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结婚才22天，新媳妇腿疼去检查，结果出来全家都懵了。

儿子结婚才22天，新媳妇腿疼去检查，结果出来全家都懵了。

林越第一次觉得腿不对劲，是在婚礼后的第十八天。

那天早上她从床上坐起来，右膝盖像是被什么东西硌了一下，酸酸胀胀的，说疼不算太疼，就是不舒服。她揉了揉，没当回事。婚礼前后忙了将近一个月，订酒店、选婚纱、安排宾客、收拾新房，连轴转，累是正常的。她跟周明远说腿有点酸，周明远说那你今天别去学校了，请个假休息。她说不用，期末了课多，撑得住。

林越是小学三年级的语文老师，带两个班，一天四节课。那天她上完上午两节课，从三楼教室走下来的时候，膝盖忽然发软，差点踩空。她扶着栏杆站了一会儿，等那股酸软劲过去，才慢慢走下楼梯。中午在食堂吃饭，同事看她走路姿势不太对，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可能扭着了。

可第二天早上，膝盖肿了。右膝比左膝明显大了一圈，皮肤绷得发亮，摸上去有点热。走路的时候针扎似的疼，一步一抽。周明远看见她扶着墙走路，脸都白了，说“不行，必须去医院”。

林越说再等等吧，可能就是累的，休息两天就好了。周明远不干，说你膝盖肿成这样怎么可能是累的。两个人争了两句，最后林越妥协了。她心里其实也有点发毛——她长这么大，膝盖从来没这样过。

周明远带她去了区医院。挂了骨科，医生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按了按她的膝盖，问了几句，开了张X光单子。拍完片子等了半个多小时，医生把片子插在灯箱上看了一会儿，眉头皱起来。

“右胫骨近端有骨质破坏，”他说，手指在片子上点了一下，“看到没，这里，骨皮质不连续，有溶骨性改变。建议你们去市里大医院做个进一步检查。”

林越坐在椅子上，没听懂。周明远脸色变了，问：“医生，什么原因会引起骨质破坏？”

医生说：“很多原因。骨囊肿、骨纤维异常增殖、骨巨细胞瘤，还有……”他顿了一下，“骨肉瘤。都有可能。你们先别慌，去大医院做个磁共振和活检，确认了再说。”

林越听见“骨肉瘤”三个字的时候，心跳漏了一拍。她虽然不懂医，但这个名词她听过。高中生物老师讲过，恶性骨肿瘤，多见于青少年。她脑子里嗡嗡的，后面医生说的话她都没听进去，只看见周明远的嘴唇在动，脸色越来越白。

出了医院，周明远拉着她的手，攥得很紧。两个人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站了一会儿。十月末的南京，梧桐叶子落了满地，风卷着叶子在他们脚边打转。周明远说：“没事，区医院水平不行，看错了也有可能。我们去省人民医院，找最好的骨科专家。”

林越点了点头。她没说话，因为嗓子发紧，怕一开口就哭。

那天晚上回到家，婆婆陈桂兰正在厨房做饭。她退休前在街道办工作，一辈子操心惯了，儿子结婚后从老家搬来跟他们一起住，说是“照顾你们小两口”。其实她身体也不好，腰椎间盘突出，站久了就疼。但她闲不住，每天早早起来买菜、做饭、收拾屋子。林越说过几次“妈您别忙了，我们自己来”，陈桂兰嘴上说好好好，第二天照旧。

吃饭的时候，陈桂兰看出两个人脸色不对。她放下筷子问：“怎么了？小越腿还疼？”

周明远看了林越一眼。林越低着头扒饭，不敢看婆婆。周明远说：“今天去区医院拍了片子，医生说膝盖骨头有点问题，让我们去大医院再看看。”

陈桂兰手里的筷子停在半空：“什么问题？”

“还不确定。可能是囊肿什么的。良性可能性大。”周明远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像是真的在说一件小事。

陈桂兰松了口气，把筷子放下来，拍了拍胸口：“吓死我了。囊肿没事，小毛病。我娘家那边有个亲戚也长过囊肿，在腿上，开了刀就好了。你们别自己吓自己。”她又给林越夹了一块排骨，“多吃点，瘦成这样。”

