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诺贝尔奖井喷的奥秘

2026 年诺贝尔化学奖揭晓，法国科学家亨利・卡根（Henri Kagan）和日本科学家硖合宪三（Kenso Soai）获奖。近年日本科学家屡获诺奖，其基础研究的制度经验值得审视。在2025年诺奖季，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科技政策专委会曾召开专题研讨会，探讨日本基础研究发展经验及其启示，相关研讨文稿收录在《比较》第 142 辑。适逢新一轮诺奖发布，我们推送这组文章，供大家参考。

日本诺贝尔奖井喷的奥秘

周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尹德云（哈工大（深圳）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日本自2000年起到2025年，已经有22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成为欧美之外获诺奖人数最多的国家，这令国际社会感叹不已（据知识分子公众号，日本籍或日本裔的自然科学诺奖得主总共有28位——编者注）。日本何以在21世纪出现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井喷现象？日本资助基础科研的经验对于我国有哪些启示？我国在二三十年后是否也会如期出现类似的诺奖井喷现象？为了真正理解日本诺奖井喷现象，我们有必要将视线投向日本战前乃至明治维新以前的科学风土。

日本21世纪诺奖“井喷”现象与日本战前的科学风土有关。统计表明，日本新世纪22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绝大多数出生在二战结束前。他们几乎都是在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进入国立或公立大学读书，且大多是在1964年日本举办东京奥运会前后进入顶尖国立综合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在日本国内读完大学本科的占比达到100%。获奖奠基性成果的80%以上产生于20世纪最后30年。在1972年日本GDP超越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他们在著名综合大学或企业研发部门取得了重大研究突破，从而为21世纪荣获诺贝尔科学奖奠定了基础。这些数字比较好地揭示了日本21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一些群体特征。

日本21世纪出现诺奖“井喷”与日本战后的教育改革有关。日本诺奖得主几乎都是在战后接受中学及大学教育，经历了日本教育的深刻变革。受到1939年诺门罕战役的沉重打击后，日本部分有识之士意识到日本必须大力推进教育改革、切实增强科技实力。战后，在美国的推动下，1947年日本颁布了《教育基本法》，开始用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取代以往的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东京、京都、东北、北海道、九州、大阪、名古屋七所帝国大学在这一时期被改造成国立大学。国立大学享有高度的办学自主权，譬如校长由教师选举产生，教授对教师人事和教学经费具有议决权等。战后初期的教育改革使国立综合大学的教师获得了更多的研究自由和稳定的经费支撑，还使大批理工科学生获得了更多参与科学研究的机会，受到了更好的科学研究训练。上述改革无疑对战后入学的年轻学子科研志向的培育产生了积极影响，也为青年才俊进入国立综合大学、心无旁骛地开展自由探索创造了有利条件。

日本21世纪诺奖得主受到了导师精神气质的深刻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日本国立综合大学指导理工科学生开展研究的教师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亲身经历过战时研究的资深教师，另一类是二战后期才考上研究生的青年教师。战时，前者大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过与军事装备开发和生产有关的研究，曾目睹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后期被科技强国美国碾压，因此攀登科学高峰、抢占技术制高点的愿望非常强烈。经历过战争的科研人员，对科技竞争的残酷性和重要性有着深切的感悟，对解决科技问题与发表期刊论文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对科研选题的新颖性和科研数据的准确性要求非常严格。这种精神气质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传递给他们的弟子。弟子们在其耳提面命下，对日本走科技立国的道路、迅速跻身世界科技强国行列的必要性也有着与今日青年学子完全不同的理解，并且都甘愿为增强日本的科技实力而不懈努力。1964年，东京奥运会成功地向世人展示了日本的科技实力。1965年，朝永振一郎继汤川秀树之后再度摘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桂冠，极大地振奋了日本科技界的信心，鼓励科研人员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大胆地向无人区挺进，而不是简单模仿西方学者。

日本21世纪诺奖得主得益于战后研究开发经费的持续增长。日本21世纪诺奖得主的获奖奠基性成果几乎都是在日本研发经费投入占GDP之比达到2%之后才取得的（1970年后）。这意味着出现诺奖井喷，一定离不开经济的强有力支撑。科研活动需要先进仪器设备和充裕研究经费的支撑。20世纪60年代，日本在大多数年份都保持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日本政府制订了“科学技术10年计划”，提出有必要按欧美国家的水准尽快将研发经费投入总额提高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实际上，日本1970年的研发经费投入总额达到了1960年的6.48倍，2%的数值目标也于1970年宣告达成。1980年的研发经费投入总额又在1970年的基础上增长了3.9倍。在20世纪最后20年里，除去泡沫经济破裂之初的三年，日本的研发经费投入总体上呈不断攀升之势。而且在这20年里，日本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也由2.1%进一步攀升至2.9%，甩开德国0.5个百分点，高出美国近0.3个百分点。

