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博业之于洋务运动的作用探讨——以张之洞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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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肆拾叁》

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举措，在这个时期，洋务派按照西法练兵、造船和制器，需要耗费巨量资本。由于清朝国力衰弱，对外融资大多以丧失部分主权为代价。为筹措经费开展洋务运动，两广总督张之洞等晚清重臣弛禁广东“闱姓”赌博，并将此手段坚持到后来的任内。开赌不仅为洋务运动筹措了经费，还对晚清中葡关系带来重要影响，并为缓解晚清中央朝廷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作出重要贡献。

张之洞朝服照

周建波在《洋务运动期间的对内融资思想》论述了洋务派开征捐税、赌税、鸦片税等与破坏政风、社会风气的矛盾，并没有就晚清政治时局和财政困境背景下，赌博对洋务运动的贡献作出客观剖析。刘力在《晚清彩票述论——19世纪70年代一辛亥革命前》讲到张之洞于湖广总督任内在湖北设赌，开中国近代官办彩票之先河。然而张之洞早在两广总督任内就已经以“闱姓”彩票的形式开赌。但是，闵杰的《论清末彩票》把中国彩票起源认定为1899年“江南义赈彩票”。而皮志强则在《张之洞与广东“闱姓”》中认为闱姓实质上与彩票相差无几;王美英的《清代的赌博述论》、雷玲的《清代的彩票》和周国平的《晚清广东赌饷探析》均把彩票视为清代赌博形式的一种；《申报》把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办理的彩票视为“迹近赌博”。为此，本文将闱姓和清末彩票均视为赌博业，且认为通过赌博业资助洋务运动的举措始于广东。

胡根的《澳门近代博彩史》、赵利峰的《尴尬图存：澳门博彩业的建立、兴起与发展（1847—1911）》、蒋坤的《“闱姓”赌博与晚清广东社会》等均关注到广东禁赌与弛禁的问题，并对这段历史作出翔实的论述，集中讨论了晚清广东禁赌和开赌的原因和历史背景，以及对澳门赌博业的影响等。而余昌蓬的《从商办到官办——论湖北签捐票发行经纬》则具体分析了清末地方大员通过彩票筹措财源的形式，主要为解决当时地方分摊的庚子赔款压力；张或定等人在《中国最早的官办彩票——“奏办湖北签捐彩票”》中同样提出，张之洞等地方官员办理发行彩票是为“悉心筹办”庚子赔款。由此可见，有关洋务运动的经费筹措，诸多研究并没有将闱姓赌博、彩票在内的赌博业与之联系起来。其实，张之洞等晚清重臣开赌，既有筹措军饷之需，又有为洋务运动筹措经费的考虑，此举影响了一批洋务派重臣，因此有必要首先探析张之洞弛禁赌博的历史背景，继而对博彩业为洋务运动作出的贡献进行系统客观的梳理和评价。

晚清历任两广总督对待赌博的态度

广东洋务运动开始时间较早。广东开放时间较早，因而受西方先进思想影响最早，且其地理位置长期处于近代中国战略的前沿，主持全省军政事务的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不乏洋务思想和洋务运动的重臣名臣，如曾国荃、张之洞、李鸿章等，他们在离任两广总督后，将晚清的洋务运动推向历史高潮。不可否认，广东是他们洋务思想的奠基之地、洋务活动的兴起之地。他们在广东期间，对待赌博业的态度，以及对赌博业推行的政策，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洋务运动的发展。

清代，广东赌风盛行。尤其在鸦片战争之后，近代工业开始在广东起步，且出现大批因战乱流离失所的人口，加之鸦片贸易和苦力贸易的影响，赌博在广东地区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在劳崇光之前的两广总督，未有敢放弃禁赌政策的。直至咸丰十一年（1861）,因广东贡院毁于战乱，闱试在即，官府无力修复，在劳崇光及广东巡抚的首肯下，利用闱姓赌博筹资修复贡院。虽然当时仅仅允许承办两年，但短暂的开赌为日后广东开赌、禁赌埋下伏笔，而闱姓赌博也将成为晚清广东开赌的主要形式。同治元年（1862），刘长佑接替劳崇光出任两广总督，上任伊始，他就将赌博禁绝。