林越咬着排骨，嚼了半天咽不下去。她看着碗里的米饭，一粒一粒的，白花花的，忽然觉得这些东西都很远。桌子、碗筷、婆婆的唠叨、周明远故作镇定的脸，都像是隔了一层玻璃。

第二天一早，周明远请了假，带林越去了省人民医院。挂了个专家号，等了将近两个小时才排到。专家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医生，姓吴，看了区医院的X光片，又让林越去做了磁共振和CT。三个人在走廊里等结果的时候，周明远一直握着林越的手。林越的手冰凉，周明远的手心全是汗。

结果出来的时候，吴医生把两张片子并排插在灯箱上，看了很久。然后他转过身，看着周明远和林越，沉默了几秒。

“我建议你们尽快办理住院手续，做穿刺活检。目前从影像学上看，恶性骨肿瘤的可能性比较大。具体分型要等活检病理报告。”

林越觉得自己的耳朵像是被人捂住了，吴医生后面说的话都是闷闷的，听不真切。她只看见周明远的肩膀塌了一下，然后很快又挺直了。他问医生：“如果是恶性，怎么治？”

吴医生说：“先做术前化疗，然后手术切除肿瘤。保肢还是截肢，要根据化疗后肿瘤坏死率和具体分型来决定。如果是骨肉瘤，目前的标准方案是新辅助化疗加手术加术后化疗。整体治疗周期大概一年。”

周明远又问：“治愈率呢？”

吴医生看了他一眼，说：“骨肉瘤的整体五年生存率在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左右。如果是早期，没有转移，治愈率更高。关键是早发现早治疗，不能拖。”

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外面下起了小雨。周明远把外套脱下来罩在林越头上，自己淋着雨去路边打车。林越站在医院门口的雨棚下，看着雨丝斜斜地落下来，打在台阶上，溅起细密的水花。她觉得这一切都像是别人的事。那个被医生告知膝盖里可能长了恶性肿瘤的人，不像是她。她才二十六岁。她刚刚结婚二十二天。她的新房墙上还贴着大红的“囍”字，卧室的床上还铺着婆婆亲手缝的百子被。她的人生才刚开始。

那天晚上，周明远把林越送回娘家住一晚。他说家里那边他先跟妈说，让林越跟亲妈待一晚。林越说不用，她能扛住。周明远看着她，眼眶红了，说：“你扛什么扛。有我呢。”

林越回了娘家。她妈张秀琴正在厨房包饺子，看见女儿淋着雨回来，吓了一跳。等林越把医院的事说完，张秀琴手里的饺子皮掉在案板上，白面粉扑了一地。她站在那里愣了很久，然后洗了手，走过来坐在林越旁边。她没有哭，也没有问东问西，只是把女儿的手攥在自己手心里，攥了很久。

“妈，”林越说，“我害怕。”

张秀琴说：“不怕。妈在。”

那天晚上林越躺在床上，听着隔壁房间妈妈翻身的声音。她知道妈妈没睡着。她也没睡着。她的手机亮了一下，是周明远发来的消息：“妈知道了。哭了。我跟她说不管花多少钱都要治。她说她把老家的房子卖了。你别担心钱的事。明天住院，我陪你。”

林越看着那条消息，眼泪终于掉下来了。她把手机扣在胸口，蜷缩在被子里，哭得浑身发抖。她哭的不是病，不是可能的截肢，不是一年的化疗。她哭的是那间新房里的囍字还没摘，哭的是婚纱照上那个笑得灿烂的自己，哭的是周明远那句“有我呢”和婆婆那句“卖房子”。

住院手续办得很快。周明远托了人，住进了骨科病房。四人一间，靠窗的位置。隔壁床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股骨颈骨折，准备做髋关节置换。对面床是个十来岁的小男孩，骨肉瘤，已经做了两次化疗，头发掉光了，戴着一顶蓝色的棒球帽。

