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镜挂着澳洲牌，调查却追到中国App？

【文/科工力量 王润莲】

从挪威拟限制公共场所使用、荷兰零售商停售，到澳大利亚调查App、英美法院禁入，智能眼镜正在遭遇一轮新的市场约束。隐私责任开始沿着产业链，向产品设计者、数据服务商和销售渠道延伸。

10月7日，澳大利亚隐私监管机构OAIC宣布，对深圳青橙未来科技的隐私保护措施启动正式调查。公开信息显示，这是澳洲首例公开披露的智能眼镜正式隐私调查案例。

OAIC宣布对深圳青橙未来启动正式调查

有意思的是，青橙未来在这次事件中是以软件服务商的身份进入监管视野。它开发的HeyCyan App，被Kmart旗下Anko智能眼镜采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调查还发现，Big W Marketplace、Dick Smith、Amazon和Temu等渠道销售的多款低价眼镜，也在使用或被标示使用这套软件。消费者买到的是不同品牌的硬件，背后连接的却是同一个App。

8月以来，OAIC先后向Meta、Google、Kmart、BDI Technology和青橙未来五家主体开展初步问询。10月7日，监管机构将对青橙未来的问询升级为正式调查，理由包括未收到该公司的回复，以及第三方技术分析和隐私政策引出的疑虑。同时，OAIC致信销售相关设备的零售商，要求它们重新考虑继续销售是否合适。

几乎在同一时间，更多国家开始给智能眼镜划定边界。10月5日，挪威政府宣布，准备向议会提出临时禁令，拟限制在公园、海滩、博物馆、商场、学校和医疗机构等场所使用AI眼镜；10月2日，荷兰大型眼镜连锁Hans Anders因隐私争议，暂停在荷兰和比利时销售Ray-Ban Meta。

8月11日，英格兰和威尔士法院禁用Meta智能眼镜的政策被媒体披露；更早的7月20日，纽约州统一法院系统开始禁止具备录音录像能力的智能眼镜进入法院设施。

这些动作放在一起看，产业变化已经清楚：智能眼镜正在跨过从极客设备到大众商品的门槛，产品扩张产生的隐私风险，越来越难只靠使用者自律和事后追责来处理。

对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市场准入条件正在改变。一副眼镜能否卖出去，除了价格和功能，还开始取决于它怎样采集数据、谁处理数据，以及销售渠道愿不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风险。

从一盏提示灯到市场规则

澳洲这一轮关注，始于一款低价眼镜的热销。7月底，Kmart推出售价89澳元的Anko相机眼镜。镜框内置摄像头，可以拍摄视频和照片，上架不足一周就在全澳售罄。过去需要花数百澳元甚至更高价格才能购买的可穿戴拍摄设备，开始进入普通消费者的购物篮。

Kmart 旗下的 Anko 智能眼镜

低价扩大了市场，也放大了原有规则没有充分解决的问题。8月12日起，OAIC展开初步问询，重点追问三个问题：设备如何记录信息，谁能访问，信息存在哪里。

这三个问题，超出了通常对智能眼镜偷拍的讨论。照片和视频可以留在设备或手机本地；一旦用户调用需要云端处理的语音助手、图像识别和AI问答，设备采集的信息就可能进入企业的软件系统。隐私问题随之从一次拍摄，延伸到之后的传输、保存和使用。

今年3月，《答案实验室》栏目就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宇万光年COO赵仲夏表示：这背后还有一层产业动力。人怎样拿起物品、操作工具、完成家务，是AI理解现实任务的重要材料。头戴设备能在双手操作的同时记录第一视角，使采集人的演示不必完全依赖机器人的现场操作。2025年，佐治亚理工学院的EgoMimic研究已经使用Meta的Project Aria研究眼镜采集人类操作数据，与机器人数据共同训练模型。这说明，头戴设备存在成为第一视角训练数据入口的技术路径。随着这类用途进入产品，企业需要说清服务所需的数据与训练所用的数据如何区分，取得的影像会被谁使用、使用多久。

澳洲隐私专员用“环境式、隐蔽甚至秘密”的采集方式，描述这类可穿戴设备的风险。让AI理解现实环境，需要把眼镜看到、听到的内容转化成数据；其中可能包括没有使用这项服务的人的面孔、声音，以及足以识别他们身份的工牌和位置。

