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逸睿｜废墟上的黑色幽默：黎巴嫩的双重创伤及其消解

拉比·阿拉梅丁著《轻信者拉杰（和他母亲）的真实故事》

引言

黎巴嫩裔作家拉比·阿拉梅丁（Rabih Alameddine）的《轻信者拉杰（和他母亲）的真实故事》（The True True Story of Raja the Gullible [and His Mother]）荣获2025美国国家图书奖。故事由主人公拉杰（Raja），一位黎巴嫩哲学教师，以第一人称视角非线性叙述横跨六十余年。文本不仅承载了黎巴嫩内战、经济危机、港口爆炸及疫情封锁等一系列沉重的家国创伤，也细腻地镌刻了拉杰的个体创伤——原生家庭规训、校园霸凌、绑架囚禁以及性别认同的挣扎。然而，这本理应写满血泪与仇恨的悲剧之作，读来却总令人忍俊不禁。作者摒弃了宏大叙事或沉痛哀悼的传统创伤文学套路，转而用黑色幽默回应历史和个人的伤痛，用文学叙事消解国家苦难和性别身份带来的双重创伤；正如美国国家图书奖颁奖词所言，“阿拉梅丁神乎其技地借用喜剧形式来勾勒世界的本来面目，并以此提醒我们：纵使历经一切危机，生命之中依然能榨取出欢欣”。这部小说在2025年斩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正是因为它那种拒绝被苦难吞噬的轻松姿态精准地踩中了后疫情时代全球读者对严肃创伤叙事的审美疲劳——当太多作品沉溺于展示伤口时，阿拉梅丁选择在伤口上画一张鬼脸。2026年，美以与伊朗的直接对抗持续升级，黎巴嫩也再次遭到以色列空袭，中东局势在地区博弈的反复拉扯中依然未能走出泥潭。此刻，这本书的黑色幽默更像是一面提前立起的镜子，照出了废墟之上普通人唯一能攥住的生存哲学。

拉比·阿拉梅丁

宏观之痛：地缘政治灾难的降格处理

这部小说分为七章：首章描述2023年六十一岁的拉杰为母亲染发，二人闲话调侃的生活场景，终章记叙同年夏日母亲离世，拉杰和亲友为其操办葬礼；中间的五章则采取倒叙闪回的形式，让读者跟随叙述者拉杰稍显跳跃的回忆，以这位平凡高中法国哲学教师的生活映照六十年间黎巴嫩的社会局势，非线性涵盖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生的大大小小共五次危机：1967年的六日战争、始于1975年的十五年黎巴嫩内战、2019年的银行业危机、2020年的新冠疫情和同年贝鲁特发生的大爆炸。面对这五次足以摧毁无数家庭、无数人生的沉重灾难，阿拉梅丁却刻意用戏谑荒诞的调侃、轻描淡写的叙事将其降格处理。正如《卫报》书评所言，该书是一种“打破传统创伤叙事模式的写法”。作者既不歌颂苦难宣扬爱国团结，也不顾影自怜博取同情，却让读者在嬉笑间体会到黎巴嫩民众的沉痛人生，又学会以黑色幽默在废墟上开出生活之花。

2019年，黎巴嫩爆发金融危机。一夜之间，数百万民众的存款变成废纸——拉杰和他的母亲也不例外。然而，该章节作者并没有用激愤的语言斥责政府，仅有的几笔也带着黑色幽默的诙谐嘲讽，“黎巴嫩政府就是一伙儿黑帮，吃干抹净”（37页），却耗费大量笔墨刻画母亲这一普通人的反应。母亲大闹银行秘书办公室的片段尤为滑稽精彩：“她的腿和翻倒的椅子搅在一起，胳膊乱挥，手提包甩来甩去，拼命想让自己看着块头更大。”（39页）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面对吞噬她毕生积蓄的政府机构，唯一能做的竟然是“像自然学家所称的威吓行为那样来”虚张声势。金融业的崩塌在此降格成一场可笑的闹剧。然而笑过之后，读者心里只剩下深深的无力：母亲凭借关系见到秘书，最终也成功取出了四千三百五十美元，总归挽回了一部分损失；然而银行外其他没有任何关系的普通人，只能永远无助地拍着那扇不会打开的银行玻璃门。在新冠疫情一章中，阿拉梅丁仍然沿用这种写法：他不去描绘感染死亡人数，不去写病毒如何扩散蔓延侵袭这个已经千疮百孔的城市；而是从拉杰和母亲的反应出发，用看似幽默的笔触对灾难进行消解，又以普通人视角对其再建构。一方面，阿拉梅丁描述了不同人对疫情封锁的态度。喜欢安静独处的拉杰很开心，“贝鲁特终于把自己从裹尸布一样笼罩着整个城市的灰土中解放出来了”（52页）；但生性爱热闹的母亲出门遛弯时抓住机会和每个人打招呼，而每个黎巴嫩男人总以喋喋不休地抱怨政府阴谋命运不公回应母亲的“嗨”，“我妈的那声‘嗨’可不是随便打个招呼，那简直是巴甫洛夫的铃铛。叮的一声，滔滔不绝地诉苦就吐出来了”（55页）。这种集体性机械化的反应不仅讽刺黎巴嫩男人在灾难面前丧失了其所谓坚韧的男子气概；更说明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黎巴嫩公民彻底丧失了掌控生活的能力，只剩下无力地咒骂。同时，作者也描述了民众诸多可笑的防疫行为：邻居清洗钱和口罩，母亲用消毒剂喷坏衣服，用微波炉加热现金……显然政府和官方机构没有给予民众足够的生活保障和防疫知识科普，这些“伪科学”小举措是普通百姓面对生命安全威胁唯一能做的自救行为。后文拉杰提到，大多数钱币含有磁性铁粉，在微波炉加热很危险；但母亲加热钱币却没出事，显然是因为“黎巴嫩政府穷得用不起磁性铁粉这种高级材料”（57页）。政府的贫穷反而保护了他和母亲的安全，此处的尖锐反讽将黑色幽默推到极致。这种反讽并非单纯为了制造笑料，而是通过幽默不断解构灾难叙事原本应有的庄严与悲情。作者没有让角色停留在受害者的位置，也没有将创伤塑造成需要不断渲染加强的苦难经验，而是借助漫不经心轻描淡写的叙述节奏，将真正的暴力隐藏在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之中。读者在会心一笑之后，反而更加意识到：这些荒唐可笑的行为，正是普通人在制度失灵、国家缺位时唯一能够采取的生存策略。黑色幽默因此并非对创伤的回避，而是一种拒绝被创伤叙事完全吞没的表达方式。