林越住进去的第二天，就做了穿刺活检。一根长针从膝盖侧面扎进去，取了一小块组织。局麻，但还是很疼。周明远在手术室外面等着，等林越被推出来的时候，他看见她的脸色灰白，嘴唇紧抿着。他握住她的手，她睁开眼睛看了他一眼，说：“明远，不管结果怎么样，你都要好好的。”

周明远说：“别胡说。结果还没出来呢。”

等病理报告的那五天，是林越这辈子经历过的最长的五天。她每天躺在病床上，盯着天花板数裂缝。护士来量体温、送药、换液，她机械地配合着。周明远请了长假，白天在医院陪她，晚上回去给她炖汤，第二天早上再送来。陈桂兰来过两次，每次都带一大保温桶的汤——鸡汤、排骨汤、猪蹄汤，变着花样。她坐在床边，拉着林越的手，说着家长里短，谁家女儿出嫁了，谁家孙子考上大学了，语气平常得像是坐在自家客厅里。但林越注意到，婆婆每次走的时候，在门口都会站一会儿，背对着她，肩膀微微抖一下。

第五天下午，吴医生来查房，手里拿着一份报告。他站在林越床尾，翻了两页，然后抬起头。

“确诊了。骨肉瘤。普通型。目前没有发现远处转移。”他说得很平静，像是念一份天气预报，“下周一转肿瘤科，开始术前化疗。一共四个周期，大概三个月。化疗结束后评估，然后手术。”

林越躺在病床上，听着吴医生说话，每一个字她都听见了，但连在一起却像是另一种语言。她偏过头看周明远。他坐在床边的小凳子上，手里攥着林越的一只袜子，攥得死死的，指节发白。他的嘴唇在动，像是在说什么，但林越听不见。然后她看见他站起来，跟吴医生走到走廊上说话。

过了很久，周明远回来了。他坐到床边，把林越的手拉过来，放在自己手心里。他的眼睛是红的，但脸上很平静。

“明远，”林越说，“我是不是要截肢？”

周明远的手紧了一下。他说：“吴医生说，先化疗。化疗效果好可以保肢。就算保不了……截肢也能装假肢。能走路。能跑。”

林越看着他。她的丈夫，二十七岁，程序员，平时最大的烦恼是代码里的bug和产品经理的需求变更。他从来没见过什么大世面，连打针都怕。可此刻他坐在她面前，像是变了一个人。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她从未见过的东西，又硬又稳，像一块铁。

“明远，”她说，“你怕不怕？”

他说：“怕。但你在这，我就不怕。”

那天晚上，陈桂兰来了。她进病房的时候，手里还是拎着那个大保温桶。她把桶放在床头柜上，打开盖子，是鲫鱼豆腐汤，汤色奶白。她盛了一碗递给林越，然后坐在床边，看着林越喝。等林越喝完了，她把碗接过去放在一边，然后从随身的布袋里掏出一个信封。

“小越，”她说，“这是妈的一点心意。”

林越接过来，打开。里面是一张存折，还有一张纸条。存折上是陈桂兰的名字，余额是二十万。纸条上是陈桂兰的字，歪歪扭扭的：“小越，好好治病。妈把你的嫁妆补给你。”

林越攥着那张存折，抬头看着婆婆。陈桂兰的眼眶红了，但没哭。她说：“你别多想。这钱本来就是给你们结婚用的。后来你们说不要家里钱，自己办婚礼，我就没给。现在用得着了。你拿着，不够妈再想办法。”

林越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她想起结婚那天，陈桂兰站在酒店门口迎宾，穿着那件她专门去商场挑的枣红色外套，笑得满脸褶子。晚上婚宴结束，她拉着林越的手说“以后你就是我亲闺女”。林越当时觉得那是客套话。现在她知道不是。这个老太太，嘴硬了一辈子，心软了一辈子。

陈桂兰又说：“明远跟你说了没？我把老家那套房子挂出去了。挂了一百二十万，来看的人不少。等钱到账，咱们换个大医院。北京的，上海的，哪儿好去哪儿。”

林越愣住了。她看着周明远。周明远低着头，没说话。那套老家房子，是陈桂兰和周德顺一辈子的积蓄，两室一厅，在县城中心，他们住了二十多年。周德顺退休后身体不好，一直住在那里养病。如果把房子卖了，公公婆婆住哪儿？

