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有户人家，6口人，全走了。4个孩子考出去，一个没回来。

南宁有户人家，六口人，全走了。

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当年是整条巷子里最争气的。老大考上北京的大学，老二去了广州，老三在武汉安了家，老四跑得最远，哈尔滨。那时候街坊邻居都说，老韦家祖坟冒了青烟，四个孩子个个都是大学生，将来等着享福吧。

老韦和他老婆在这条巷子里住了大半辈子。房子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盖的两层小楼，灰砖墙，木门斑驳，院子里种了两棵黄皮果树。老韦在糖厂上班，三班倒，累得跟狗一样。

他老婆没正式工作，每天早上去菜市场帮人择菜，一毛两毛地攒。全家六口挤在不到八十平的房子里，四个孩子两两挤一张木板床，吃肉是过年才有的奢侈。但老韦两口子从没抱怨过，他们心里憋着一股劲：孩子只要肯读书，砸锅卖铁也要供。

那些年，老韦下班回来再累，也要坐在小桌子旁边看着孩子写作业。他看不懂数理化，但他会守着，不许孩子偷懒。他老婆更狠，冬天手冻得裂口子，还在灯下给人缝衣服，一件挣五毛钱。

孩子也争气，一个接一个地考，一个接一个地走。每次有人考上大学，巷口就会挂起红灯笼，老韦老婆亲手挂的。那年小儿子考上大学，她挂灯笼的时候手都在抖，眼泪掉在灯笼纸上，她说那是高兴的。

四个孩子陆陆续续毕业了，全都留在了外面。大女儿在北京结了婚，二儿子在广州买了房，老三在武汉定居，老四在哈尔滨嫁了人。刚开始那几年，过年还会回来。巷子里一到腊月就热闹起来，老韦家杀鸡宰鸭，四个孩子挤在二楼的小房间里，跟小时候一样打打闹闹。老韦老婆忙着做饭，嘴上骂着“都多大了还闹”，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后来，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先是老大说孩子小，路上折腾，改成两年回来一次。再后来老二说春运票难抢，老三说单位值班走不开，老四说公公婆婆那边也要顾。电话倒是还打，但越来越短。从以前聊半小时，变成三五分钟。老韦老婆每次挂完电话，都要坐在院子里发半天呆。黄皮果熟了落一地，没人捡。

老韦的身体是一年不如一年。早年在糖厂扛麻袋，腰落下了毛病，后来高血压、糖尿病都找上来了。他老婆也好不到哪去，膝盖疼得走路都费劲。两个人互相扶着，去医院、买菜、做饭。

有一回老韦半夜犯病，他老婆打不通任何一个孩子的电话，最后是邻居帮忙叫的救护车。四个孩子第二天才知道，电话里都说“怎么不早说”，可说了又怎样？北京到南宁两千多公里，广州也要十几个小时，远水解不了近渴。

老韦最后那次住院，四个孩子总算都赶回来了。病房里难得又挤满了人，跟过年似的。但老韦已经说不出话了，他躺在病床上，眼睛一个一个地看着四个孩子，看得很慢，好像要把每个人的样子刻进去。他老婆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一句话都没说。

老韦走了以后，他老婆一个人守着那栋两层小楼。四个孩子办完后事就走了，各回各的城市，各忙各的生活。大女儿走的时候说：“妈，要不你跟我去北京？”她摇摇头，说城里住不惯，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二儿子说那就请个保姆吧，她说不习惯家里有外人。老三老四也劝，她只是摆摆手，说你们走吧，我一个人挺好。

她确实一个人挺好。每天早上去菜市场买菜，下午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晚上看两集电视剧就睡了。邻居偶尔来串门，聊几句就走了。她很少主动给孩子们打电话，她说他们忙，别添乱。

有一次她摔了一跤，在地上躺了半个多小时才自己爬起来。邻居后来知道了，打电话告诉她大女儿，大女儿在电话那头哭了，说马上就回来。可第二天她又打电话来说，孩子发烧了，走不开，过几天再说。

过几天，又过几天。一直没过成。

去年冬天，她走了。邻居发现的时候，人已经凉了。四个孩子从四个城市赶回来，办了一场还算体面的葬礼。巷子里的老人都来了，站在院子里叹气。有人说，四个孩子都出息了，可惜妈没享到福。也有人说，什么出息不出息，养四个大学生，最后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

葬礼办完的第二天，四个孩子就开始收拾东西。能卖的都卖了，能带走的都带走了。大女儿带走了一张全家福，二儿子拿走了老韦的一块旧手表，老三老四把柜子里的旧衣服翻了一遍，挑了几件留作念想。剩下的，全都扔了。

第三天，他们各买了各的票，一个往北，一个往南，一个往东，一个往西。铁门锁上，钥匙带走了。院子里的黄皮果树没人管，第二年春天还是开了花，夏天结了果，熟透了落到地上，烂在泥里。

巷子里的老人说起这事，都说可惜。但仔细想想，又觉得谁也没做错。老韦两口子拼了命供孩子读书，不就是盼着他们走出去吗？孩子们在外头站稳了脚跟，不正是老韦想要的结果吗？可走出去的代价，就是回不来。不是不想回，是回不来了。北京的工作、广州的房贷、武汉的孩子上学、哈尔滨的家庭，哪一个都放不下。回来干什么？种那几分地？打零工？他们读了那么多年书，不是为了回来过这种日子的。

老韦活着的时候，有一回喝了点酒，跟邻居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把他们四个都送得太远了。当时邻居还笑他，说人家想送还送不出去呢，你还后悔。老韦没接话，只是看着院子里那两棵黄皮果树发呆。

现在那棵树还在，果子年年结，年年烂。铁门上的锈越来越厚，门缝里塞满了落叶。偶尔有人路过，会往里看一眼，堂屋的窗户蒙着厚厚的灰，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照片里六个人，笑得灿烂。那是二〇〇〇年拍的，老韦两口子还年轻，四个孩子还小，一家人站在黄皮果树下面，阳光打在脸上，谁都没想到以后的事。

整条巷子越来越安静了。不只是老韦家，隔壁的老陈也走了，再隔壁的老周儿子把他接去了深圳。巷子里的老人一个接一个地没了，年轻人一个也不回来。有人说这是时代的进步，孩子们有出息了，老人跟着享福去了。也有人说，什么进步不进步，一个家，六口人，全走了，一个都没留下，这叫进步？

老韦老婆最后那几年，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着黄皮果从青变黄，从黄变烂。她大概想了很多，也可能什么都没想。她只是等，等电话响，等过年，等哪个孩子说一句“妈，我回来”。她等到最后，也没等到。

现在院子里只有风。风穿过空荡荡的堂屋，穿过那张落了灰的全家福，穿过两棵没人管的黄皮果树。树还在，人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