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欧讲大案 | 1996北京运钞车第一案：那个雨夜，警察堵住了一个"李建生"

【 夜 案 档 案 】

档案编号：LO-CN-1996-02-001

那个雨夜，警察堵住了一个“李建生”

1996，北京运钞车第一案。一个越狱死缓犯，7个月连抢3次，116万、76万……最后横死在自己撞来的那辆车里。

1996年9月8号那天晚上，北京下了一场大雨。

雨大到什么程度？大到长城饭店的保卫干部荣锡可，得打着伞、弯着腰，一趟一趟在停车场里转。皮鞋踩在积水里，咕叽咕叽的响。他看完了自己管的那片儿，没发现啥异常，临收工的时候，他无意往隔壁亮马大厦的停车场那边瞟了一眼——就那么一眼，他在原地愣住了。

只见那儿停着一辆车，一辆米黄色的小轿车被雨浇得水淋淋的，雨刮器早停了，前挡风玻璃上糊着一层水。

荣锡可没敢大意。他赶紧凑过去，蹲下身来，用袖子擦掉了车牌上的雨水，借着路灯眯眼一瞧——京A08786。

他顿时觉得后脊梁骨一凉，汗差点从后背冒出来。就是这辆车！全北京城正撒开大网找的就是这辆车。

老欧先把话搁这儿：那天晚上这个保卫干部报出去的一个电话，成了这场追了七个月的大案，最后的收尾。

从2月8号朝阳区安慧里那辆运钞车在银行门口被劫、一个职员倒在血泊里，到那个雨夜，整整七个月。北京市公安局专案组的灯也整整亮了七个月。而这个让全城如临大敌、警察蹲了半宿去等的人，他身份证上叫“李建生”。可他根本不叫李建生——他叫鹿宪洲，一个被判了死缓、从监狱里翻墙跑出来的越狱犯。

鹿宪洲，1963年2月8号生人，北京户口，地道的北京人。

那个年代能念到高中毕业是很不容易的。七十年代大多数人家的孩子初中读完就进工厂上班了，而鹿宪洲是把高中念完了的，头脑是非常够用的。他这个人不混也不闹，看着还挺文静，可是他心里那股子不甘，却从来没跟人说过。

1981年他高中毕业进了部队，在云南昆明军区当兵。先是当汽车兵，后来因为脑子活、手脚利索，又干了军械验枪员——就是整天把枪拆了装、装了拆，负责保养、验射的那种活。

就是这两样手艺，给这个年轻人埋下了祸根。

汽车兵教会了他开车、修车，连偷车撬门锯锁都不在话下；军械员教会了他拆枪、用枪——什么枪什么脾气、多远的距离能撂倒人，他心里门儿清。这两样本事搁在正道上，那可是吃饭的手艺；搁在歪道上，就变成了杀人的家伙。

1984年，他复员回了北京，进了首汽公司——北京出租汽车公司，开出租车。

在八十年代能开出租，那可是个让人眼红的行当。你想想啊，那年代满大街跑的都是公车、自行车，能开上出租车的，一个月挣得比普通工人多两三倍。见的人多，听的事儿多，三教九流杀人都能碰着。鹿宪洲真要是踏实的干，日子过得肯定差不了。可他偏偏不甘心只挣这一份死钱。

他开始眼红那些“大款”。看着别人出手阔绰，看着别人腰包鼓鼓，他心里那杆秤歪了——凭什么我开车，别人坐我的车？凭什么我累一天挣几十块，人家一顿饭就吃掉我一个月的挣的钱？

到了1991年2月，鹿宪洲开始伙同别人，在天津、北京两地偷了三辆高级轿车。那时候小轿车是稀罕物，一辆大奔、一辆奥迪，搁现在值多少钱先不说，在1991年，那也是硬通货。同年6月，案发他被逮住了。

1992年6月18号，北京市法院判了他一个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一个偷车的判死缓，搁现在看很重，但在当年那个社会治安的关口上，就是这么判的。随后他被关进了京郊的监狱。

