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姐当月嫂五年，儿子结婚请两天假，东家却扣她十天工资

堂姐当月嫂五年，儿子结婚请两天假，东家却扣她十天工资，她拿到工资条后只问了一句：那我这些年算什么？

工资条是下午3点33分放到餐桌上的。

我堂姐周秀兰站在那儿，手还没从围裙兜里拿出来。围裙是沈家给的，蓝格子，边上磨得起毛。她盯着那张窄窄的纸，盯了有半分钟，才问了一句。

“那我这些年算什么？”

沈建国坐在沙发上，没抬头。他手里捏着电视遥控器，电池盖用透明胶粘着。电视没开，黑屏里照出两个人的影子。他门口那双旧皮鞋擦得干净，鞋尖朝外摆着，像随时要出门。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我堂姐又问了一遍。

“沈建国，我问你，那我这些年算什么？”

沈建国把遥控器放下，声音很低。

“周姐，合同上写了，请假一天扣五天。”

堂姐说：“我请了两天。”

沈建国说：“合同上就是十天。”

堂姐没哭。她把工资条折了一下，又展开，再折一下，再展开。纸边起了毛。她指甲剪得短，指缝里还有早上给老太太擦身留下的皂角味。她那天穿的还是三年前我陪她在早市买的那件灰毛衣，袖口松了，她用同色线缝过两回。

我是她堂妹，比她小七岁。她嫁到李家那年我还在念初中，她给我梳过头，用红塑料梳子，梳一下沾一下水。后来她儿子李磊结婚，我去吃酒，坐在靠门那桌。她只请了两天假，婚礼第二天下午就往回赶。我送她到县城汽车站，她拎着一个红色塑料袋，里面装着两盒喜糖，一盒给沈家老太太，一盒给沈建国孙女小雨。

那天是10月3号，下午4点20分。车开走的时候，她隔着玻璃朝我摆手，嘴型像是说“回去吧”。我没走，站在车站门口看那辆中巴车拐过加油站，尾灯一闪一闪，后来被一辆大货车挡住，再看不见。

堂姐在沈家做了五年。

2018年3月12号去的。那天我记得清楚，因为我陪她去过一趟社区医院做体检。她那年47岁，身份证上大两岁，写49。沈家儿媳方莉刚生了小雨，第18天，月嫂临时走了。中介把堂姐推过去，说这个周姐干净、话少、能熬夜。沈建国开车来接，车是银灰色面包车，副驾驶座上堆着尿不湿和奶粉罐。堂姐坐在后排，膝盖上放着一个帆布包，包里两件换洗衣服，一双布鞋，一个搪瓷缸。

沈家住在城西老小区，六楼，没电梯。老太太那时候87岁，还能扶着墙走几步。她耳朵背，眼睛不花，指甲上涂着透明指甲油，整整齐齐。堂姐说，老太太年轻时候在纱厂做工，手巧，后来手指变形了，还是爱干净。堂姐每周给她剪一次指甲，涂一层透明油。老太太说，不涂就像没穿袜子。

小雨满月后，方莉去上班。堂姐本来只做一个月，沈建国求她留下。他说方莉单位远，早上六点出门，晚上七点才回。老太太一个人在家不行。堂姐说，那我试试。这一试，就是五年。

五年里，堂姐从小雨出生第18天，带到小雨上幼儿园。小雨会说的第一个完整句子是“周奶奶抱”。后来老太太摔了一跤，卧床，堂姐又照顾老太太。沈家给她涨过两回工资，从五千到六千五，再到八千。堂姐说，八千在月嫂里不算高，可她图沈家不挑嘴，不装监控，不半夜喊她起来拖地。

她每天早上5点40起床。先烧一壶水，给老太太冲蜂蜜。再煮小米粥，小米是老家带来的，黄澄澄。老太太有时候喝半碗，有时候一口不喝。不喝的时候，堂姐把粥倒进厨房垃圾桶，锅底那层米皮她刮下来自己吃。她跟我说，倒掉心疼，可老太太脾气上来，端着碗手抖，怕洒床上。

老太太床腿压在地板革上，压出4个深深的印子。堂姐每回拖地，拖到那4个印子边上就慢下来。她说，那印子像四个脚印，走也走不动。门口鞋柜旁，沈建国的旧皮鞋常年摆着。他上班穿工装鞋，这双皮鞋只有吃酒、开会穿。鞋旧了，皮面裂细纹，可他擦得干净，鞋油味混着楼道里的油烟味。堂姐说，沈建国这个人，穷讲究。