“妈，”林越说，“不能卖房子。那是您跟爸的养老钱。”

陈桂兰摆了摆手：“什么养老钱。你爸有退休金，我有退休金。我们两个老的花不了多少。租个小房子住就行了。你现在最要紧的是治病。别的都往后放。”

她说着站起来，拎起保温桶准备走。走到门口又回过头，对周明远说：“明远，你照顾好小越。家里的事有我跟你爸。钱的事你别操心。你爸说了，砸锅卖铁也得治。”

周明远点了点头。陈桂兰走了之后，病房里安静了很久。隔壁床的老太太翻了个身，对面床的小男孩在玩平板电脑，游戏的声音开得很小，叮叮咚咚的。窗外的天暗下来了，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

林越躺在床上，攥着那张存折。存折的边角磨得发毛，一看就是用了很多年的。她翻开存折，看里面的明细。最早的一笔是很多年前存的，两百块，然后三百块，五百块，有时候是工资入账，有时候是现金存入。每一笔都不大，但密密麻麻的，一笔一笔攒了十几年。最后一笔是一个月前存的，两千块。应该是陈桂兰每个月的退休金到账后，固定存进去的。

林越把存折合上，放在枕头底下。她侧过身，看着周明远。他趴在床边，脸埋在臂弯里，肩膀在抖。他在哭。这个从确诊到现在一直撑着没掉泪的男人，此刻趴在她的床边，无声地哭着。她伸出手，轻轻摸了摸他的头发。他的头发很软，有点长了，该剪了。

“明远，”她说，“我会好的。”

他抬起头，眼睛红红的，鼻尖也红红的。他看着她，说：“我知道。”

化疗从第二个星期一开始。

肿瘤科在另一栋楼，林越被转过去的时候，病房里已经没有床位了，只能住在走廊的加床上。周明远每天搬一把折叠椅坐在床边，晚上就靠在椅子上睡。护士看他太辛苦，给他找了个闲置的陪护床，他摆摆手说不用，坐椅子就行。

第一次化疗，林越的反应很大。药水输进去不到半个小时，她就开始吐，吐到胆汁都出来了。周明远端着盆在旁边接着，另一只手给她擦嘴。护士来打了止吐针，她才慢慢缓过来。那天下午她迷迷糊糊地睡着，醒来的时候看见周明远坐在椅子上打盹，头一点一点的，手里还攥着她的手。

化疗的副作用一个接一个地来。头发一把一把地掉，她索性让周明远给她剃光了。剃头那天，周明远拿着推子的手一直在抖，推了好几次才推下去。林越看着镜子里那个光头、脸色蜡黄的自己，忽然笑了。周明远以为她受刺激了，紧张地问她笑什么。她说：“我头型挺好看的。”周明远看了她半天，然后也笑了，说：“嗯，好看。”

第二个周期的时候，隔壁床住进来一个姑娘，跟林越差不多大，二十三岁，也是骨肉瘤，长在左腿上。姑娘姓沈，叫沈佳，是南京本地人，爸爸妈妈每天都来。沈佳比林越病情重，肿瘤已经侵犯了周围的血管，医生说保肢的希望不大。沈佳的妈妈每次来都哭，沈佳的爸爸站在走廊里抽烟，一根接一根。沈佳自己倒很淡定，她跟林越说：“姐，我查过了，截肢以后装假肢，走路看不出来。我还能穿裙子。”

林越问她怕不怕。沈佳想了想，说：“怕。但怕有什么用。我爸妈就我一个孩子。我要是垮了，他们怎么办。”

那天晚上林越躺在床上，想起沈佳的话。她想起妈妈张秀琴，想起婆婆陈桂兰，想起公公周德顺，想起周明远。她想起自己还没当够女儿，还没当够妻子，还没当够儿媳妇。她还想当妈妈。她想给周明远生个孩子。她以前觉得生孩子很遥远，现在却觉得那是她最想做的事。