这种担心并不新。2013年，Google Glass还在测试阶段，澳大利亚、加拿大及欧洲等地的数据保护机构就曾联合致信Google，追问设备会收集什么信息、是否向第三方共享，以及如何处理隐蔽拍摄和人脸识别。

Google Glass首批试戴

当时，Google Glass价格高、外形醒目，也未能真正打开大众市场，因此监管只停留在问询阶段。

2021年，Facebook与Ray-Ban推出Ray-Ban Stories，摄像头和麦克风进一步融入普通镜框。爱尔兰和意大利数据保护机构随即质疑：镜框上的微小提示灯，能否让路人有效意识到自己正在被拍摄？

经过持续交涉，Meta在2023年推出的新版本中，将外部提示灯尺寸扩大至原来的两倍以上，增加录像闪烁模式、避免误触录制的控制措施，以及防篡改功能。监管意见已经开始直接改变硬件设计。

到了2026年，市场规模让这类问题无法再靠一盏灯解决。Omdia估算，2025年全球AI眼镜出货量达到870万副，同比增长322%，其中Meta出货740万副。Counterpoint则统计，2026年上半年全球AI眼镜出货量又同比增长263%，无显示屏产品占96%。

与此同时，保护措施本身也成了改装生意的对象。今年6月，科技记者Joanna Stern调查发现，美国至少30个州有人在Facebook Marketplace提供改装服务，通过物理破坏录制提示灯，让Ray-Ban Meta能够在没有灯光提示的情况下拍摄。她为改装自己的一副眼镜支付了100美元。

科技记者Joanna Stern调查发现100美元即可改装智能眼镜

针对此情况，Meta在7月推强制固件更新，一旦检测到指示灯被篡改或遮挡，摄像头直接罢工。但截至9月Meta官方的数据，只有不到数千副因此永久禁止了摄像头。要知道仅2025年，Meta就在全球销售了700万副AI眼镜，这种力度的惩罚仅仅是隔靴搔痒。

从Google Glass时代的问询，到要求扩大提示灯，再到App调查和零售商停售，监管面对的已是一门规模化生意。产品端的一次整改，开始需要软件更新、数据管理和渠道审查持续配合。

手机规则为什么管不住眼镜

智能眼镜厂商经常提出一个反问：手机同样能够拍照、录音，为什么要单独限制眼镜？

差别不在设备本身，而在拍摄行为是否容易被旁人识别。一个人举起手机、把镜头朝向目标，大家基本上就知道他在拍照了；眼镜原本就是戴在脸上的物品，佩戴、观察和拍摄可以使用同一个姿势完成。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拍摄内容只存在本地，那么影响相对有限，但智能眼镜接入配套App、云端存储和AI服务，拍摄的影响就会沿着数据链条扩大。今年2月，瑞典媒体调查披露，Meta智能眼镜将用户眼镜拍摄的私密视频和隐私数据外包给肯尼亚数千名审核员用于AI训练，这件事引发美国、英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政府调查及消费者集体诉讼。

第一视角记录的特殊性还在于，它很难只保留一个被拍摄对象。阅读文件、查看手机、操作设备时，镜头可能同时带入聊天记录、账户信息或生产流程。给人脸和车牌打码，处理的是其中一部分可识别信息，却未必消除整个场景中的隐私和商业秘密。一副眼镜由一个人购买，一段影像涉及的权益却可能属于家属、同事、客户和所在企业。产品的隐私设计因此还要处理这些不同主体如何获知信息被采集、相关数据依据什么使用，以及由谁承接权益请求。

智能眼镜的隐私风险

今年9月，德国汉堡数据保护机构公布对Ray-Ban Meta Wayfarer第一代产品的技术和法律审查。报告认为，对亲友圈以外人员进行记录，除少数可以成立合法利益的情形外，通常难以符合数据保护要求，因为现实中很难取得充分知情的同意；Meta将相关数据用于AI训练，也缺乏法律基础。

原有法律也不能覆盖当下所有环节。OAIC此次补充到，澳大利亚《隐私法》主要约束企业和联邦政府机构对个人信息的处理，并不直接适用于个人。

佩戴者为了个人用途拍摄，与企业接收影像、提供AI服务，是不同主体进行的不同活动。个人使用不受同一规则直接约束，并不使企业后续处理自动获得豁免。真正难以落实的是：镜头中的人如何知道哪些企业取得了自己的信息，企业依据什么保存、提供或使用，出现问题时又该向谁提出请求。硬件品牌、App、云服务和第三方模型可以由不同主体提供，但这条数据链上各环节的目的、权限和责任，需要逐项说明。