死缓，理论上是要一直关到死的。可谁也没想到，两年后——1994年2月18号他跑了。竟然是越狱翻墙跑了。

咱们接下来分析分析这个人。判了死缓，等于这辈子都搭进去了，正常人要么认命，要么老实改造。可鹿宪洲不一样，他坐牢这两年，心里翻来覆去想的不是后悔，是“亏”。他觉得自己这辈子让这身手艺耽误了——会开车、会用枪，凭什么缩在监狱车间里看人脸色、挣仨瓜俩枣？他越狱那天是半夜翻墙头出去，脚刚落地那一下，踩在二月北京还没化的冻土上，他揣着的那点念头，大概就是：出去把以前没捞着的要加倍捞回来。

越狱之后鹿宪洲并没有走远。他就在北京这地方，跟警方躲猫猫。

但他不是一个人，他的背后有一张人情网。

人情网里头一个叫黄民平，跟他一样是首汽的一名司机，湖南人，比他还小一岁。在越狱的当天，鹿宪洲第一个找的就是他。黄民平二话没说，把人藏进了自己开的皇冠出租车后座——那时候皇冠轿车绝对算是好车，谁也想不到后座底下能藏个越狱犯。之后他还给鹿宪洲找衣服、找吃的、找落脚的地方。

第二个叫张颖，女，25岁，辽宁人，北京医院药剂科的药士。说起来算是鹿宪洲的女朋友。这姑娘明知道鹿宪洲是越狱的死缓犯，不但没怕，还帮他四处租房子——酒仙桥、和平街、金台北路、安华西里，前前后后换了好几个地方，都是她出面租的。

第三个，他亲弟弟鹿宪勤，30岁，一家食品公司的经理。亲弟弟知道哥哥是越狱犯，不但没报警，反而掏出钱来资助——前前后后给了好几千块，还托人找了个最隐蔽的落脚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学楼的地下室。那地方白天上课，晚上没人，黑灯瞎火的，最适合藏人。

还有一个叫赵建国，也是首汽的司机，北京人。明知鹿宪洲是越狱的，还掏了500块钱资助。90年代的500块，也不是小数目。

你看，这就是鹿宪洲的本事之一：他能让身边的人——同事、女朋友、亲弟弟、朋友——明知道他是个越狱的死缓犯，还一个个搭上身家性命去帮他。这种笼络人心的本事，用在正道上，是个当干部的料；用在歪道上，就是个带头大哥。

但光有藏身处还不够。他要干的是大买卖，得有真家伙。

两条边境线，他跑了两趟。

第一趟往北。1995年11月，鹿宪洲和黄民平揣着钱，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到了黑龙江黑河——那地方挨着俄罗斯，边境上什么都流通。在那儿他花3万块钱，从两个卖枪的——张建国、蔺刚和手里买了2支庆华小口径运动手枪，一百多发子弹。这俩枪贩子从中赚了1万5。

第二趟往南。1995年12月他又一个人跑去了广西凭祥——那地方挨着越南，边境上枪杆子比扁担还多。在凭祥，他找到一个叫农之宝的壮族人，崇左县华侨农场的工人。花2万5，从农之宝手里买了4支硬家伙：一支波兰1971式9毫米微型冲锋枪，一支9毫米手枪，一支华尔特7.65手枪，一支7.62手枪，又是一百多发子弹。

你算算，这一南一北，他前后花了5万5，搬回来一屋子枪。一个越狱的死缓犯，不到一年时间，把自己武装到了牙齿。

枪一到手，人也就彻底回不了头了。

1995年12月13号，鹿宪洲第一次持枪动了手——在亚运村汇园公寓的北京红星城市信用社，抢了一把。用的就是从黑河买的那两支小口径手枪。这一把是练手，也是试水。他干成了，而且没人认出来，于是他的胆子就被彻底撑破了。

他拿着抢来的钱尽情的挥霍，开始频繁的出入高档场所，还给自己编了个假身份——化名“李建生”，又弄了个假身份证。他甚至敢作案之后，换身衣服再回现场附近转悠，听听警察怎么议论，看看群众都有什么反应。这种心理素质，绝对不是一般劫匪具有的。

1996年2月8号，他等来了那个日子。

2月8号上午，这天春节刚过。朝阳区安慧里四区15号楼，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朝阳支行甘水桥分理处门口。