受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影响，清政府国库和广东地方库房日益吃紧，难以应付越来越庞大的开支，刘长佑之后的两广总督接任者晏端书、毛鸿宾及广东巡抚郭嵩焘相继用“以罚代饷”的形式变相地默许了闱姓赌博的经营，也以此应对了朝廷因农民起义而不断向广东催缴欠饷。随后，蒋益沣接任两广总督兼任广东巡抚，他反对开赌，曾令禁闱姓及各类赌博。但他与两广总督瑞麟关系不睦，遭到弹劾被降级调走。此后瑞麟复开赌禁，还将闱姓赌博的范围由乡试推广至学政的岁考、科考。左宗棠西征和云南战事频发，广东“以罚代饷”以应对朝廷催饷亦显得捉襟见肘。同治十三年（1874），御史邓成修上奏请求禁止广东抽收闱姓赌款，由此朝廷谕令两广总督瑞麟、广东巡抚张兆栋禁止闱姓赌博，此后广东基本处于禁赌状态，直至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在此过程中，两广总督曾国荃因未持明显的禁赌态度，在其任内闱姓赌局不绝，一度被朝廷饬查整顿。

闱姓的票据

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直接危及广东安全，此时军饷剧增。中法战争后期，清政府在议和时提出向法国借款二千万两，以海关作保，并待铁路建成后，由法国决定是否改以铁路作保。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为抗击法军，加强军备，筹设兵工厂、钱局、虎门炮台和秀英炮台，所需经费甚多，然而广东财政吃紧、库房空虚，在此情况下，张之洞毅然下令招商承办闱姓赌博，筹款以资军需之用，使得广东赌禁大开。

其继任两广总督的李翰章虽然一度在任内禁赌，但仍以纵赌营私而开缺回乡。随后，两广总督谭钟麟继续执行了闱姓赌博充饷的政策，一度被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攻击。此后的两广总督李鸿章更认为无法禁绝赌博，应征收赌饷以充政府经费，在他任内，弛禁了包括闱姓、番摊等各类赌博。最后一任两广总督张鸣岐与历任两广总督对待赌博的态度不一，他开赌了又禁、禁赌了又开。在最早展开洋务运动的地区之一——广东，一批推动洋务运动发展的清朝重臣——张之洞、李鸿章等，认识到赌博业为发展洋务筹措经费的作用。

澳门番摊赌博

从筹措军饷欠饷到资助洋务事业艰难起步

两广总督张之洞开赌之初，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为遏制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第二则为筹措军饷。其《再陈澳界胶葛立约必宜缓定折并列表》中显示了张之洞收回澳门闱姓利益来遏制葡萄牙人的施政理念：

伏查澳门一区，久为粤省肘腋之患，自道光、咸丰以来，洋务纷纭，内患未靖，无暇议及，彼逐蒙混多占，得步进步，乃历来无人禁制，非果葡之强盛不能禁制也。臣到粤后，即首将闹姓之利收回。

在《世载堂杂忆》中提及张之洞“及调粤东，军费无着，乃大开赌禁”。1884年5月7日《申报》刊载的《筹饷末议》将上述两点缘由都讲得很清楚。

广东向有闱姓陋规，自奉旨严禁后，局改设于澳门，年中纳银十余万两，葡人坐而得之，而民间赌风仍未稍戢，有禁赌之名无禁赌之实，粤省绅民早为咨嗟太息。兹值防务方兴，饷源支绌。现闻有人愿捐巨款，冀得复设于省城，惟改易闹姓名目，已呈请上宪。并悉其中条规，限九年为期，前后共纳军饷三百万两。如蒙允准先纳一百万两以应急需，其余二百万两，九年中按期分纳。