最后，我们想基于上述有限考察就日本科学家屡获诺奖的启示问题谈些一孔之见。

第一，全面改良科技创新“土壤”比定向培养“苗子”成效更大。日本21世纪22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有不少人在做出获奖奠基性成果前表现并不突出。依靠现有的学术权威，按照常规逻辑物色能够取得重大突破的未来科技之星存在很大的视野盲区。自战后初期起，日本的大学就开始实行高度自治，政府官员很难直接干预大学的管理，日本政府从未实施过拔尖人才科研资助计划。日本出现诺奖井喷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对科学技术创新“土壤”的改良，而不是对科学技术创新“苗子”的选育。

第二，前辈学者的正面示范有时胜过“帽子”“票子”和“位子”的激励。日本政府授予科学家的“帽子”种类不多。最为著名的是日本学士院院士。院士的定员为文科70人，理科80人，所以能戴上此“帽子”的人很少；同时，与“帽子”相关的物质激励非常有限，政府难以通过“票子”激励科研人员；“位子”的激励更加少见。日本的事务官须从公务员中选拔，且日本国立大学教授的薪资与中央政府副部级公务员的薪资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因此，在“帽子”“票子”和“位子”弱化的情况下，内在动力对驱动科学家不断开拓进取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科研兴趣的培养离不开导师的教育，使命意识的形成离不开导师的垂范。因此，如果没有对科研有着独特理解的导师垂范，后来者也难以全情投入创新。如果其导师成天热衷追逐“帽子”“票子”和“位子”，很难想象后来者会真正喜欢上科学。

第三，没有稳定充裕的研发经费支撑，很难有真正且持久的无人区自由探索。为了鼓励竞争，日本政府近年一直在缩小以“运营交付金”（事业运行费）的形式拨付给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稳定支持经费占比，持续在加大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科学技术振兴调整费、基础研究推进费、产业技术研究资助费、地球环境研究综合推进费等竞争性研究开发经费的投入。即便如此，日本拨付给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稳定支持经费依然占全部经费的70%以上。这和中国高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虽然不少人在无人区开展自由探索最终无疾而终，但是达到预期目标、取得重大突破的也不在少数。可以说，没有稳定且充裕的研发经费的支撑，20世纪后期日本不可能有那么多学者在无人区开展自由探索时取得成功。

日本战略性基础研究资助体系：

以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为例

周少丹（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2025年，日本科学家再次分享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及化学奖两项大奖。这些成就源于科学贡献、社会影响、学术环境及合作模式等多方面因素，其中，日本政府针对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的战略性资助体系发挥了关键作用。截至目前，自然科学领域27名日本（含日裔）诺贝尔奖得主中，有6人受益于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以下简称JST）的资助，今年两位获奖者均在科研起步阶段获得JST的关键支持，最终结出硕果。这里重点阐述JST的职能定位、业务板块及机构间协同特点，通过追溯其核心资助计划的历史演进及业务衍生关系，展现其核心能力形成过程，为我国构建战略性基础研究资助体系提供借鉴。

JST简介

JST的前身可追溯至1957年成立的日本科学技术信息中心（JICST），历经近70年发展，其已成为推动日本科技创新的核心机构。作为文部科学省下设的法人单位，JST致力于构建知识创造与转化的基础设施，是实施“科学技术创新基本计划”的核心力量，发挥战略方向布局的指挥棒作用。《国立研究开发机构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法》确保JST不受中央行政、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干预，保障业务独立性；2025年，其人员规模达1 734人，提供专业资助服务。

JST聚焦战略性基础研究这一核心业务，衍生出系列资助计划，并围绕基础研究成果贯通与应用，构建产学合作、创业培育、未来人才培育、国际合作的资助生态。同时，设立国家科技智库以支撑战略判断、搭建国家科学数据平台进行研发动态跟踪、设立未来科学馆以推动科技与社会互构。