小雨上幼儿园后，堂姐主要照顾老太太。老太太夜里要起两回，有时三回。堂姐睡在旁边折叠床上，床窄，翻身吱呀响。窗帘缝里有时候扫过车灯，一道白，从墙上划到天花板，又没了。堂姐说，她常半夜醒着看那道车灯，猜是谁家孩子回来了。

今年9月，李磊打电话说婚期定了。

10月2号办酒，在老家县城。堂姐在电话里嗯了半天，末了说：“妈尽量回。”

她跟沈建国请假的时候，是9月18号晚上。老太太刚吃完药，靠在床头喘。堂姐站在客厅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建国，我儿子10月2号结婚，我想请两天假。”

沈建国正在修小雨的玩具车，螺丝刀停在半空。

“两天？”

“10月1号晚上走，10月4号早上回来。就两天。”

方莉从卧室出来，头发还湿着。她说：“周姐，你儿子结婚是大事，该回。可我妈这边……”

堂姐说：“我找替工。我认识刘翠，她正好空着。”

沈建国说：“替工一天多少钱？”

堂姐说：“四百。”

沈建国没说话，把螺丝刀放下。老太太在屋里喊：“秀兰，水。”

堂姐应了一声，进去倒水。出来的时候，沈建国说：“行，你去吧。替工钱我出。”

堂姐说：“不用，我自己出。我就请两天，扣两天工资。”

沈建国说：“到时候再说。”

堂姐以为他说“到时候再说”，就是答应了。

10月1号晚上8点40分，堂姐从沈家走。她给老太太擦了身，换了干净床单，把小米粥煮好放在保温桶里。她又给小雨扎了辫子，辫梢绑了两根红皮筋。小雨抱着她腿不让走，她蹲下来说：“周奶奶去给你李磊叔叔送喜糖，两天就回。”

她拎着那个红色塑料袋出门。沈建国在门口换鞋，说：“周姐，路上慢点。”

堂姐说：“老太太夜里要是闹，你给我打电话。”

沈建国说：“你安心吃酒。”

堂姐下了六楼，走到小区门口等公交车。那天晚上风大，她把塑料袋抱在怀里，喜糖盒子硌着胸口。她坐了一个小时公交车到长途站，又坐了四十公里中巴回县城。到老家已经夜里11点20分。李磊在村口接她，摩托车灯照着土路，两边玉米秆子黑压压。堂姐坐在摩托车后座，手抓着后架，说：“慢点，喜糖别颠碎了。”

10月2号婚礼。堂姐穿了一件暗红外套，头发在镇上理发店盘过，喷了发胶，硬邦邦。她坐在主桌，给新娘小敏递改口茶。小敏叫“妈”，她应了一声，从兜里掏红包。红包是头天晚上包的，六百块。她本来想包一千，可兜里钱要留着替工费。她跟我说：“替工两天八百，我得给刘翠。沈家那边扣两天工资，我也认。”

婚礼上她笑得多，可没怎么吃菜。她惦记老太太。中间去厕所，她给沈建国打电话。沈建国说老太太挺好，就是不肯吃替工喂的饭。堂姐说：“你让刘翠把粥热热点，别太烫。”沈建国说：“知道了。”

10月3号下午，堂姐就要走。李磊说：“妈，你多住一晚，明天再回。”堂姐说：“说好两天就两天。”小敏给她装了一袋喜糖，一袋花生，一袋红枣。堂姐只拿了喜糖，说沈家老太太爱吃软糖，小雨爱吃巧克力。她坐下午4点20分的中巴走。我在车站送她，她隔着玻璃摆手。车开了，我给她发短信，她没回。后来她说，手机没电了。

10月4号早上6点10分，堂姐回到城西。她拿钥匙开门，屋里一股外卖味。门口堆着二十个外卖盒，有的盖着，有的敞着，筷子插在汤里。沈建国坐在沙发上睡着了，工装没换，鞋没脱。老太太屋里灯亮着，刘翠靠在折叠床边打盹。老太太睁着眼，看见堂姐，嘴一瘪，哭了。

堂姐赶紧过去。老太太说：“你去哪了？”

堂姐说：“我儿子结婚，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老太太说：“我以为你不要我了。”

堂姐给她擦脸，换衣服。床单上有一块尿渍，没来得及洗。刘翠揉着眼睛说：“周姐，老太太这两天没怎么吃，就喝了几口水。喂饭就吐，喂药也吐。沈哥急得不行。”

堂姐说：“辛苦了，刘翠。”

刘翠说：“替工费我不要了。老太太这样，我拿不下手。”