第三次化疗结束后，吴医生安排了一次评估。增强磁共振显示，肿瘤体积缩小了将近一半，周围的水肿也减轻了。吴医生看着片子，难得地笑了一下，说：“化疗效果很好，肿瘤坏死率估计在百分之九十以上。保肢希望很大。”

林越躺在检查床上，听见“保肢希望很大”这几个字的时候，眼泪顺着脸颊淌下来，淌进耳朵里。周明远站在旁边，握住她的手，握得很紧。他没有说话，但林越能感觉到他的手指在颤抖。

手术安排在第四个化疗周期结束后。术前准备那几天，林越被要求做各种检查，抽血、心电图、肺功能、骨扫描。她的身体因为化疗变得很虚弱，走几步路就喘。但她咬着牙坚持，每天在走廊里走两个来回，扶着墙，一步一步地挪。周明远跟在她后面，两只手虚虚地护着她，随时准备接住她。

手术那天，林越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周明远、陈桂兰、张秀琴、周德顺都来了。四个人站在手术室外面，谁也没说话。陈桂兰手里攥着一串念珠，一粒一粒地捻。张秀琴靠在墙上，闭着眼睛，嘴唇微微动着。周德顺坐在长椅上，两只手交握着，指节发白。周明远站在手术室门口，盯着那扇紧闭的门，一动不动。

手术做了七个多小时。吴医生亲自操刀，切除了肿瘤和周围被侵犯的软组织，用人工假体替换了被切除的胫骨近端和膝关节。当吴医生走出手术室，摘下口罩，对周明远说“手术很成功，肿瘤完整切除，保肢成功”的时候，周明远愣了好几秒，然后忽然蹲在地上，双手捂着脸，哭出了声。

陈桂兰手里的念珠掉在地上，珠子滚了一地。她没去捡，只是站在那里，嘴唇哆嗦着，一遍一遍地说“谢谢老天爷”。张秀琴的眼泪无声地淌下来，她转过身，面对着墙壁，肩膀微微颤抖。周德顺站起来，走到周明远旁边，伸手在他背上拍了拍，然后自己也蹲下来，老泪纵横。

林越在重症监护室待了一天，转回普通病房的时候，麻药已经过了。她睁开眼睛，看见的第一个人是周明远。他坐在床边，眼睛肿着，胡子拉碴的，头发乱得像鸡窝。他看见她醒了，凑过来，说：“小越，手术很成功。腿保住了。”

林越看着他。她想说话，但嗓子里插着管，发不出声音。她动了动嘴唇，说了三个字的口型。周明远看懂了。她说的是：“谢谢你。”

术后的康复比化疗还要折磨人。林越的右腿不能动，疼得整夜整夜睡不着。止疼泵用了一段时间，她怕上瘾，让护士撤了。周明远每天晚上给她按摩左腿和脚，怕肌肉萎缩。她的右腿裹着厚厚的纱布，引流管从伤口里伸出来，连着引流袋。她不敢看那条腿，怕看到切口，怕看到那个不属于她身体的人造假体。

术后第十天，吴医生来拆线。林越闭着眼睛，等吴医生把纱布一层一层揭开。她听见吴医生说：“愈合得很好。没有感染，切口很漂亮。”她慢慢睁开眼睛，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右腿。膝盖下面有一道很长很长的疤，从膝盖延伸到小腿中段，像一条暗红色的蜈蚣。腿还在。虽然疤痕狰狞，虽然膝盖不能弯，虽然肌肉萎缩得厉害，但腿还在。她伸出左手，轻轻碰了碰那道疤。指尖传来一阵钝钝的麻，像是触碰的是一块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但她知道，那是她的腿。她保住了。

出院那天是十二月底。南京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细细密密的，落在医院的草坪上，白了一层。周明远给她裹了厚厚的羽绒服，戴了帽子围巾手套，把她包得只剩一双眼睛。陈桂兰和张秀琴在病房里收拾东西，一个叠衣服，一个装药。周德顺拄着拐杖站在走廊里，跟吴医生说话，问出院后的注意事项。