JST与其他三家科研资助机构围绕创新链进行接续布局。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同属文部科学省，2025年预算约3 200亿日元，主要自下而上资助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JST则基于日本国家战略、本国学科发展和国际趋势，顶层设计战略性基础研究方向，以约2 600亿日元预算，更聚焦、高强度资助重点项目。两者在基础研究上策略不同，但保持紧密衔接与合作。日本新能源与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NEDO）隶属经济产业省，2025年预算约1 500亿日元，聚焦产业共性技术开发，如固态电池领域部分资助对象源于JST基础研究。2015年，日本内阁府对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整合医学医疗资源设立日本医疗研究开发机构（AMED），JST移交相关业务并派驻人员支持。

JST沿革反映了日本从战后重建到创新驱动的科技政策演变，由科技信息中心逐步成长为全链条、全生态科研资助平台。在此过程中，JST资助出6名诺贝尔奖得主、2名盖尔德纳国际奖得主、3名拉斯克奖得主、7名科睿唯安引文桂冠奖得主，并于2016年和2017年分别入选科睿唯安“全球最具创新力政府类研究机构25强”的第3和第4名，2019年入选全球最具创新力研究机构第4名。

JST的能力提升与体系构筑

JST的前身包括1957年成立的JICST和1961年成立的新技术开发事业团（JRDC）。1995年日本颁布《科学技术基本法》，决心系统推进科技发展，1996年JICST与JRDC合并为JST，支撑日本国家创新战略。这决定了JST兼具资助机构（FA）和实施机构（IA）双重角色，成为“躬身入局”的资助机构。

初期，JRDC缺乏专业资助能力。借鉴通商产业省“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VLSI Project）经验，JRDC于1981年设立ERATO计划（Exploratory Research for Advanced Technology），以项目主任（PD）主导虚拟研究所形式（5年投入12亿日元），探索政府协调下的协作与风险分担。

1981-1991年，ERATO计划支持了45个项目，从应用材料科学转向基础生物科学，推动纳米、量子、表面科学发展，支撑半导体和纳米技术革命。项目强调跨学科团队合作（平均年龄31岁，参与人员40%来自产业界，20%为国际研究人员）和青年骨干培养，推动日本科研体系向灵活化、国际化转变。在此基础上，1991年衍生出先导型研究计划（Precursory Research for Embry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简称PRESTO），1996年衍生出核心成长型研究计划（Core Research for Evolu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简称CREST）。PRESTO与CREST在目标、管理、框架上一致，形成互补链条：PRESTO资助额度小，针对青年个体“种子阶段”；CREST扩展为团队“成长阶段”。科研人员可从PRESTO过渡到CREST，实现从个体到有组织的突破。JRDC由此从ERATO“一招鲜”进化到ERATO+PRESTO+CREST “三板斧”。

1996年进入JST时代后，2002年设立研究开发战略中心（CRDS），为基础研究提供前瞻战略支撑。2008年起拓展国际合作（SATREPS、SICORP），以援助和对等方式强化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交流，把握全球趋势。2011年开始产学合作资助，以合作资助、知识产权战略、基地培育形式强化成果转化。2013年起关注创新创业，设立初创融资、团队培育项目。2017年后，开启面向产业、社会、政府需求的项目设计与代管，日本最大规模登月型研究计划（Moonsho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关注的10个领域中7个领域由JST代管。1996年以来，JST围绕战略性基础研究，提升资助能力与效能，完善多元生态，实现从“三板斧”到“十八般武艺”的跃迁。

JST项目资助的特色机制

JST分化出“三板斧”后，探索特色资助机制。以6名诺贝尔奖得主为例，形成“包办婚姻”“刀下留人”“雪中送炭”“相时而动”等非典型资助特征。

“包办婚姻”：1987年，JST产学合作部门发现了名古屋大学赤崎勇教授的氮化镓潜力，说服其与丰田合成合作。赤崎勇于1987年取得原理突破，1995年丰田合成量产蓝色LED，JST获10倍回报。2001年，JST以ERATO资助日亚化学的中村修二，发现氮化镓非匀称性，优化LED性能，加速产业化。

“刀下留人”：京都大学山中伸弥申请CREST，两名专家否决其iPS细胞研究。岸本忠三教授担保，JST资助其2002—2006年项目。山中于2007年发表iPS方法，后陆续获得盖尔德纳（2009）、拉斯克（2009）、引文桂冠（2010）、巴尔赞（2010）、沃尔夫（2010）、诺贝尔（2012）等奖项。