这就形成了一个现实矛盾：佩戴者可能是为了个人用途拍摄，企业却可以在提供AI服务时接收和处理相关信息，眼镜提供的是拍摄和AI服务，受到影响的人却可能从未购买眼镜，也从未同意使用服务。个人使用与商业处理之间，存在处理真空地带。

HeyCyan案件最特殊的地方，在于监管机构沿着数据处理关系，找到了一个连接多个品牌的软件节点。

在正式调查前，ABC于9月公布的测试，已发现两款低价眼镜及其配套软件存在多项安全问题，例如附近的陌生人可能通过蓝牙接管眼镜，下载里面的照片和视频，甚至控制眼镜继续拍摄。这也说明隐私风险不止于佩戴者偷拍，还可能涉及设备控制和信息访问。

对于Meta，硬件、软件和AI服务主要围绕同一家公司展开，调查对象很好确认；但对于采用HeyCyan的产品，硬件品牌、销售渠道和软件运营者则彼此分离，那么首先关注的，则是串联起硬件和信息采集的服务提供商。按照OAIC此次给出的解释，隐私责任要看谁持有个人信息。

由此看，这轮变化正在改变整个行业的成本结构。产品设计需要承担预防责任，软件服务需要承担数据责任，渠道需要评估销售风险，使用者仍要为具体行为负责。过去主要留在交易之外的隐私问题，开始影响研发、采购和运营。

中国智能眼镜出海要补一层能力

海外智能眼镜的监管加强，中国企业影响很大，当下中国参与者已经远不止低价白牌厂商。

Omdia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内地AI眼镜出货量接近100万副，占全球10.9%，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中国厂商Rokid和小米在全球排名中升至第二、第三位。在带显示的AI眼镜市场，Rokid、阿里巴巴、Even Realities等中国企业合计占据71%的出货量。

海外用户佩戴小米智能眼镜

Counterpoint统计，2026年上半年，中国市场占全球AR与AI显示眼镜出货量的45%，超过北美。得益于中国企业在光学、显示、声学、摄像头模组和整机制造上的积累，为新品开发、快速迭代和价格竞争提供了基础。当下无论是消费端还是生产端，中国企业都是智能眼镜的重要参与方。

但澳洲这次调查提示，硬件交付之后，软件服务的责任会持续存在。尤其对于多个品牌共用一套App的出海模式，软件不能只被当作方便卖出硬件的附件。它既是成本能够被摊薄的地方，也可能成为风险集中的地方。

OAIC第一轮问询同时涉及Meta、Google和澳大利亚零售商，OAIC公开列出的升级调查理由也包括未获回复及具体技术疑虑。青橙未来没有回复的具体原因尚不清楚，但对缺少海外运营和合规团队的企业而言，产品进入当地市场已经不能万事大吉，应对当地监管的能力会成为下一阶段的需要补上的能力。这种能力的价值体现在渠道关系中。海外采购方可以更换硬件供应商，却不愿轻易承担一套无法说明数据流向、无法及时回应监管的软件服务带来的风险。能够持续提供安全维护和整改支持的企业，因而可能获得更稳定的合作。

因此，企业需要把软件维护、数据安全和海外监管响应纳入产品的长期成本。这一层投入，也可以通过行业协作分担。多个品牌既然能够共用App和云服务，就可以共用隐私测试方法、数据说明规范和海外监管支持，并据各自产品补齐实际数据流。行业协会、检测机构和软件平台，可以围绕录制提示、防遮挡、默认采集范围、第三方访问和版本维护形成可检验的要求，再参与海外渠道和相关标准的讨论。中国企业已有完整的硬件供应链，接下来需要把这种协作能力延伸到数据治理。能够让合作方检查数据边界、持续支持整改的企业，也更有机会把价格和制造优势转化为长期采购关系。

接下来，全球智能眼镜出海的竞争，会继续围绕价格、重量、显示和AI体验展开，但渠道还会增加一个判断：这家企业能否为产品背后的数据服务持续负责。

89澳元已经证明，低价可以迅速打开市场。能否把数据责任落实到产品和服务中，将影响中国企业下一阶段能在海外市场里经营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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