澳门城隍庙，这是澳门唯一的城隍庙，也是澳门唯一供奉张王爷（清代名臣张之洞）的庙宇

当时，张之洞采用“以罚代饷”的措施，首先解决了广东军饷短缺的问题。随后其为洋务活动筹措经费，也是采用了“罚款”的形式。1888年，张之洞拟在广州开设织布厂，他致电出使英国大臣兼广东巡抚刘瑞芬在英国订购“布机一千张，照配纺纱、染纱、轧花、提花各项机器及气炉、锅炉、水管、气管、机轴等件，共需英金八万四千八百三十二镑，外加运脚保险，以镑价折合，共需银四十余万两”。为筹措经费，张之洞对闱姓商人“罚银四十万两，为购纱机专款”。1889年底，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伊始，但仍将广东闱姓赌博罚款用作湖北洋务活动。1890年，张之洞将织布局移至武昌，改称湖北织布局，并与继任两广总督的李翰章（李鸿章之兄）商议，将广东闱姓罚款移到湖北使用，1889年得到40万两，1890年又得到16万两。

张之洞由两广总督转任湖广总督前，准备将铁厂筹建于广州。1889年9月20日，张之洞的《筹设炼铁厂折》提到广东近年“饷繁费绌”，他还在致电出使英国大臣兼广东巡抚刘瑞芬时提出从英国“谐塞德公司铁厂订定熔铁大炉二座……共价英金八万三千五百镑……"这说明，当时广东通过闱姓赌博罚款，为洋务事业的起步积累了一定的经费。然而，张之洞将工业事业从广东转移到湖北，逐渐陷入财政不足的境地。李翰章本就将广东闱姓罚款移至湖北一事虚与委蛇，加之李鸿章担任两广总督后，又坚持与湖北不合作的态度，使得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工业极具代表性的事业——汉阳铁厂经费筹措陷入困局。1893年，汉阳铁厂建设完工，前后花费“约共五百数十万两”，“除部拨二百万两、奏请拨用数十万两外，其余三百余万两皆是外间多方凑借，焦思罗掘而来”。汉阳铁厂建成后，日常运营经费亦捉襟见肘，为了解决汉阳铁厂运营经费的困难，张之洞又一次竭“湖北物力之所能办到者”，包括湖北的厘金、盐厘以及盐粮各库，从他主持的湖北枪炮厂、织布局、纺纱厂经费中挪借，以织布局的盈余“酌量拨补铁厂之费”。但不可否认，张之洞在广东奠定下基础的铁厂、织布厂等洋务事业，得益于广东闱姓赌博罚款筹措的启动资金。张之洞督粤的六年，闱姓开禁为广东贡献440万两饷银（1886年广东全省岁入仅得456万两）。

湖北织布局

这说明，在缴交欠饷和军饷的外部压力下，以及发展洋务事业的内在推动下，赌博业对广东财政收入作出一定的贡献；张之洞通过赌博业的开放完成了朝廷交付的重任，解决了地方的财政窘境，同时为自己的洋务思想付诸行动提供了财力支持。从张之洞离任两广总督以后，清政府对禁赌的态度似乎也没有以往那样决绝，这其实与晚清变局有很大的关系，也为后面晚清各地开放赌博业奠定了基础。

晚清变局下的赌博业遍地开花

在李鸿章到任两广总督后，广东的赌博业进一步开放。李鸿章在闱姓的基础上，又弛禁了番摊和白鸽票，“中国自闱姓承商，为赌博弛禁第一关键也。其后番摊抽收海防经费，为赌博弛禁第二关键也。今者白鸽票缴饷承办，……是为赌博弛禁第三关键也。之三者，廿一省无之，而独以粤东为赌博渊薮”。可见，广东的赌博业到李鸿章时期发展到顶峰。如果说，张之洞督粤期间“粤省多盗”，弛禁赌博每年可得上百万两银用于“缉捕经费”，而“逮李文忠来粤，见有金不见有人，乃明目张胆毅然请以番摊承饷”。

李鸿章赤裸裸地大开赌禁，与同治光绪以来的晚清政局大为相关。1874年，中日签订《台湾条约》；1879年，中俄签订《伊犁条约》；1881年，中俄签订《改订条约》；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同年又签订《辽南条约》；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为支付赔款，以及购置军火船炮，开发铁路、矿山等，清政府大量向外举债。为偿还赔款及外债，清政府将费用分摊到各省。地方政府为筹措分摊的经费，除加征赋税、提高厘金等手段，还推出闱姓赌捐。如广西光闱姓赌捐一项，每年就缴银30万两。