“雪中送炭”：坂口志文在20世纪80年代观测T细胞抑制现象，孤身求索。1991年JRDC设立PRESTO，坂口获得了1992—1994年的资助，1995年发表了具有突破性发现的论文。随后，JST通过2003—2009年、2012—2017年的CREST资助，2017年以SUCCESS项目为其初创企业RegCell融资，将诺奖级技术培育孵化为企业。

“相时而动”：北川进1989年意外合成蜂窝状微孔材料，1997年报道首个稳定、可逆吸附气体的金属有机框架（MetalOrganic Framework，MOF）。21世纪MOF潜力凸显，2007年日本“第三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聚焦环境能源，京都大学iCeMS中心成立，北川任副所长。JST启动ERATO（2007—2014年），后通过ACTC（碳捕获基础研究专项，2012—2018年）、ACCEL（概念验证型资助，2013—2018年）、ASTEP（成果转化型资助，2015—2023年），加速了成果放大。

结语

日本诺奖突破得益于JST发现、挖掘价值的专业能力。这些能力源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1700多人的专业团队支撑战略判断与服务；二是独立的法律地位融合政产学研价值，并明确责任，大胆起用战略科学家；三是围绕核心业务，以“外延扩展”方式逐步构建业务衔接、协同的资助矩阵和生态。这些基础制度、人才体系、能力形成、体系衍生、生态构建，对我国战略性基础研究探索具有现实启示意义。

日本政府基础研究资助中的稳定支持机制

阿儒涵（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

日本政府对科技及基础研究的资助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典型和模范。二战后一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以项目制资助为代表的多种资助模式蓬勃发展的阶段，日本政府对科技的资助通常被贴上“机制老旧、活力不足”的标签。虽然日本政府通过提升项目资助比重、改革审查体系等方式积极开展了改革，但总体来看日本政府对科技、基础研究的资助还是更多体现了其既有的传统。本文将着重从对人的稳定支持机制和对基础研究优势领域或方向的稳定支持机制两方面，概述我们的研究发现和实地调研结果，希望为我国基础研究资助机制的改革提供一些有益借鉴。

对人的稳定支持。稳定的资金支持对于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来讲弥足珍贵。这笔资金不见得要很多，而是贵在持续。我们曾开展过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与竞争性项目资助的差异性研究。在研究样本选取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美国、欧洲及中国的论文产出中很少能看到不标注项目资助的论文产出，而日本发表的论文中则有相当比例的文章并没有标注项目资助。结合对各国资助机制的分析，我们发现，日本是当前为数不多科研人员不额外申请竞争性经费项目也能基于机构的稳定支持开展基础研究的国家。基于此，我们以日本基础研究中表现较为突出的化学领域作为分析对象，基于科研活动要素，构建了研究团队、研究内容、研究影响力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

基于对2009-2018年108,534篇论文产出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稳定支持的团队规模更小更紧凑，从合作的特点来看更倾向于国内合作和校企合作；从研究内容的视角来看，我们发现稳定支持产出的论文其研究对象更聚焦，研究主题更冷门。对两种资助模式下研究主题群显著度的分析发现，研究主题群显著度低于54%的研究工作以稳定支持为主，但是研究主题群显著度高于54%的研究则以竞争性项目资助为主。对研究主题内容的更进一步分析显示，稳定支持的冷门研究主题聚焦于材料的基础物理化学性质，而热门研究主题则聚焦新型功能材料与技术的开发。对研究内容层面的实证分析结论证明了甘坐冷板凳的基础性研究工作更需要稳定支持。

从科研产出的影响力来看，在以引文影响测度的学术影响力方面，稳定支持的产出其引文影响力低于竞争性项目资助的科研产出，但是也超过了国际平均水平。但在社会经济影响力方面，稳定支持科研产出的平均专利引用次数明显高于竞争性项目资助的产出。可见，稳定支持的研究工作目标性更强，受学术共同体评价标准的影响较小，而是更多地面向真问题，形成理论研究的贡献或解决现实中面临的科学问题。

对基础研究优势领域或方向的稳定支持。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的世界顶级科学研究中心计划（World Premie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Initiative，以下简称WPI）是对基础研究优势领域或方向提供支持的典型案例。从WPI计划设立的背景看，进入2000年后，日本面临科研体制僵化、国际基础研究人才竞争加剧、现有的知识生产模式难以应对学科融合、问题导向等重大变革，为了维持日本基础研究在优势领域的地位，2007年日本学术振兴会启动了WPI中心计划，旨在通过赋予WPI中心足够的自主权、引入改革机制、聚集世界一流科研人员，建成在国际上有显示度的基础研究中心。截至目前日本学术振兴会共资助了18个WPI中心。2024年，我们的研究团队在日本学术振兴会的协助下，对5家WPI中心进行了实地调研，更深入地了解和认识了WPI中心的资助管理机制。通过调研，我们认为以WPI中心为代表的对基础研究优势领域或方向的稳定支持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资助环境而非资助项目。WPI中心资助的核心目的在于营造一个好的研究环境，聚集和留住顶尖人才。因此，其稳定支持的六成以上资金用于支付研究人员的薪酬，少量用于研究启动经费和推动跨学科的融合研究。稳定支持资金并不直接支持具体的研究项目。

