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了24年麻将馆,今天说句难听的:天天打牌的人,最后都废了
我叫沈桂兰,今年52岁。
28岁那年,我在青禾县一条旧巷口租下了两间门面,开了这家麻将馆。四张麻将桌,一台烧水壶,墙角放着一台老电视,门口还挂着一块掉漆的牌子。
一晃,24年过去了。
这些年,我见过太多人坐进来时意气风发,离开时满脸疲惫。有人从打发时间开始,后来把工作、家庭和身体,全都排在了牌局后面。
他们总说:“就玩一会儿。”
可我知道,麻将桌上的“一会儿”,最容易变成一天、一年,甚至一个人的半辈子。
今天下午,我第一次把四张桌子的电源全部关了。
桌边坐着三个人。
孙建国,47岁,修车铺老板;何秀梅,44岁,服装店店员;还有赵小川,29岁,跑同城配送。
他们刚摸完一圈,麻将牌还在桌面上散着。赵小川手里捏着一张红中,正准备喊胡。
我走过去,按下电源开关。
麻将机的灯灭了。
赵小川抬头问:“沈姨,怎么回事?”
我说:“今天不打了。”
孙建国皱起眉:“才几点?你平时不是晚上十点才关门吗?”
“今天提前关。”
何秀梅把牌拢到自己面前:“我们都交了茶钱,凭什么说不打就不打?”
我看着他们,慢慢说道:“开了24年麻将馆,今天说句难听的。”
三个人都停了手。
“天天打牌的人,最后都废了。”
赵小川手里的红中掉在桌上,啪的一声,翻了个面。
何秀梅端起茶杯,刚喝了一口,听见这句话,手指一抖,茶水洒在了袖口上。她低头看了看湿掉的衣服,像是没感觉到烫。
孙建国站起来,椅子向后拖出刺耳的声音。
“沈桂兰,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们在你这儿玩了这么多年,你现在倒教训起人来了?”
我说:“我不是教训你们。我只是终于不想再装作看不见。”
孙建国冷笑:“你开麻将馆,靠的不是我们这些人?现在赚够了,就开始嫌我们了?”
这话说得没错。
过去24年,我确实靠他们养活一家人。
丈夫许明远年轻时在印刷厂上班,后来厂子效益不好,他出来跟我一起看店。女儿上学、房租、家里的柴米油盐,全是这四张桌子一点点挣出来的。
所以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要他们不闹事,愿意坐,我就开门。
可人不能只看钱,不看自己每天在失去什么。
最早让我害怕的人,是孙建国。
他原本有一家修车铺,手艺很好。刚开始来时,他每天只玩一个小时,到了点就走。
他常说:“我就是放松一下,正事耽误不了。”
后来,他把修车铺的开门时间从早上八点改成了中午。
他说上午没生意,睡个懒觉也没什么。
再后来,他把店里的学徒辞了。
他说:“人多了分利润,还不如我自己干。”
可他自己也不怎么干了。车送到店门口,他让客人等着,自己跑来打牌。有人催得急,他就在牌桌上骂:“修车又不是救命,晚一点怎么了?”
去年冬天,他女儿找我借过一次充电器。
她站在柜台边,小声问:“沈姨,我爸是不是又在里面?”
我说:“在东边那桌。”
她咬了咬嘴唇,说:“我妈住院,他说打一圈就去。他已经答应过三次了。”
那天孙建国打到晚上九点,输了八百多块。
他老婆一个人在家,等到半夜才等到他。
第二天,他照常来了。
我问他:“嫂子怎么样?”
他说:“没什么大事,就是血压高。女人家,休息两天就好了。”
说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牌,问别人:“昨天那局算不算?”
