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任丈夫去世时抱着第一任丈夫给她画的画，但她不只是他们的缪斯

她是侯爵与啤酒世家“健力士”家族成员之女，第一任丈夫卢西安·弗洛伊德将她画进《床上的女孩》《看书的女孩》《旅馆房间》等名作，第三任丈夫罗伯特·洛威尔把她写进诗集《海豚》，死去时就抱着那幅《床上的女孩》，沃克·埃文斯为她拍下无数照片……卡罗琳·布莱克伍德（Caroline Blackwood，1931—1996）的文字创作被显赫的家世、美貌、个人生活以及对男性创作者的影响遮掩了。提到她，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上述种种闪耀花边，很少有人一口报出：她是作家，小说曾入围布克奖短名单。今年七月，布莱克伍德的小说《继女》和《玛丽·罗丝的命运》首次亮相中文世界（译者分别为赵地和莫昕，群岛图书出品，中信出版）。

《继女》依托书信之形，写信人是丈夫另寻新欢离开、被迫同时照顾女儿和继女的母亲，《玛丽·罗丝的命运》则由一名疑似不可靠叙述者的父亲讲述。继母和继女没有血缘关系，只因抛弃她们的男子才在一套漂亮的公寓里共同生活，但布莱克伍德的小说不走温情路线：继女的破碎感反倒激发了继母的破坏欲。独自养育玛丽·罗丝的母亲因为当地发生命案惊恐不已，疯狂采取极端安全措施保护女儿，缺席孩子成长的父亲最终出手干预。书名提到的两个女孩——不快乐的雷娜塔和玛丽·罗丝，做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选择，留下逼人凝视的空洞。

亲密关系中经济能力、分工与期待的失衡，侧重满足一方需求的生活安排，因为孩子加倍放大。两位母亲长期承担照护的责任，却因积怨或焦虑失控被众人厌恶。两位父亲有赖于别人替他们落实爱的行为，妻子接管一切又让他们心生内疚，亏欠感过后继续逃避。阅读写作时间较早的《继女》，可能会觉得男子将自己和前妻的孩子丢给即将离婚的现任实乃匪夷所思，随后在创作时间稍晚的《玛丽·罗丝的命运》中，我们又将看到一位丈夫和父亲如何“把头埋进沙子里”。

翻阅布莱克伍德，不禁想到爱尔兰作家梅芙·布伦南小说中婚姻日常的窒息感和无名火。但布莱克伍德不像布伦南那样着眼于“慢炖”或死水微澜：《继女》和《玛丽·罗丝的命运》情节充满戏剧性，到处是锐器留下的战损痕迹。用冷漠、忽视和逃避将女性逼入绝境，再质疑她们的理智。不仅如此，布莱克伍德还要在让人失去理智的情形中窥探理智。她的哥特画风与超自然无关，引发惊恐的是日常本身。某些人物仿佛置身于古堡地牢，因为严防死守而安全，甚至能够冬暖夏凉，但地牢毕竟是地牢。

布莱克伍德有一种洞悉黑暗的眼力，她的人物可以在惧怕黑夜的同时成为黑夜。如果说1977年布克奖入围作品《曾外祖母韦伯斯特》还在用阴郁大宅、害怕阳光的冷漠老太太展示物理层面的暗黑，《继女》和《玛丽·罗丝的命运》则进一步明确：居室的阴暗可怖皆是人为，源自人心。叙述者罗温开篇称死去的陌生女孩“迅速地成为家里的一分子”，从此影响他的生活，但《玛丽·罗丝的命运》不是幽灵故事，家庭的脆弱早已在细节中显现：罗温只是偶尔探望妻女，不理解附近凶杀案给亲人和邻里带来的恐惧；夫妇“客气得像是隔了一层冰”，两人“早已学会在这冰面上优雅滑行”；他从勤快漂亮的妻子身上看到鬼魅、女巫和死亡，妻子则在极度恐慌中步步逼近他的预言。

《继女》和《玛丽·罗丝的命运》的独白不断暗示女性人物从未在亲密关系中获得对话机会。两本书都有来自母亲的故意或无意伤害，可布莱克伍德不会像书中不愿倾听女性的恐惧和愤怒、只顾自身舒适度的男性那样忽视妻女的需求，她书写的目的并非评判：看似写女性相互折磨，看似借他人之口定义她们的疯癫或沉默，终端却是呈现相似的命运：年龄和性情不同的女性，被同样的暗面围追堵截。作者仿佛在逼问：她们的有毒情绪从何而来？她们这样做，是因为继承和接受了一个怎样的世界？

上述两部作品的叙述者都毫不掩饰自己的虚伪和对周围人造成的伤害，然而，《继女》的女性叙述者重在自省，认为所有人都有理由批判自己，《玛丽·罗丝的命运》的男性叙述者则无比自负，认为大多数人都在跟他作对——布莱克伍德很“狡猾”，似乎想看看读者是否会毫无保留地接受罗温对人对事的判断，是否会在脑海中主动填补女性的视角，是否会发现罗温对冷漠和恐怖的理解异于常人。

尽管将布莱克伍德传记命名为“危险缪斯”，南希·舍恩伯格还是小心地讨论了“缪斯”概念的认知演变以及不同人眼中的卡罗琳，指出卡罗琳不喜欢被称作“缪斯”，更愿意主动创造，而非启发他人。阅读布莱克伍德的确很难完全不去想她的传奇人生， 可看透了光鲜家族和婚恋的她偏要直视深渊，为摄取的黑暗注入冷静的观察。

卡罗琳·布莱克伍德不该仅仅被当作凝视的对象，那双大眼睛不只是美的具象，更是凝视他人、凝视这个世界的显微镜。她的作品，也不该被弱化为名人轶事的附属品。是时候透过那双敢于直视的大眼睛观看她笔下的世界了。“危险缪斯”之所以危险，或许是因为她看到并说出了众人忽视或回避的可怖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