上午正是钱款接驳的时候。银行职员先从网点里一箱一箱往外抬钱，然后再往停在门口的运钞车上装。那时候哪有什么防弹运钞车？就是一辆普通的面包车，车门敞开着，钱箱直接往里面搬。职员们裹着棉大衣，哈着白气，谁都以为这只是一天里最普通的一个上午。

此时谁也没看见路边有辆没挂牌的车，就那么静静的停着。车里正坐着一个人，蒙着脸，还端着一支微型冲锋枪，眼睛死死盯着那些抬钱的人。那枪是波兰产的，71式短管，一梭子能装32发。

那一刻车里的鹿宪洲在想什么？老欧估摸着，他大概也没想太多，也来不及想。他的呼吸可能是平的，手可能有点凉——但这活儿他踩过太多次点了，什么时候运钞车来、几个人搬、钱箱多重、保安站哪，他心里跟明镜似的。就等那几箱子钱落定，就等最不经意的那个瞬间。

钱刚要装满，那人推开车门，直冲了下去。

哒哒哒——微型冲锋枪的枪声，在银行门口炸开。那声音在早春的街道上，脆得吓人。

两个银行职员当场倒下。一个当场没了气息，另一个受了重伤，被抬走的时候血已经浸透了棉大衣。满地的钱、满地的血、满街的尖叫声。那人迅速拎起装钱的提包跳上车，一脚油门，一溜烟的就没了影。整个过程，前后还不到两分钟。

——那是1996年2月8号上午，那是北京有史以来，第一起光天化日之下持枪抢劫运钞车的案子。抢走多少钱：整整116万。

116万在1996年那是什么概念？一个普通职工一年到头挣不了一万，这116万，够一个普通家庭不吃不喝挣一百年。可这点钱，填不满鹿宪洲的窟窿，也填不满他的胃口。

那么他拿着这116万干什么了呢？先是租高档公寓，然后买名牌手表，每天出入歌厅舞厅，最常去的地方，是长城饭店里的“天上人间”。那地方在1996年的北京可是有钱人的销金窟。

可钱这东西，来得快去得更快。116万，在高档场所里挥金如土，也就撑了几个月。

1996年6月3号，海淀区知春路96号，中国建设银行北京海淀支行附近。还是蒙面，还是微型冲锋枪。鹿宪洲拦下一辆运款的取款车，前后不到5分钟，抢走76万现金，还抢走了几百万元的空白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这次没伤着人。

不到5分钟。从停车、蒙面、开枪、抢钱、上车、跑路，整套动作行云流水。这就是当过兵、踩过点的人干出来的事。

但这一下，等于是在警察眼皮子底下，又甩了一记耳光，专案组炸了。

咱说句实在话，那个年头，北京乃至全国的治安正处在一个敏感的节骨眼上。改革开放十几年，社会在变快、钱在变多，可也有人站在边上眼红、走歪路。光天化日抢运钞车，一而再、再而三，这已经不只是钱的事了——这是往整个社会的神经上捅刀子。

接连两次得手，鹿宪洲一个人干，越干越觉得孤单。抢运钞车不是请客吃饭，是拿命换钱，此时他需要一个帮手。

他很快物色了一个人——郭松。北京人，32岁，无业，1989年12月因为强奸罪被判了4年，刚放出来不久。都是坐过牢的，都是没退路的，就这么凑到了一块儿。

俩人先合伙偷车。1996年8月25号晚上，海淀区恩济里小区33号楼下，俩人撬门锯锁，偷了一辆深蓝色本田轿车，当时价值20.9万。偷车对鹿宪洲来说，跟拎个包一样顺手。

8月27号上午9点多，鹿宪洲和郭松，一人揣两支手枪，蒙着脸，开着那辆偷来的本田，拦在北京城市合作银行滨河路支行门口。他们的目标是那辆运钞车——里面装着一百三十多万。

可这回，他们撞上了硬骨头。

这个支行的职员李国春、杨小东他们，还有押运的保安员、司机，看见两个蒙面人端着枪冲过来，没一个怂的。司机安保国第一个反应过来，猛打方向盘想跑；押款员李超扑上去挡钱箱；李国春、杨小东从网点里冲出来，跟劫匪搏斗。

但枪还是响了。郭松两枪，打中了司机安保国的下颌，打中了杨小东的左肩胛和左锁骨，两个人重伤倒地。鹿宪洲两枪，打中了押款员李超的背和腰，重伤；又补了一枪，打中李国春的背部，子弹穿进去，伤及肝、肺……