堂姐硬塞给她八百。刘翠推了两回，收了四百，说剩下四百算她给李磊的随礼。堂姐说：“一码归一码。”刘翠说：“周姐，你这个人就是太清楚。”

堂姐没接话。她给老太太煮小米粥。粥在锅里翻花，她拿勺子搅，搅着搅着听见客厅里沈建国打电话。沈建国声音压着，可老房子隔音差。

“妈，我知道。年终奖扣就扣吧。我请了两天假，扣两万三，我认。可周姐这边……合同上写了一天扣五天，我不能不按合同。”

堂姐手里的勺子停了。

她后来跟我说，她当时没听懂“合同上写了一天扣五天”。她只知道她请了两天，扣两天工资，八百块不到。她一个月八千，日薪按三十天算，一天266块多。两天五百多。她认。

10月15号发工资。下午3点33分，沈建国把工资条放在餐桌上。堂姐刚给老太太翻完身，手上还有爽身粉味。她拿起工资条，看见上面印着：

应发工资8000。

请假扣款：10天，2666元。

全勤奖扣：500元。

绩效扣：300元。

实发：4534元。

她看了两遍。第一遍没看懂，第二遍看懂了。她问沈建国：“怎么扣十天？”

沈建国说：“合同上写了，请假一天扣五天。”

堂姐说：“我请了两天。”

沈建国说：“合同上就是十天。”

堂姐说：“我签的时候没看。你说都是格式。”

沈建国说：“周姐，合同就是合同。”

堂姐说：“那两天我找了替工，替工费我自己出的。刘翠没要，我也给了四百。”

沈建国说：“替工是你找的，合同是合同。”

堂姐说：“我五年没请过假。我丈夫胆结石手术，我只请了半天。疫情封控，我两个月没回家。小雨发烧，我三天三夜没合眼。老太太摔跤，我背她下六楼，腰闪了，贴了十一天膏药。我请过几天？”

沈建国没说话。

堂姐说：“我儿子结婚，一辈子就一次。我请了两天。”

沈建国说：“我妈那两天差点没了。”

堂姐说：“我打电话你都说挺好。”

沈建国说：“我骗你的。我妈断食4天，你回来那天才肯喝粥。我请了两天假，单位扣我年终两万三。方莉出差，我一个人在家，小雨要上学，我妈要喂饭，我点了二十个外卖。周姐，你儿子结婚是大事，我妈的命也是命。”

堂姐站在那儿，围裙兜里还装着老太太的指甲油。小玻璃瓶，透明色，用了五年，剩个底。她盯着工资条，盯了半分钟。然后她问了那句话。

“那我这些年算什么？”

沈建国没回答。

那天晚上堂姐没住沈家。她给我打电话，声音很平。

“小琴，你那边能睡一晚吗？”

我说能。她来的时候，手里拎着那个帆布包，还是2018年那个。包里两件换洗衣服，一双布鞋，一个搪瓷缸。工资条折成四折，放在搪瓷缸里。她坐在我沙发上，喝了一杯温水，把工资条拿出来给我看。

我说：“这扣得不对。合同也不合法。我查过，网上说这种扣法没依据。”

堂姐说：“我查不来。我手机只会接打电话、发微信。”

我说：“你去劳动监察问问。”

堂姐说：“我是做家政的，没社保，没打卡，没工牌。人家问起来，我连合同都只有沈建国手里那一份。”

我说：“那你就这么认了？”

堂姐说：“我不是认钱。我是认这五年。”

她没哭。她把工资条放回搪瓷缸，盖上盖子。那个搪瓷缸是李磊上小学时候发的奖品，白底红字，印着“三好学生”。字掉了一半，只剩“三好”。

第二天我去沈家给堂姐拿东西。她说不去了，怕见老太太。我进门的时候，沈建国坐在沙发上，面前茶几上放着那份合同。合同是中介给的，薄薄一张纸，背面印着条款。我拿起来看，上面确实写着：请假一天扣五天工资，请假超过三天视为自动离职。下面有堂姐的签名，歪歪扭扭，日期是2018年3月12日。

沈建国说：“我没坑她。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

我说：“她签的时候你念了吗？”

沈建国说：“中介念的。她说行。”

我说：“她49岁，小学文化，你让她看合同？”

沈建国把烟掏出来，没点。门口旧皮鞋旁边，放着一双小雨的粉色凉鞋，鞋底沾着泥。他说：“我妈那两天真的差点没了。她断食4天，我喂什么都不吃。我跪在床前求她，她说要秀兰。我给周姐打电话，周姐在婚礼上，我没说。”

