，我蹲在旁边看他。聊了几句村里的事，我就问起了老周。

“二叔，老周以前谈过对象没有？”

二叔停了一下手里的斧头。

“你听谁说的？”

“没人说。我就是觉得，他45了，不可能从来没想过这事。”

二叔把斧头往地上一插，拍了拍手上的木屑。

“谈过。你那时候还小，不知道。隔壁李家坳的姑娘，姓赵，叫赵小芳。两个人处了快两年，都到谈婚论嫁了。”

“后来呢？”

“后来他爹病了。”

二叔在台阶上坐下来，掏出烟袋，慢慢装了一锅烟。

“他爹那个病，花钱。老周那时候在工地上干，一个月挣五千多，自己留几百，剩下的全寄回来。赵小芳家里一开始没说啥，后来时间长了就不乐意了。赵小芳她妈说，‘你要伺候你爹，谁伺候我闺女？’”

“那时候老周怎么说？”

“他能怎么说。他爹在炕上躺着，他总不能不管。”

二叔点着烟，吸了一口。

“后来赵小芳就嫁到镇上去了。再后来，老周也没再找。过了两年他娘又病了，他就更没有心思了。这几年他爹妈都走了，按理说可以再找，但四十多的人了，在农村，谁还给你介绍？再说他自己也不张罗。”

“他自己不想？”

“不知道。他不说。”

二叔吐了一口烟，看着院子外面的天。

“这个人，什么事都搁在心里。他爹走的时候，村里人去帮忙，他一滴眼泪都没掉。后来他妈走的时候，也是。有人说他心硬，我知道不是。他就是……不知道怎么说。”

我从二叔家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路过老周家，他屋里亮着灯，收音机的声音隐隐约约传出来，是在放什么戏，听不太清。

腊月二十八，我下午没事，又去了池塘边。

老周还在那儿。鱼竿还是支着，桶里有一条巴掌大的鲫鱼，在水里游来游去。

“今天有货啊。”

“嗯，上午钓的。”

我在他旁边坐下来。天阴着，没有太阳，风不大，但冷。我们俩就这么坐着，谁也不说话。后来我从兜里掏出烟，点了一根。

“周哥，你真不抽烟？”

“不抽。”

“酒也不喝？”

“不喝。”

“那你平时靠什么解闷？”

他想了想。“钓鱼就行。”

我抽着烟，看着水面上那个红色的浮子。

“周哥，你一个人在外面，不觉得闷吗？”

“习惯了。”

“过年的时候呢？家家户户热热闹闹的，你一个人……”

我话没说完就后悔了。这话说得有点重了。

老周没有马上回答。他看着水面，过了一会儿才说：“热闹有热闹的好，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好。”

“也是。”

“我爹妈在的时候，过年热闹。后来他们不在了，我就自己过。起初不习惯，过了两个年，也就那样了。”

他伸手把鱼竿提起来，看了看鱼饵还在不在，又放了回去。

“我妈走的那年，我把她的东西收拾了。衣服、鞋子、用的东西，能烧的都烧了，能送人的就送人了。剩下一样东西我没动。”

“什么？”

“一个搪瓷盆。她用了几十年的一个搪瓷盆，上面磕掉好几块瓷。我留着，每次回去，看见那个盆，就觉得她还在。”

我听着，手里的烟烧到了头，烫了一下手指。

“你每次回来，都住在那屋里？”

“嗯。就那间屋。我爹妈住过的。”

我没再问。

那天晚上回家，我翻来覆去地想老周的事。我老婆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

第二天一早，我去镇上买年货，路过一家药店，进去买了几盒膏药。我妈膝盖不好，每年冬天都贴。买完之后，我又多拿了两盒。

回到家，我把多拿的两盒放在桌上。我老婆看见了，问：“你买那么多膏药干啥？”

“给老周。”

“给他？他怎么了？”

“他腰不好。”

“你怎么知道的？”

“我看见了。”

前天在老周家的时候，他弯腰去灶台边拿东西，我看见他扶了一下腰。那个动作很快，他没吭声，但我看见了。还有一次在池塘边，他坐久了站起来，扶着那棵柳树才站直。

我老婆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

腊月二十九，我去老周家，把那两盒膏药递给他。

“我妈用不完，你拿着。”

他看了看我，没接。

“不用。”

“拿着吧，贴腰上。”

他还是没接。

“我腰没事。”

“别装了，我都看见了。你在池塘边站起来的时候，扶着树。”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伸手把膏药接了过去。

“多少钱？”

“没多少钱。我妈买的，多了两盒。”

他没再说什么，把膏药放在桌上。我坐下来，他把水烧上了。

“周哥，你腰是什么时候伤的？”

“前年。在工地上搬东西，闪了一下。当时没觉得怎么样，后来就一直疼。”

“去看过没有？”

“看过。大夫说没什么大事，就是腰肌劳损，让我少干重活。”

“那你还出去干？”

“不干不行。不干哪来的钱？”

“你一个人，花不了多少。”