我听见这句话,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他不是不知道老婆在等,也不是没有钱请护工。他只是觉得牌局还没结束,家里的事可以往后放。
后来他女儿跟他吵了一架,整整半年没回家。
孙建国却一直说:“孩子大了,脾气都大,过段时间就好了。”
他没想过,很多关系不是突然断的,是每一次“再等一会儿”慢慢耗没的。
第二个是何秀梅。
她不是为了赢钱。
她说自己输赢不大,每次最多几十块。
她来这里,是因为家里太安静。
她丈夫早些年离开了,儿子在外地工作,一年回来不了几次。她在服装店上班,晚上下班后不愿意回家,常常直接拎着饭盒来我这里。
一开始,她只坐两个小时。
后来,她中午也来。
她说店里没客人,在家也没事。
再后来,她把服装店的工作辞了。
她告诉我:“我年纪大了,站一天腰疼,反正儿子能养我。”
可她儿子并没有说过这句话。
去年她儿子结婚,提前一个月打电话,让她过去帮忙准备东西。
她答应得好好的,到了那天却没有走。
因为牌桌上三个人都凑齐了,就差她一个。
她给儿子发了条消息,说自己临时有事。
那天晚上,她儿子又打来电话,她没接。
第二天,她儿子把婚礼照片发给她。
她看了很久,最后问我:“沈姐,你说我儿子是不是不想要我这个妈了?”
我问她:“你为什么不去参加婚礼?”
她说:“我也没想到就迟到一天,他会那么生气。”
我没有告诉她,儿子生气的可能不是那一天,而是这些年她一次次把家人排在了牌局后面。
今天她又来了。
我指着她袖口上的茶渍,说:“秀梅,你昨晚答应陪你儿子吃饭,后来为什么没去?”
她脸色一下变了。
“你怎么知道?”
“你昨天坐在这里打到十一点,给我看过手机。你儿子发了三条消息,问你什么时候回去。”
她把手机攥进掌心。
“他也没说什么急事。”
“可你连一句解释都没给他。”
何秀梅别过脸:“我一个人回去,也不知道干什么。”
我说:“不知道干什么,就把自己交给牌桌吗?”
她眼睛红了,却没有哭,只是低声说:“至少这里有人等我。”
这句话让我没再继续责怪她。
我明白,她不是不知道家在哪里,她是害怕回到一个没有人说话的屋子。
可孤独不能靠一张麻将桌治好。
它只会让人暂时忘记孤独,等牌局结束,屋子还是那间屋子,家人也还是那些家人。
赵小川今年29岁,是三个人里最年轻的。
他刚来时,天天穿着配送公司的制服,骑一辆旧电动车。每次送完货,他都坐在门口喘气,说自己要攒钱买辆面包车。
他说:“沈姨,我再干一年,就不用给别人送了。”
那时候,他手机里有一个存款表格,每挣到一笔钱,就认真记下来。
后来,他来得越来越晚,走得越来越晚。
老板打电话催他送货,他说自己马上到,实际上还坐在桌边。
有一天凌晨一点,他输了六百块,拍着桌子说:“下一把肯定回来。”
我问他:“明天几点上班?”
他说:“九点。”
我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已经一点二十了。
“你睡几个小时?”
他笑:“年轻人,熬一夜算什么?”
第二天,他迟到了两个小时。
第三天,他又迟到。
一个月后,他被扣了工资。
他把原因归到运气上,说最近牌不好。
我问他:“你还差多少钱买车?”
他说:“原本差三万,现在差五万。”
“钱去哪儿了?”
他不说话。
今天下午,他又把手机拍在桌上,说:“沈姨,先给我记账,等我赢回来一起算。”
我问:“你欠谁的钱?”
“朋友的。”
“欠多少?”
“六千二。”
这个数字,他说得很轻,好像只是欠了六块钱。
我看着他:“你今晚要是再输呢?”
他咬牙:“那就继续打。”
“明天不上班了?”
“我请假。”
“你这个月请了几次假?”
赵小川沉默下来。
我替他说了:“八次。”
他猛地抬头:“那是因为我身体累。”
“你累了可以休息,但你不是在休息。你是在这里熬夜,然后白天继续躲着该做的事。”
孙建国在旁边说:“小孩子嘛,偶尔迷糊一下很正常。”
我转头看他:“你当年也是这么劝自己的。”
孙建国的脸一下沉了。
“你别扯到我身上。”
“我就是要扯到你身上。你修车铺关了两个月,老婆生病你不陪,女儿半年不回家,这些都是谁替你做的?”
“我的事不用你管。”
“对,是你的事。可是你天天坐在这里,我就看得见。”
屋里安静下来。
我走到柜台后面,拿出一个旧铁盒。
这是许明远留下的。
他以前也坐过那张东边的桌子。刚开始只是替别人顶缺,后来慢慢变成每天都要来。那时候,他总把一枚白板牌放在口袋里,说摸到白板就不会输得太惨。
他腰疼了不去看,女儿打电话不接,答应带我去看海,也一次次往后拖。
有一天晚上,他摸着那枚白板牌,对我说:“等这阵忙完,我们就出去走走。”
那句话,他说了很多年。
最后,我们哪儿都没去。
他现在还活着,只是腰已经弯了,腿脚也不利索,整天坐在家里看电视。医生说不能久坐,他却偶尔还会问我:“店里今天人多不多?”