林越坐在轮椅上，被周明远推着穿过走廊。她看见沈佳坐在走廊尽头的加床上，冲她挥了挥手。沈佳的手术还没做，化疗还在继续。她的头发也掉光了，戴着一顶粉色的毛线帽。林越让周明远停下来，她朝沈佳招了招手。沈佳走过来，蹲在轮椅旁边。

“姐，你出院了？”

“嗯。你加油。”

沈佳笑了笑，说：“放心。我很快就能穿裙子了。”

林越握住她的手，攥了攥。然后周明远推着她走出了医院大门。雪还在下，外面的世界白茫茫的。她深吸了一口冷空气，觉得肺里一阵清凉。周明远把轮椅推到车边，把她抱上车后座。陈桂兰和张秀琴坐在前面，周德顺坐在副驾驶。车子发动的时候，林越回头看了一眼医院的大楼。那栋楼在雪里灰蒙蒙的，窗户一格一格的，里面装着很多人的故事。她在里面待了两个多月，从一个健康的新娘变成了一个保肢的癌症患者。但她活着出来了。

回到家，林越发现家里变了。客厅里多了一张康复床，是周明远网购的，可以升降的那种。阳台上多了一排绿植，是陈桂兰种的，说是给她“换换眼睛”。卧室的墙上多了一张新的婚纱照，跟原来那张并排挂着。新照片是上个月周明远拿她的旧照片去影楼合成的，把她P进了一张海边背景里，穿着白裙子，长发飘飘。周明远说：“你头发长出来之前，先看这个。”

林越站在那张照片前面看了很久。照片里的她笑得无忧无虑，腿是好的，头发是长的，脸上有肉。她不怀念那个自己。因为那个自己太脆弱了。她更喜欢现在的自己。虽然光头，虽然瘦，虽然腿上有一条吓人的疤，但她挺过来了。

康复的日子漫长而枯燥。每天要练习弯腿，练习走路，练习上下楼梯。林越的右膝因为换了人工关节，活动范围受限，弯不到九十度。她每天咬着牙压腿，疼得满头大汗。周明远在旁边陪着她数数，从一数到十，再从十数到一。有时候她疼得受不了，就掐周明远的手。周明远不躲，让她掐。掐完了，他手上全是月牙形的印子，他也不吭声，拿热毛巾给她敷腿。

春节的时候，一家人在家里吃了顿年夜饭。陈桂兰做了八个菜，说是“八八大发”。周德顺开了一瓶藏了多年的白酒，给周明远倒了一杯，自己也倒了一杯。他举起杯子，看着林越，说：“小越，过年好。明年会更好。”

林越端起她的白开水，跟公公碰了一下杯。她看着桌子周围的人——周明远、陈桂兰、张秀琴、周德顺。四个人，为了她，在这个本该团圆的日子里，没有一个人缺席。他们从不同的地方来，聚在这间不大的房子里，围着一桌子菜，说着平常的话。没有人提病，没有人提化疗，没有人提手术。就好像她只是得了一场普通的感冒，现在好了，一家人坐下来吃顿饭。

窗外的鞭炮声噼里啪啦地响着，电视里春晚的主持人在倒数。林越看着这一切，忽然觉得，这就是她想要的生活。不一定是健康的，不一定是完美的。但有人陪着她，有人等她回家，有人给她做鲫鱼豆腐汤，有人把老家的房子卖了给她治病。这就够了。

三月，沈佳做了手术。截肢，左腿从大腿中段以下全部切除了。林越去看她的时候，沈佳正坐在床上，用一条腿的残肢做康复训练。她的爸爸妈妈坐在旁边，脸上的表情比之前松快了很多。沈佳看见林越，冲她笑了笑，说：“姐，我以后可以穿假肢了。医生说能跑能跳。”林越坐在她床边，握着她的手。沈佳的手很凉，但笑容很暖。

四月，林越复查。增强磁共振显示没有复发迹象，肺部CT也正常。吴医生看着报告，说：“目前情况很好。继续定期复查就行了。”林越走出诊室的时候，周明远站在走廊里等她。她冲他点了点头。他走过来，把她抱住了。在医院的走廊里，人来人往的走廊里，他把她搂在怀里，搂得很紧。