“是不花多少。但万一以后有个什么事呢？我不能指望别人。”

他这句话说得很平常，但我听完之后心里沉了一下。

“周哥，我问你一个事，你别嫌我多嘴。”

“你说。”

“你是不是因为腰的事，才一年只干十个月的？”

他没有马上回答。他倒了两杯水，把一杯推到我面前。然后他在桌子对面坐下来，拿起搪瓷缸子，手在上面转了一下。

“在外头干十个月，回来歇两个月，腰能缓一缓。如果一直干，干到腊月二十几才回来，过了年又走，腰受不了。”

“那你为什么不跟村里人说？”

“说什么？”

“说你的腰不好。”

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很短。

“说了能怎么样？人家帮不了你，还惦记你。不如不说。”

我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是热的，但杯子是凉的。

“而且，”他停了一下，“人家觉得你不行了，以后找活都难。”

这句话让我愣了几秒。

我想起小卖部门口那些人议论他的话。张嫂说他“混日子”，刘婶说他“歇着就歇着”。没有人知道他腰疼了两年，没有人在乎他为什么只干十个月。

不是他们冷血。是生活就是这样，各人顾各人的日子，谁也不会往深了想。

我突然觉得自己也挺可笑的。我一开始也觉得他“有钱不知道挣”，也觉得他“混日子”。我听了我老婆的话，听了小卖部的议论，就跟着那么想了。

我甚至在心里给他找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因为爹妈都走了，没人管了，他才放纵自己。

原来不是。

腊月三十，我在村里转了一圈，看了看各家贴的春联。路过老周家的时候，他的院子里静悄悄的。门口贴了一副对联，红纸黑字，字写得不错。

我凑近看了看，是他自己写的。

我想起来了，老周念书的时候学习不差，比我还好一点。就是家里供不起，他没上高中。

初一早上，我去给我爹上坟，回来的路上碰见老周。他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子，里面装着香和纸钱，还有一瓶酒。

他跟我点了个头，没说话，往村外的方向走了。我知道他是去给他爹妈上坟。

下午，我在家没事，又去了池塘边。老周不在。那棵柳树下面空荡荡的。

我在池塘边坐了一会儿，点了根烟。水面很平静，连波纹都没有。

我抽完烟，站起来往回走。路过老周家的时候，院子门开着，他坐在院子里，面前摆着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个搪瓷盆。

他看见我，朝我招了招手。

我走进去。那个搪瓷盆里装着饺子，已经凉了。

“你包的？”

“嗯。年三十包的。”

“什么馅的？”

“白菜猪肉。我妈以前就这么包的。”

我看了看他。他的表情没什么变化，但我觉得他的眼圈好像有点红。也许是我看错了。

“周哥，过了年什么时候走？”

“初十左右。”

“票买了吗？”

“买了。初十上午的。”

“那走之前来我家吃顿饭。”

他看了我一眼。

“不用了。”

“来吧。我妈也说让你来。”

他沉默了一会儿，低下头看了看那个搪瓷盆。

“行。”

正月初五，老周来我家吃了顿饭。

我老婆做了几个菜，我妈也在。老周话还是不多，但问一句答一句，态度还算自然。吃饭的时候，我妈给他夹菜，他道了谢。我老婆问他南方那边怎么样，他说还行，就是热。

吃完饭，我送他出门。走到门口，他停了一下。

“你那个膏药，管用。”

“那就好。”

“谢了。”

“客气什么。”

他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他走得不快，但走得稳。

正月初十，我送完孩子上学，想着老周今天走，就开车去了村口。到的时候他已经在等车了，还是那个布袋，不大，背在肩上。穿着一件干净的旧外套，换了一双鞋。

我把车停下来。

“周哥，我送你去镇上吧。”

“不用，车一会儿就来了。”

“走吧，我顺路。”

他犹豫了一下，上了车。

路上我们没怎么说话。快到镇上的时候，我问了一句：“今年还回来过年不？”

“回来。”

“那就行。”

到了镇上的汽车站，他把布袋从后座上拿起来。下车之前，他转过头看了我一眼。

“你那个膏药，我留了一盒在家里。”

“留着干啥？”

“明年回来贴。”

他关上车门，背着布袋往车站里面走了。走得很慢，但没有回头。

我坐在车里，看着他消失在人群里。

过了一会儿，我把车调了个头，往回开。

从镇上回村的路上，我又经过了那个池塘。柳树还在，池塘的水还是一样的颜色，灰扑扑的。水面上什么都没有，鱼不咬钩的季节，连鸟都不怎么来。

我不知道老周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日子。他说“挣了钱给谁花”的时候，我没法回答。他说“万一以后有个什么事呢”的时候，我也没法回答。

也许他的选择是对的。也许不是。但那是他的日子，不是我的。

我唯一能确定的是，明年腊月，池塘边还会有一个人。

穿着军绿色棉袄，戴着毛线帽，坐在那棵柳树下。鱼竿支着，桶里可能有一条鱼，也可能什么都没有。

他就那么坐着。

不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