我每次都说:“不多。”
因为我不想再让他回去那张桌子旁边。
我把铁盒放在桌上,打开盖子,里面只有那枚白板牌。
“这不是谁输掉的钱。”我说,“这是我丈夫输掉的时间。”
何秀梅盯着那枚牌,手指轻轻缩了一下。
赵小川问:“他现在后悔吗?”
“他不承认。”
“为什么?”
“因为承认了,就等于承认自己把最好的日子弄丢了。”
孙建国没再说话。
我关掉最后一盏麻将机的灯。
“从明天开始,麻将馆改成早上十点开门,晚上八点关门。每个人每天最多玩两个小时,不能赊账,也不能因为牌局不接家里的电话。”
孙建国立刻说:“你凭什么定这个规矩?”
“凭这是我的店。”
“我们不接受呢?”
“那就去别的地方。”
这句话说出口时,我心里其实很疼。
我开了24年,知道他们离开,生意会少一大半。可如果我继续装作什么都没看见,那这间店赚到的每一块钱,都像从他们的生活里抠出来的。
孙建国盯着我:“你真要赶我们走?”
“我不是赶你们。我是把时间还给你们。”
何秀梅站起来,拿起自己的外套。
她走到门口,又回头问:“那我明天还能来吗?”
“可以,两个小时。”
“要是我坐不住呢?”
“坐不住就回家,给儿子打电话。”
她低头想了一会儿,说:“我今晚回去做饭。”
孙建国看了她一眼,没出声。
赵小川还站在桌边。
我把他的手机递过去:“给老板回电话。”
“现在?”
“现在。”
他接过手机,犹豫了很久,还是拨了出去。
电话接通后,他先是嗯了几声,后来低声说:“哥,我知道最近耽误事了。明天我准时到,欠朋友的钱我自己想办法还,不再拿工作时间打牌。”
挂断电话,他长长吐出一口气。
我问:“老板怎么说?”
“再给我一次机会。”
“那就别浪费。”
他看着桌面上没有收完的牌,问:“今晚这局不算了?”
“不算。”
“我还没输完。”
我说:“你已经输得够多了。”
赵小川愣了几秒,把牌一张张收进盒子里。
临走前,他站在门口问:“沈姨,我以后还能来吗?”
“能。但你先把工作保住,把六千二还上,再说下一次。”
他点头:“我记住了。”
那天晚上,我八点半就关了门。
24年来,这是我第一次在天还没完全黑的时候收摊。
回到家,许明远坐在窗边,问我:“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
我说:“我把店里的规矩改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问:“生意会不会受影响?”
“会。”
“那你还改?”
我把那枚白板牌放回铁盒里。
“再不改,影响的就不只是生意了。”
第二天早上十点,我重新打开麻将馆。
孙建国没有来。
何秀梅来了一趟,只坐了一个小时,就拎着菜回去了。临走前,她说儿子晚上回家吃饭,她要早点准备。
赵小川下午发来一条消息,说自己准时送完了货,老板没有扣他钱。
晚上七点半,他又发来一句:“沈姨,今天有人喊我再打一圈,我没打。我妈等我回去吃饭。”
我看着那句话,笑了笑。
麻将馆没有关。
我还要靠它生活,也不想把自己苦心经营了24年的地方一下子丢掉。
但我不再让麻将桌替人安排人生。
偶尔打一圈,是消遣。
天天坐在这里,把工作、家人、身体和想做的事都推到下一把,那就不是消遣了。
那是在慢慢把自己交出去。
我开了24年麻将馆,今天说句难听的:天天打牌的人,最后都废了。
不一定废在输光钱,也不一定废在失去工作。
有的人废在身体,有的人废在婚姻,有的人废在和家人越来越远。
最可怕的是,很多人直到回头时,才发现自己一直在等下一把,等一个以后,等一个永远不会自动到来的明天。
而人生这张桌子,没人能替你把输掉的日子重新摸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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