张之洞视察汉阳铁厂

广东此时除闱姓外，其余赌博种类亦纷纷开放。两广总督李鸿章接连批准赌商缴饷承办番摊、白鸽票、山票、铺票等。除广东的赌博种类百花齐放外，洋务重臣也在所督之地开赌。而此时开赌，一为偿付赔偿和外债，二为地方赈灾，三为继续推动洋务运动的开展，但是此举看上去均是被逼无奈。

当时，湖北在张之洞的全面谋划之下，各项大型建设纷纷上马，洋务运动如火如荼，已经产生严重的财政赤字，就在此时，清廷又给湖北送来巨大的压力。1901年，湖北需解决每年分摊的约120万两白银的庚子赔款。为不加重民间赋税，已有弛禁闱姓赌博经验的张之洞在汉口创办“签捐票”,这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彩票，虽名为彩票但“迹近赌博”，时人称“彩票者，虽无赌博之名，而有赌博之实”。签捐票发行10年，发行数量从开始的20000张逐步增至60000张，以60000张计算，一年发行额约432万两，而1908年湖北省财政收入仅1654.52万两°，可见赌收大约占地方岁入的四分之一，由此“庚子以后，湖北筹款之多，甲于天下”。洋务运动著名的湖北枪炮厂，从1881年开始营造到1906年停工，总花费741万两，平均每年约30万两，可见湖北一年的赌收就可以建造近15座枪炮厂。

李鸿章像

湖北签捐票

江南义赈彩票

此外，转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亦上奏开办“直隶顺直筹赈彩票”，同时还准办上海普济彩票公司。自李鸿章死后，张之洞跃居为各省督抚的领衔地位，以张之洞为首的各省督抚纷纷请办“迹近赌博”的彩票，且各省、州县陆续开办的大小彩票均唯湖北签捐票马首是瞻，稳定增长的发行量以及长期累积的公信力使签捐票成为晚清发行最久、规模最大的官办彩票。

值得一提的是，曾任两广总督的刘坤一在任内极力禁赌，曾于1877年照会澳门总督要求粤澳两地一体禁赌。他表示：据驻澳洋官来文，有中国禁赌博一项，惟彼大西洋国准收等语。西洋本无约之国，屡以此饶舌，卒归无济。这是最早有关广东与澳门交涉禁赌的官方记载，但遭到澳葡政府拒绝。随后刘坤一派船查截澳门闱姓赌票。1879年，刘坤一调任两江总督，却以淮海赈灾的名义奏请设“江南义赈彩票”，开了晚清本土化商办彩票之先例，并奏办了上海广济彩票公司，获得六年江南义赈彩票的发行专利，被视为中国近代本土彩票的开端，广济公司以赈灾名义堂而皇之发行的江南义赈彩票获得官方许可。

除政治与社会的动荡外，晚清赌票的发行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解决开展洋务活动的财政缺口。1906年，粤汉铁路建设需要大批资金，张之洞为广东绅商谋划了一个筹资办法，就是开办特利股票，“以五成开彩及充一切用费，以五成留备赎路之用。得彩者，付一半现银，以一半留作铁路股票；未得彩者，准折半抵还铁路股票。期以一年举行十二次，即可得六百万元”。后来，张之洞也支持湖南官绅采用此等办法筹资。所谓特利股票，表面上看是用以铁路建设的福利彩票，但本质上带有鲜明的赌博印记。

由此可见，张之洞等晚清重臣自督粤以来，对赌博业采取了包容开放的态度，从广东弛禁闱姓到其他地区创办彩票，均反映了合理利用赌博业成为晚清重臣结合时局而采用的重要施政手段，这也成为其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众所周知，武汉乃至湖北的洋务运动起步很晚，直至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才展开。张之洞能将其建设成为影响全国的洋务和新政中心，在晚清动荡时局和财政窘境下，没有充足的财力做支撑是不可能创造出这种奇迹的。

