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奸臣张邦昌，虽背叛天下人，却依然忠于赵构，这样的他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吗？

1127年春，汴京城内，张邦昌面对的不是一张普通诏书，而是一座已经被金军刀锋抵住喉咙的都城。金人要他称帝，宋人恨他称帝，赵氏宗室又远在江南一带。这个身处夹缝中的文臣，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带着浓重的屈辱与危险。

后世提起张邦昌，往往只用两个字概括：奸臣。

这个评价并非全无依据。他曾在金军南下后接受伪楚帝位，也曾在靖康年间为求自保，向金人提供过宋廷主战派的情况。可若只把他钉在“卖国贼”三个字上，靖康之变中那段复杂的政治现实，也就被一笔抹平了。

张邦昌并不是突然出现在汴京城头的人物。

北宋末年，朝廷党争激烈，宋徽宗长期重用蔡京、王黼、童贯等人，政治风气逐渐偏离了正常轨道。张邦昌属于徽宗朝旧臣，靠着文书、政务和朝廷运作一步步升迁。他不属于边将，也不是能在危急关头率军冲锋的将领，而是典型的中枢官僚。

这类人擅长什么？

擅长揣摩风向，平衡关系，处理复杂政务。太平年代，这或许是一种本事；可到了国破城危之际，这种性格便容易显出软弱的一面。

1125年，金军南下，北宋第一次遭遇严重军事压力。宋徽宗仓促传位给太子赵桓，自己退居太上皇。赵桓即位，是为宋钦宗。新旧政治势力随之重新洗牌，李纲等主战派受到重用，张邦昌这样的徽宗旧臣则开始失势。

偏偏此时，金军并未真正退去。

金人提出议和要求，宋钦宗派张邦昌与康王赵构出使金营。二人的身份都很特殊，一个是朝廷重臣，一个是赵氏宗室，本应承担沟通使命，却因为宋军后来试图袭击金营，使谈判迅速变成了一场危险的人质游戏。

宋军行动失败，金人震怒。

在金人眼中，宋朝一边派人议和，一边暗中调兵，显然是在欺骗。张邦昌与赵构人在金营，最先承受的就是这种反复带来的后果。金军若要追责，他们很可能成为现成的筹码。

张邦昌没有选择硬扛。

他把责任推向李纲等主战派，声称袭击金营并非皇帝本意，而是主战官员擅自妄动。据史料记载，他还向金人提供过主战派官员名单。这个举动，既是求生，也是政治投机，更给他后来留下了无法洗去的污点。

从道义上看，这一笔确实很重。

李纲等人本是抵抗金军的重要力量，张邦昌此举等于帮助金人清理宋廷内部的主战力量。北宋本已兵力衰弱、指挥混乱，再失去一批敢于主战的官员，朝廷自然更加被动。

但靖康之难真正到来后，张邦昌面临的局面，远比一份名单更加凶险。

1126年冬至1127年初，金军再次围攻汴京。宋钦宗亲自出城议和，仍无法阻止局势崩溃。靖康二年，也就是1127年，金军攻破汴京，徽宗、钦宗父子被俘，大量宗室、后妃、官员和百姓被掳往北方，北宋国祚至此终结。

汴京失去了原有的权力中心。

金军在城中搜掠，旧有官府难以维持，百姓惶恐不安。金国统治者需要一个汉人出面，替他们接管汴京的残余秩序。这个人不能太有号召力，否则可能脱离控制；也不能毫无资历，否则无法让宋人官员听命。

张邦昌恰好符合金人的需要。

金军将领完颜宗翰等人主张另立汉人政权，让中原百姓在名义上有一个新的朝廷。金太宗完颜吴乞买也认可这种做法。对金人来说，这是一种“以汉治汉”的尝试，可以减少直接统治的成本，也能把反抗的矛头从金军转移到新立的汉人政权身上。

张邦昌当然明白其中的危险。

他若接受帝位，就会被天下视为金人扶立的傀儡；他若拒绝，金人可能拿汴京百姓开刀。史料中没有留下那场逼迫的完整对话，但当时的局面足以说明一切。

“这个皇位，你接不接？”

“不敢受。”

“你不受，城中百姓便要替你承担后果。”

这不是正常政治秩序下的选择，而是刀兵之下的逼迫。张邦昌先是推辞，后来不得不接受金人安排，于1127年三月在汴京称帝，国号“大楚”。这一政权后来被南宋称为“伪楚”。

他的帝位从一开始就不稳。

金军仍然控制着汴京，张邦昌没有独立军队，也没有真正的财政来源，更不可能调动各地兵马。大楚的官署看似齐全，实质上却没有完整的统治能力。它是金人强行架设的一座木桥，目的只是让金军撤离之后，中原不至于立刻陷入全面失控。

可金人也低估了赵氏宗室的影响力。

康王赵构当时已经脱离金军控制，正在南方活动。赵氏虽然遭受重创，但并没有完全失去政治号召力。北宋士大夫承认的是赵宋法统，不是一个由金人扶立的外姓皇帝。

张邦昌对此心知肚明。

他没有大规模改动宋朝旧制，也没有真正建立属于自己的班底。登基后，他更多是在维持表面秩序，等待金军下一步安排。那些向他行礼的官员，有人是被迫服从，有人是为了保全家人，还有人只是想借此保护汴京残存的百姓。