二是强化对中心的考核，弱化中心内部对科研人员的考核。对WPI中心的年度考核、阶段考核和资助期末的考核是日本学术振兴会保证政府资助效果的管理手段。但是这些考核压力并没有传导到WPI中心科研人员身上。以依托东京大学的Kavli IPMU为例，Kavli IPMU是截至目前WPI中心中唯一获得延续资助的中心。中心主任横山顺一所长提到“应对JSPS及外部考核是他和管理层的任务，不会将考核的压力传导给科研人员。他的工作是营造好的研究氛围，而不是制定好的考核指标”。

三是拥有高度的自主权，带动依托机构的管理改革。WPI中心的管理拥有高度的自主权，不仅体现了学科的差异性特色，也体现了创始人的风格。例如依托筑波大学设立的国际睡眠中心（IIIS）的创始人柳沢正史教授拥有多年美国学习工作的经历，因此该中心借鉴了美国顶尖大学“系”（department）的特点，建立了内部研究评议等公开评议机制。通过设立内部拨款，资助没有获得外部资助的青年人员，使他们聚焦自身研究方向持续开展研究工作。灵活的个性化管理机制形成的有益探索成为带动WPI中心的依托机构推行改革的重要动力。京都大学等传统基础研究优势强校在WPI中心的带动下改革管理机制，有效提升了自身的基础研究能力。

四是启动WPI中心培育计划，带动基础研究的整体发展。日本学术振兴会WPI办公室主任大萱千草女士介绍，自2023年起WPI中心在原有资助的基础上启动了“WPI中心培育计划”。针对潜力巨大且在申请初期能够达到WPI中心70%标准的研究中心，将其纳入培育计划，并由相关专家提供5年的“陪伴”和指导。最终通过评估的研究中心可以晋升为WPI中心。培育计划将资助对象从既有的优势学科向更大范围拓展，作为进一步提升日本大学基础研究能力的重要抓手。

一定水准的稳定支持对真正潜心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而言是守住底线的勇气。因此稳定支持机制也一直是基础研究资助机制中的重点议题。然而，稳定支持并非无条件的拨款，也不等同于“大锅饭”。稳定支持哪些人？提供稳定的薪酬还是提供什么水准的科研经费?如何制定有效的稳定支持机制？这些问题都是制定稳定支持政策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虽然，日本基础研究资助机制中激励性不足的“守旧性”问题也备受诟病，但是，其中的某些“旧”是否正是我们当前快速发展过程中所忽略的问题。希望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的经验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助推构建一套更有效、更适应基础研究特点的资助机制，为我国培育中国的诺奖级研究成果添砖加瓦。

日本WPI计划对我国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运行的启示

肖小溪（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

从遴选高水平的基础研究队伍并组建非法人研究中心来看，日本政府资助的WPI中心和我国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具有较强的相似性。一方面，我国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前身是始建于1984年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是通过从高校和科研院所中遴选优势学科团队的方式组建的。从此前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到重组后的全国重点实验室，这支队伍尽管不局限于开展基础研究，但确实集中了我国基础研究的优势力量，其40余年间的建设和运行是我国基础研究的缩影。另一方面，日本文部科学省于2007年正式推出WPI计划，旨在通过日本学术振兴会从大学、国立研究机构中遴选优势力量设立WPI中心，并长期稳定地提供财政支持，吸引世界上最出色的研究者在WPI中心工作，并实行周期性的评价，以提高日本基础研究的国际竞争力。

截至目前，日本学术振兴会一共支持了18个WPI中心，这些中心一般开展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吸引了日本国内最优秀的基础研究人才。例如，日本获得202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坂口志文教授目前在大阪大学的WPI-IFReC工作，获得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北川进教授目前在京都大学的WPI-iCeMS工作。尽管21世纪日本的22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获奖成果并不是WPI计划启动后做出的，但是WPI中心作为日本基础研究皇冠上的明珠，是我们观察日本基础研究实力和成功经验的重要窗口。以下是日本WPI计划对我国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运行的几点启示。