我说：“你扣她十天工资，她一个月才八千。”

沈建国说：“我单位扣我两万三。方莉出差回来跟我吵，说我不该放周姐走。小雨幼儿园要交延时费，一千八。我妈住院押金，五千。我手里就那点钱。”

我说：“那你也不能扣十天。”

沈建国说：“合同上写了。”

我说：“合同上写杀人你也杀？”

沈建国不说话了。他把烟放在鼻子底下闻，闻了半天，又塞回烟盒。他起身去老太太屋里。老太太靠在床头，指甲上的透明指甲油长出新指甲，斑斑驳驳。她问我：“秀兰呢？”

我说：“她家里有事。”

老太太说：“她不要我了？”

我说：“没有。”

老太太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把塑料梳子，缺了两个齿。她说：“这是秀兰给我梳头的。你给她带回去。”

我没带。我说：“你自己给她。”

老太太把梳子攥在手里，攥得指节发白。

我回家跟堂姐说。堂姐坐在阳台上，面前放着一碗我煮的小米粥。她没喝，粥凉了，表面结了一层皮。她用筷子把皮挑起来，又放下。

她说：“小琴，你说我这五年算什么？”

我说：“你照顾了一个老人，带大了一个孩子。”

堂姐说：“可人家一张纸，就把这五年抹了。”

我说：“没抹。老太太记得你。”

堂姐说：“记得有什么用？她连自己儿子都记不全了。”

她说完这句，把粥端起来，喝了一口。凉的。她没热，就那么喝了。

那几天我陪堂姐跑了几处。先去社区医院问，医生说老太太92岁，身体各器官都在衰退，断食4天不算罕见。网上也有说法，说临终老人会按自己的节奏关机，不吃不喝，身体在慢慢停。可这不是严格结论，没有准数。医生说得含糊，我也听得含糊。

又去家政公司问。中介说合同是统一模板，很多家都这么签。我问扣十天合不合理，中介说：“合不合理另说，签了字就得认。”我问有没有投诉渠道，中介说：“有，可你堂姐没社保，没工资流水，没考勤记录。打官司要时间，要钱。她耗得起吗？”

堂姐耗不起。李磊刚结婚，彩礼借了八万，酒席欠了两万。她丈夫在老家给人看仓库，一个月两千四。她这八千块是家里大头。她要是打官司，半年没收入。

她决定回去。

10月18号早上，她给沈建国打电话。

“建国，我明天回去上班。”

沈建国在电话那头顿了一下。

“周姐，你想好了？”

“想好了。老太太离不开人。”

“那工资条的事……”

“按合同办。”

沈建国没再说什么。堂姐挂了电话，把搪瓷缸里的工资条拿出来，抚平，夹进李磊的旧课本里。那本课本是初中语文，封面卷边，里面有一篇《背影》。她说，李磊小时候念这篇课文，念哭了。她当时还笑他。

第二天她回了沈家。老太太看见她，哭了。堂姐给她煮小米粥。老太太喝了小半碗，剩下半碗堂姐倒进垃圾桶。锅底米皮她刮下来，自己吃了。她给老太太剪指甲，涂透明指甲油。老太太指甲长得慢，涂完看着还是整齐。床腿那4个印子还在，堂姐拖地拖到那儿，还是慢下来。

沈建国门口旧皮鞋还是擦得干净。小雨的粉色凉鞋收了，换成一双白球鞋，鞋带系得歪歪扭扭。堂姐蹲下给她重系。小雨说：“周奶奶，你以后还走吗？”

堂姐说：“不走了。”

小雨说：“你骗人。你上次说两天，走了四天。”

堂姐愣了一下。她说：“这次不骗你。”

可堂姐心里知道，她可能干不长了。她跟我说，她每天给老太太擦身的时候，手还是稳的。可到了晚上，她躺在折叠床上，看窗帘缝里车灯扫过，一道白，从墙上划到天花板，又没了。她睡不着。她开始算账。五年，一千八百多天。她没请过几回假。她算着算着，又觉得没意思。

11月3号，老太太又断食了。这回是第4天，堂姐打电话叫了120。老太太住院11天。堂姐在医院陪床，折叠椅租一晚十五块，她租了十一天。沈建国白天上班，晚上来换她。方莉送过两回饭，一次是饺子，一次是面条。饺子是速冻的，面条坨了。堂姐没说什么，吃了。