这座“朝廷”从诞生之日起，便缺少真正的拥护者。

有意思的是，张邦昌并未把自己当成赵宋的取代者。金军北撤后，他很快面临一个关键问题：继续留在帝位上，必然成为赵氏与南方义军共同的敌人；主动交出帝位，或许还能给自己留下退路。

他选择了后者。

金军撤离汴京后，张邦昌请出被留在城中的宋哲宗皇后孟氏，也就是隆祐太后，请她以宋室名义发布诏令，宣布张邦昌退位，并推举康王赵构承继大统。

这一步，不能简单看成张邦昌的自我辩解。

赵构此时尚未正式即位，他虽是宋太宗一系后裔，却并非北宋皇位最直接的继承人。徽、钦二帝被俘，太子赵谌下落不明，其他宗室又大多被金军带走，南方宋军和官员需要一个能够代表赵宋的人物。

张邦昌的退位诏书，至少在形式上完成了法统的交接。

它向天下表明，大楚并非要永久取代赵宋，而是一个在特殊局面下出现的过渡政权。张邦昌把自己得到的帝位又交还给赵氏，这使赵构日后称帝时，少了一层“自行割据”的嫌疑。

1127年五月，赵构在应天府即位，建立南宋政权，史称宋高宗。南宋的建立当然有军政力量、宗室身份和地方拥立等多重因素，不可能仅仅归功于一纸禅诏，但张邦昌的退位，确实为赵构提供了重要的名分资源。

这也是张邦昌最尴尬的地方。

他曾经帮助金人建立伪楚，却又亲手让这个政权迅速结束；他早年曾牵连主战派，却在关键时刻把帝位交还赵氏；他在金人眼中没有完成任务，在宋人眼中又留下了无法饶恕的罪名。

伪楚存在的时间很短，通常记作三十三天。

金人原本想借助张邦昌控制中原，结果发现没有赵氏血统和士大夫支持，一个外姓政权根本站不住脚。汴京的官员不真正服从，地方势力不愿听命，赵构又在南方重新聚集力量。金人第一次通过汉人傀儡治理中原的尝试，很快失败。

后来金人转而扶持刘豫，建立伪齐，便是从伪楚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

然而，张邦昌没有因此得到宽宥。

赵构即位后，最需要的是稳定南宋内部，也需要向臣民表明自己不会容忍与金人合作的人。李纲等大臣对张邦昌严厉弹劾，朝廷内外要求惩办他的声音越来越高。赵构若公开保护张邦昌，势必触怒士大夫；若重惩张邦昌，又等于斩断一段不便公开承认的旧日关联。

帝王的恩情，往往要服从政局。

赵构曾任命张邦昌为太傅，并封同安郡王，表面上给予优待。但这种安排并未消除朝廷疑虑，反而让许多人认为皇帝有意包庇伪帝。张邦昌后来被贬往潭州，最终被赐死。关于具体日期，史籍记载略有差异，但事情发生在南宋建立后的1127年，这一点没有争议。

据记载，张邦昌临死前曾请求出家，未获允许。

他没有等来一场能够让自己完整辩解的审判，也没有机会把自己在汴京的处境一一说清。对于南宋朝廷而言，他必须承担政治责任；对于遭受靖康之耻的士大夫而言，他又是最合适的出气对象。

张邦昌确实有罪。

他在金军压力下出卖主战派，损害了宋廷的抵抗力量；他接受金人扶立，成为伪楚皇帝，也不可能被传统忠君观念轻易原谅。若因此称他为奸臣，并不算完全冤枉。

可他又不是一个彻底投靠金国、主动谋求改朝换代的人。

他没有建立军队与金人长期作战，也没有把赵氏宗室彻底排除，更没有在金军撤走后继续霸占帝位。张邦昌的行为里有恐惧，有算计，有妥协，也有后来试图补救的成分。

这正是他和赵构之间最难以割开的关系。

张邦昌的退位，使赵构获得了一个承接北宋的政治台阶；赵构的称帝，则让张邦昌从暂时有用的人，变成必须被清除的旧账。一个人帮助另一个人登上皇位，却无法因此换来生路，这种结局在宫廷政治中并不罕见。

对不起全天下，是因为他在国难中屈服、在金人面前低头，也曾把同僚推向危险。

对得起赵构，则是因为他没有把伪楚经营成真正的新朝，反而借助太后名义，将帝位交回赵氏。南宋后来能够以“继承北宋”的姿态立足，这其中当然不是张邦昌一人的功劳，却不能说与他毫无关系。

他留下的，不是一段可以轻松歌颂的忠义故事，也不是一桩纯粹单调的叛国旧案。汴京城破以后，张邦昌被推上帝位，又被迫从帝位上退下，短短数十天，已经把个人命运、金宋战争和赵宋法统纠缠在了一起。

最后，他死在南宋建立之初。

伪楚没有留下真正的根基，张邦昌也没有留下能够为自己辩护的政治力量。史书写下他的帝号，写下他的罪名，也写下他的结局。至于那道把皇位交还赵氏的诏书，后来很少有人愿意反复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