李国春，失血性休克，当场就没救回来。

那天的结局是：钱，他们一分没抢着；人，他们打死打伤了好几个，李国春，再也没能站起来。

老欧讲到这得在这儿停一停。李国春是谁？就是一个在银行上班的普通人。那天早上，他大概还盘算着下班回家吃什么。他没招谁没惹谁，就因为在那个时间点站在那个岗位上，就撞上了两个拿枪的人，一条命就这么没了。

鹿宪洲抢过116万、76万，从没觉得那是抢的人家的活命钱。可当他自己也挨了枪子儿、抱头鼠窜的时候，他大概懂了点什么——可惜，他懂晚了。

▎2月8日 · 安慧里甘水桥分理处　蒙面持微冲，一死一伤，劫走116万
▎6月3日 · 知春路建行附近　劫走76万现金及数百万空白存单，无人伤亡，全程不到5分钟
▎8月27日 · 滨河路合作银行　伙同郭松，因员工拼死抵抗未得手，1死3重伤

三起劫案，两起得手，一起未遂，几条人命。这案子压在北京公安局头上，沉甸甸的。

专案组把三起案子串起来反复比对，发现了一个关键规律：这家伙，每次作案都用偷来的高档轿车，而且每回做完案就换车、丢车——2·8那辆作案用的车，事后被扔在一个胡同里；6·3那辆，也很快丢了；8·27那辆本田，后来也不见了。

——那就盯车,以车找人，一场京城轿车大清查，铺开了。

1996年9月3号，一条报案进来了：海淀区普惠北里9号楼下，一辆崭新的米黄色尼桑轿车被盗，车牌号京A08786。车主是通县一家服装厂的。

专案组心里咯噔一下——报案地点普惠北里，跟6·3案作案车辆被偷的那片区域，挨着！

这世上没有这么巧的事。偷车地点重叠，车又是高档的、崭新的——这不像是普通盗贼的手笔，倒像是那个“李建生”又去踩点、又准备换车了。这辆车，成了全城搜索的目标。协查通报发下去，整个北京城的眼睛，都盯上了这辆米黄色尼桑。

咱说句题外话。后来查清楚，这辆尼桑，是9月2号晚上鹿宪洲和郭松一起偷的，价值28.1万。他们偷这辆车，本来就是为了第四次作案准备的。可他们没想到，这辆车，成了送他们上路的棺材。

然后，就是开头咱说的那个雨夜。

1996年9月8号傍晚，北京下起倾盆大雨。

那天晚上，鹿宪洲在长城饭店里的“天上人间”歌舞厅消费。他把那辆米黄色尼桑，停在了隔壁亮马大厦的停车场——他以为停隔壁，就不会被查到。

晚上10点，长城饭店保卫干部荣锡可打着伞在停车场查巡。这是他今晚第二圈了。看完自己这片，他无意朝隔壁亮马大厦的停车场瞟了一眼——雨幕里，一辆米黄色轿车停在那儿。他心里一动，走过去，擦掉车牌上的雨水：京A08786。就是它。

荣锡可没有犹豫，立刻打电话报警。

半小时不到，专案组的刑警已经悄悄到了现场。他们没打草惊蛇，用两辆民用轿车一前一后，把那辆尼桑堵死在停车位里——你想跑，先撞开前面那辆再说。停车场每个出口、饭店门口，都埋伏了便衣。雨还在下，警察们缩在车里、树后，衣服都湿透了，眼睛死死盯着那扇饭店大门。

凌晨12点左右，一个中年男子从长城饭店走了出来。

他30多岁，中等身材，穿着体面。他站在门口，没急着走，先站在那儿，观察了一圈周围的动静——看看有没有异常的车、有没有不对的人、门口的保安是不是多了。这一步是鹿宪洲的习惯，也是他保命的本能。可他不知道，这一次，他的运气用完了。

他放下心来，走到那辆尼桑跟前，拉开车门一猫腰，钻进驾驶室。

就在他发动引擎的瞬间，埋伏的抓捕队员从几个方向同时冲了出来，扑向那辆车。“下车！别动！”