粤汉铁路股票

余论：晚清重臣的政治经济思想

有学者尽力将闱姓赌博和彩票区分开来，但实际上，闱姓是与科举考试相关的彩票赌博种类，利用科考做护身符，开彩又以官方金榜为依据。研究表明，彩票是赌博业的开端，而其又能够为政府增加税收、促进地方公共事业发展。纵观世界，彩票的起源带有鲜明的经济效应和福利属性，在国家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对彩票持相对积极的态度，甚至有的还直接参与其中。如1612年，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授权弗吉尼亚公司在伦敦发行彩票，资助其在美洲殖民地的建设和发展，在彩票收入的支持下，早期美国的公共工程开始兴建、大学开始兴起。乔治·华盛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两位美利坚的开创者就是发展公共工程的彩票商，而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也正是在彩票收入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晚清广东、澳门的闱姓实际上也是彩票，不论粤督们弛禁闱姓还是发行官办或商办彩票，都是以弛禁赌博来拓展筹款渠道，多元化筹措经费，或为缴纳欠饷，或为防务，或为赈灾，或为经济发展。

粤督们禁止或弛禁赌博，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不可分。赌博为清政府法律所不容，且多任广东督抚如劳崇光、蒋益沣、英翰、李翰章、倪文蔚等督抚因禁赌不力被弹劾、降级等。1909年，江苏省咨议局提出“永远禁止彩票议案”，获得两江总督的支持，开始在其权辖范围内展开严禁彩票的行动。其后，浙江、湖南、河南、顺直等咨议局纷纷请禁彩票。宣统三年《大清暂行新刑律》刊印，“关于赌博彩票之罪”一章中，首次以晚清法令的形式明确规定禁止彩票。这说明，虽然晚清重臣通过发展赌博业尝到甜头，但自始至终，清廷禁赌的态度还算相对坚决。在此背景下，张之洞等人大胆弛禁赌博业，并大力发行彩票，无不反映出其务实的政风与超常的政治经济手段。

一为深明利害之关系。首先，张之洞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广东之战略意义，他认为，广东处于中法交战前线，除在省内布防外，还要支援福建、云南和广西边防，军需开支较大，且广东库储早空；其次，他认为从历年禁赌效果来看，禁粤不禁澳不如不禁，主张从实际出发通权达变，不愿“务虚名而滋实祸”;再次，他指出赌禁的政策增添了官吏对民间的困扰，而开赌则“军饷多一来源，民间少一搜刮，此则瞻军实之与恤民生”。由此可见，张之洞深明广东之要害地位，也洞悉禁赌之弊端，由此他在应对朝廷禁赌论的官员时强调“诸臣皆为粤人而不考粤事，殆非核实平心之论乎”。

二为治理手段较为灵活。一方面，赌博业的经济收入多用于支持国家财政、资助海防事业和洋务运动。张之洞通过“以罚代饷”的形式利用闱姓赌博罚款偿还洋债、造兵舰、办实业，在中法战争中为援助广西、支持福建、台湾也起到了作用。另一方面，用官方手段推动彩票业的发展。张之洞命令全省各府州县建立签捐票承销网点，又令各地将彩票的销售情况列入当年地方官政绩考核之列。还将湖北文武各官俸银，一半给银，一半给彩票；甚至将彩票交给华教士转售于耶稣教民。

以张之洞为代表的这些大臣“经世致用”的思想和作为，明显同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士大夫大相径庭。这既有他们为人臣子，强烈的国家兴亡休戚与共之责任感，又有作为洋务派，兴办实业富国强兵的追求。在违背儒家教义的另一面，则是弛禁赌博防止赌资外流，开赌以体恤民生的“爱国”“爱民”之情怀。除开赌外，张之洞还通过革新税制币制、改革海关等多种方式拓源筹款，在晚清国库严重空虚的情况下，张之洞等重臣发挥卓越的经济才能推动近代工业、运输业和教育业的发展。不可否认，赌博收入作为洋务事业启动资金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且在关键时刻赌收亦成为从清廷到地方政府重要的救命稻草。

文章作者：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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