老太太出院后，更离不开人。堂姐给她喂饭，她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不吃的时候，堂姐把粥倒掉。倒掉的时候，她站在厨房垃圾桶前，站一会儿。她说，她想起自己娘。她娘走的时候，她在外地当月嫂，没赶上。她娘最后几天也不吃东西。她嫂子说，娘走之前喊她名字。她没听见。

12月8号，堂姐跟沈建国提了辞职。

沈建国正在修小雨的玩具车。螺丝刀停在半空，跟9月18号那天一样。

“周姐，你走了我妈怎么办？”

堂姐说：“你再找人。中介有。”

沈建国说：“我妈认人。”

堂姐说：“我认命。”

沈建国说：“工资的事，我再补你五百。”

堂姐说：“不用。”

沈建国说：“那合同……”

堂姐说：“合同我认。我签了字。”

沈建国说：“周姐，我不是坏人。”

堂姐说：“我知道。我也不是。”

她收拾东西。帆布包里两件换洗衣服，一双布鞋，一个搪瓷缸。搪瓷缸里放着工资条，李磊旧课本里夹着的那张。她把沈家钥匙放在门口旧皮鞋旁边。钥匙上挂着一根红绳，是老太太去年过年编的，编得歪歪扭扭，像一条小蛇。老太太说，红绳辟邪。

堂姐走的时候，老太太睡着了。她没叫醒她。小雨在幼儿园，没回来。沈建国站在门口，穿着那双旧皮鞋。他说：“周姐，吃了饭再走。”

堂姐说：“不了。”

她下楼。六楼，没电梯。她走到三楼，听见楼上老太太喊：“秀兰——”

堂姐站住了。她手扶着楼梯扶手，扶手凉得扎手。她站了一会儿，继续往下走。老太太又喊了一声。堂姐没回头。

她走到小区门口，坐上公交车。车开的时候，她给我发微信：“小琴，我回来了。”

我回：“到哪了？”

她说：“车上。”

我说：“我去接你。”

她说：“不用。我想自己走走。”

那天下午3点33分，我接到堂姐。她站在城东菜市场门口，手里拎着帆布包。门口卖豆腐的摊子刚收，地上湿漉漉。她看见我，笑了一下。笑得很短。

她说：“小琴，我饿了。”

我带她去吃面。她吃了一碗牛肉面，加了一个卤蛋。她把卤蛋夹给我，我说不要。她放在我碗里，说：“你吃。我不爱吃蛋黄。”

她吃完面，从包里掏出搪瓷缸，喝了口水。工资条还在缸里。她没拿出来。

我说：“你以后怎么办？”

她说：“再找活。当月嫂，做保姆，都行。”

我说：“还去沈家那种？”

她说：“哪家都一样。合同是合同，人是人。”

我说：“那你这些年算什么？”

她看着面馆外面的街。下午4点10分，太阳从楼缝里斜下来，照在油腻的桌面上。她想了想，说：“算我活过。”

我没再问。

后来我听说，老太太又找了新保姆。新保姆五十出头，姓赵，干了三天就走了。沈建国又找了一个，干了七天。老太太不吃不喝，又断食。沈建国给堂姐打电话，堂姐没接。他发微信：“周姐，我妈想你了。”堂姐看了，没回。

她把那根红绳从钥匙上解下来，系在搪瓷缸把手上。红绳褪了色，像旧毛线。她把搪瓷缸放在窗台上。窗台外头，城东的车灯从窗帘缝里扫过去，一道白，从墙上划到天花板，又没了。

堂姐说：“小琴，你说我要是当初没签那张合同，是不是就不一样？”

我说：“不知道。”

她说：“我也不知道。可我当时不签，就进不了沈家。进不了沈家，就挣不到那八千。”

我说：“你挣到了。”

她说：“挣到了。可一张纸，又扣回去了。”

她没再说话。她把搪瓷缸拿下来，打开盖子，把工资条拿出来。工资条已经软了，折痕处快断了。她看了半天，又放回去。她说：“留着。等李磊有孩子了，我给他看。让他知道，他妈这五年，不是白干的。”

可我知道，她心里还是没底。她问我那句话，我一直没答上来。她问的是“那我这些年算什么”，沈建国没答，我也没答。老太太答不了，小雨答不了。合同答了，工资条答了，可那个答案不是她要的。

我到现在也说不清，堂姐那句“那我这些年算什么”，到底是在问沈建国，还是在问她自己。合同上白纸黑字，五天扣一天，签了字就得认。可五年日夜，一千八百多天，老太太的指甲油，小雨的辫子，床腿下那4个印子，门口那双旧皮鞋，这些东西合同上没写。换作是你，你会留下还是走？你们家里老人最后那段日子，是怎么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