进一步明确各类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定位和目标，加强分类评价和管理。日本WPI中心数量较少，类型相对单一，定位是清晰而具象的，即成为全球有显示度的基础研究中心。围绕这一定位，日本政府全力推进WPI中心与国际接轨，提出了若干有针对性的具体要求：一是要求WPI中心采用英语为主要工作语言；二是要求WPI中心有20%的研究组长从海外招聘而来，一般采取交叉任职（双聘）的方式；三是周期性地组织WPI中心开展国际评估（包括每年的跟踪评估、运行五年后的中期评估、运行十年后的终期评估），按照国际水准评估科研工作质量；四是要求WPI中心开展学科交叉融合研究，通过打破学科壁垒不断探索研究前沿。

我国全国重点实验室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类型上都多于日本WPI中心，重组后既要攀登科学前沿也要解决国家重大问题，以产出重大原创性成果、支撑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为目标。根据已有优势的不同以及依托单位（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不同，各实验室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等科研活动中各有侧重，因而在运行管理方面也有不同需求，需在目标定位、绩效评估等方面加强分类管理。尽管日本WPI中心主要聚焦于基础研究，但是其围绕明确的定位和目标有针对性地制定制度安排的做法值得借鉴。

通过制度安排，理顺全国重点实验室与依托单位之间的关系。日本WPI中心在内部管理上具有高度的自主权，得到来自依托单位的支撑保障，同时也带动了依托单位的管理创新。一方面，“实现研究组织的改革”是日本WPI计划的核心目标之一，WPI中心在管理制度上被赋予高度自主权，并以此为试点带动依托机构的管理创新。例如，日本政府允许WPI中心打破日本学术界传统的薪酬制度，实行与国际学术界类似的薪酬体系。由此，东京大学WPI-Kavli数物合作宇宙研究机构（Kavli IPMU）实施了基于绩效的薪酬制度、双聘制、以非传统外部资金支持的终身职位等制度，且这些制度在东京大学其他部门得到推广。另一方面，日本高校或研究机构在申请建设WPI中心时，需要做出九项事前承诺，保障WPI中心的运行与发展，而日本学术振兴会对WPI中心的周期性评估也都包含对这些承诺达成情况的考评。

我国全国重点实验室与依托单位的关系还需在制度层面进一步完善。虽然通过重组，部分全国重点实验室在实体化运行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部分实验室与依托单位的权责利关系仍不明确。此外，部分由多家单位共建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在实际运行中缺少实质性的联合合作。借鉴日本WPI中心的机制，我国全国重点实验室与依托单位的责权利需通过制度进行明晰，如建立依托单位的责任清单、权力清单，同时明确界定牵头单位与共建单位的管理权限。

健全国家科技重大任务委托全国重点实验室承担的机制，保障实验室对重大问题的持续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对WPI中心的资助期限一般分为两个阶段：其一，各WPI中心的正常资助期一般为十年，即日本学术振兴会一般在WPI中心成立十年内为每个WPI中心提供每年7亿日元（约合3 500万元人民币）的稳定经费支持，且这笔资金主要用于中心运行、人员支出、仪器设备、差旅等；其二，WPI中心运行十年并顺利通过终期评估后将进入WPI学院（WPI Academy），会获得日本学术振兴会每年0.7亿日元（约合350万元人民币）的经费支持，其他的运行经费则一般由依托单位提供。截至目前，18个WPI中心已有9个中心结束了十年的资助期限并进入WPI 学院。在科研经费方面，各WPI中心与日本其他高校一样，科研经费来自日本学术振兴会、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以及企业提供的科研经费，其中稳定性科研经费占比约70%。可见，日本WPI中心的建设运行经费、人员经费、科研经费都相当有保障。

我国全国重点实验室设立后，一般由国家财政、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共同提供建设和运行经费，但由于各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的支持力度有所区别，导致部分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建设运行经费保障不足。同时，我国全国重点实验室在科研经费方面的稳定性也不够。部分任务部署部门探索了对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定向委托支持模式，但绝大部分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经费仍主要来源于多方争取各类“小而散”的科研项目。借鉴日本WPI中心的经费配置方式，我国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稳定性经费（含国家科技重大任务委托承担的科研经费）占比需进一步提高，以保障对重大问题进行持续性的深耕细作。*

《比较》第142辑（2026年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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