五月，林越的头发长出来了。短短的，黑黑的，像一层细密的绒毛。她站在镜子前面看了很久，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头。周明远走过来，从背后抱住她，说：“你什么样子都好看。”

六月，陈桂兰和周德顺在南京租了一套小房子，离林越他们不远，走路十几分钟。老家的房子卖了，钱用来付了林越的治疗费和假肢的费用。周德顺说：“房子没了可以再买，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陈桂兰每天下午来帮林越做康复训练，给她炖汤。两个女人坐在客厅里，一个教另一个怎么弯腿，怎么走路。陈桂兰说：“你比我强。我腰椎间盘突出那会儿，疼得直哭。”林越说：“妈，您那是没赶上好时候。现在有止疼药。”两个人说着说着就笑了。

七月，林越回到了学校。校长给她安排了一个轻松的岗位，教一个班的语文，不用坐班，上完课就可以走。她站在讲台上的时候，腿还是有点跛，但学生们很懂事，没有人盯着她的腿看。有一天，一个三年级的小女孩走到她面前，递给她一幅画。画上是一个长头发的人，牵着一只小狗，在草地上走。小女孩说：“老师，我画的是你。我妈妈说你的腿生病了，但是现在好了。”林越接过那张画，蹲下来，抱了抱那个小女孩。小女孩的头发蹭着她的脸，软软的，香香的。

那天晚上回到家，林越把那张画贴在冰箱上。周明远下班回来，看见那张画，凑过去看了半天，说：“这狗画得不错。”林越打了他一下，说：“那是我。”周明远说：“我知道。我是说狗旁边的人。”林越又打了他一下。他笑着躲开，然后走过来，从背后搂住她，下巴搁在她肩膀上。

“周明远，”林越说，“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什么？”

“我想生个孩子。”

周明远的手臂僵了一下。他绕到她面前，看着她。他的表情很认真，眼睛里有一种她说不清的东西。他说：“你的身体……”

“医生说，化疗结束满两年，复查没问题就可以考虑。我算了算，明年年底就满两年了。”

周明远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他说：“好。但是有一条——不管能不能怀上，不管有几个孩子，你都是我最重要的人。你排在所有事情前面。”

林越看着他。路灯的光从窗帘缝隙里透进来，照着他的侧脸。他瘦了很多，颧骨比以前高了，眼角有了细纹。但那双眼睛还是跟以前一样，又亮又稳。她想起他们刚认识的时候，他在奶茶店里看她替表妹出头。想起他递名片时认真的眼神。想起他说“有需要帮忙的可以打这个电话”。想起他说“我三十八岁了，你十九，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唐，但我还是想问”。想起他在手术室外面的走廊里蹲着哭。想起他每天给她按摩左腿，给她熬小米粥，给她换引流袋。想起他说的每一句“你辛苦了”，每一句“有我呢”，每一句“你什么样子都好看”。

“周明远，”她说，“你这个人，藏得太深了。”

他愣了一下：“我藏什么了？”

“你把你的好都藏起来了。平时不声不响的，到关键时候才拿出来。拿出来的时候吓人一跳。”

他笑了，那种很轻的笑，眼角弯了一下。然后他把她搂进怀里，说：“那是因为你值得。”

窗外的梧桐树在风里轻轻摇着，叶子沙沙地响。客厅里那张康复床还摆着，阳台上陈桂兰种的绿植长得正旺。冰箱上贴着那个小女孩的画。墙上那张合成的婚纱照里，她笑得无忧无虑。旁边那张真正的婚纱照里，她靠在周明远肩膀上，两个人都笑得很憨。那是两年前的照片了。那时候她不知道膝盖里会长出肿瘤，不知道会做一年的化疗，不知道会在手术台上躺七个小时，不知道腿上会留一道蜈蚣一样的疤。但现在她知道了。知道了也没关系。

因为她还在。因为她还能走路。因为她还有周明远。因为她还有妈妈、婆婆、公公。因为她还有明天。因为她的腿保住了。因为她的命保住了。

因为日子还在继续。慢慢往前走。一步，一步。像她练习走路时那样。扶着墙，慢慢来。不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