车里的人没听。他一脚踩下油门，打开大灯，汽车轰的一声，直直朝着冲在最前面的抓捕队员赵宁撞了过去。他知道，一旦被抓，就是死路一条。

枪响了,抓捕队员受令开火。那辆尼桑歪歪斜斜冲出去十几米，最后“轰”的一声，撞在了一辆停着的车上停住了。车头瘪了，安全气囊弹出来了。

警察拉开变形的车门，把一个浑身是血的中年男子从驾驶室里拽了出来。他头部、腿部都中了弹，疼得蜷缩着，嘴里还硬撑着说自己叫“李建生”。

搜查那辆车，民警搜出了两样东西：一台红外线望远镜，和一条迷彩裤。你品品这两样东西——红外线望远镜，是晚上蹲点、观察用的；迷彩裤，是跑路、隐蔽用的。这哪是普通司机的配置？这是一个随时准备作案、随时准备跑路的人的装备。

连夜查证，警方确认了——这个“李建生”，就是1994年2月18号越狱脱逃的死缓犯，鹿宪洲。

9月10号晚上，专案组又一举把鹿宪洲的同伙郭松，从他三源里的家里按住了。随后，在鹿宪洲的两个窝点里，搜出了一大堆东西：微型冲锋枪1支、制式手枪3支、子弹315发、人民币17万、美金和其他外币好几万，还有一摞偷来的车牌、一沓假身份证、几个蒙面头套，和各种撬门锯锁的作案工具。

连黄民平都没跑掉——他拿了鹿宪洲抢来的10万块赃款，去赛格证券公司开了户，买股票。警察找上门的时候，他大概还在想那几只股票涨没涨。

那个把自己活成影子的人，连同他藏在影子里的枪、钱、假身份证，一起见了光。1996年11月，鹿宪洲因伤重不治，死在滨河医院。他死的时候，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他死在医院里，没能等到审判——但公道，没等他。

1996年12月19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郭松，抢劫罪、盗窃罪，累犯，数罪并罚——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卖枪的农之宝、张建国，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造成特别严重后果——死刑。

另一个卖枪的蔺刚，因为后来投案自首，判了死缓。

黄民平，非法买卖枪支、窝藏、窝赃，数罪并罚——无期徒刑。

帮他租房子的女朋友张颖、给他钱找地方的亲弟弟鹿宪勤，各判七年；资助他500块的赵建国，判三年。

从越狱的死缓犯，到卖枪的边境贩子，到藏人的女朋友、亲弟弟、同事——一张网，全兜住了。

咱最后把镜头拉远一点。

1996年，北京城连发持枪抢劫运钞车的大案，又有别的大案叠加，首都治安压力一下子上来了。这一系列案子，成了当年中国第二次“严打”的导火索之一。1996年4月9号，全国人大作出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当年10月到12月，北京军事博物馆办了一场“严打”一线的纪实展览，55万人去参观——55万人，排着队去看那些触目惊心的案子，可见那年月，老百姓心里对“安全”两个字，有多上心。

这些大案过后，银行系统也实打实地改了：运钞车换成了防弹的，押运配了枪械，网点门口装了监控，运钱再也不是“搬大白菜”。这些铁门、摄像头、武装押运，说句难听的，都是用血换来的教训。

抢得走的是钱，还不起的是命。
你盯着别人的钱，别人的法律，盯着你的命。

咱把话再绕回那个雨夜。

1996年9月8号那场雨，下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雨停了，太阳出来，亮马大厦停车场那摊被冲洗过的痕迹，也没人再提起。那个叫荣锡可的保卫干部，大概也就记了个“今天报了警”；那些蹲了半宿的警察，回家补了个觉。日子还是日子，北京城还是那个北京城。

可有些人，永远停在了1996年——停在了安慧里那辆运钞车旁倒下的职员，停在了滨河路支行门口拼命的李国春，停在了每一个被那两声枪响打碎的家庭。

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

【 案件信息来源 】

1. 北京市公安局《1996年破获鹿宪洲抢劫银行运钞车案》

2.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郭松等持枪抢劫银行运钞车案》（1996年12月19日一审、1997年3月21日终审）

3. 综合公开媒体报道与历史资料整理；本文为案件回顾，旨在法治警示，不渲染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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