如果说面对前两次灾难，拉杰尚有嘲讽的余力；接踵而来的港口大爆炸则让他彻底麻木。爆炸之前，母亲开始迷信灾难会成三发生的传说，因此要求拉杰说话时避谶。这可笑的迷信是普通人面对远超自己掌控的灾难做出的最后绝望祈求。然而第三次厄运还是降临了——史上最大的非核爆炸：两千七百五十吨硝酸铵在仓库里六年无人管理，最终连同烟花一起被点燃。阿拉梅丁对这个瞬间的描写带着些许童话色彩，“那朵粉红色的蘑菇云像翻滚着的邪恶意念，仿佛随时会有怪兽从这个深渊中涌出……它还在闪闪发光，好像在召唤独角兽，不，只是烟花在其中绽放”（167页）。这个画面诡异到像一场梦，所有人来不及反应就顷刻笼罩在烟雾灰尘和眩晕之中，阿拉梅丁也巧妙地选用童话般荒诞梦幻的语言去描述这场现实中带来数千伤亡和巨大财产损失的爆炸，展现了普通人在突如其来的大灾难面前的彻底失语，“我们都经历过内战、枪击、汽车炸弹、叙利亚炮击、以色列的日常导弹袭击。但所有这些加起来都没让我们准备好迎接这一回”（168页）。更加讽刺的是，这场显然由于人为失职而造成的大灾难却像之前的任何危机一样，不会有任何人为之担责。

2020年贝鲁特爆炸形成的粉色蘑菇云

爆炸之后，拉杰与邻居们自发沉默地清扫街道时，有人开始唱爱国歌曲，拉杰在其他人加入合唱之前离开了。他可以自愿清扫自己生活的地方，但是拒绝将这一行为升华到爱国层面。荒诞爆炸之下，清扫街道只是本能身体行为，不应被赋予任何意义，这样的政府也不值得拉杰高歌爱国。他独自游荡到河边，再也控制不住地大声哭泣。此处，黑色幽默退向其哲学的底色——荒诞主义，作者用“拒绝赋予意义”的反讽彻底消解了任何家国层面或爱国情怀的宏大叙事，而将公共事件回收到个人情感、私人悲伤之中。

微观之痛：性别身份创伤的真实承受与荒诞消解

除了国家灾难带来的宏观伤痛，该书也细致入微地描写了拉杰在成长过程中所承受的创伤。作为一个成长于传统中东环境中的酷儿，拉杰长期受到来自家庭和学校的双重压迫，甚至在内战期间遭遇绑架囚禁。然而，本书并没有陷入传统的此类创伤叙事：这一群体不再只是等待救赎的受害者，也不总是沿着“羞耻—挣扎—接纳”的固定轨迹成长。正如希瑟·拉夫所指出的，当代酷儿政治过于依赖“进步叙事”，却容易忽视羞耻、失落、忧郁等“向后的情感”所承载的历史经验。阿拉梅丁则用黑色幽默和坎普美学重写创伤经验：他既不否认伤痛，也不神圣化伤痛，而是在荒诞与笑声中重新赋予这一主体讲述自身故事的权力。这种叙述策略真正抵抗的是将这一群体永远固定为受害者的叙事逻辑。当创伤不再成为身份唯一的证明，这一群体便得以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存在：他可以愤怒、幽默、刻薄、犹豫，也可以在创伤之外继续生活。

在传统此类文学中，自我接纳往往伴随着漫长而痛苦的挣扎。然而拉杰似乎从未把自己的性取向视为某种需要克服的灾难。他很早便意识到“我不像其他男生喜欢女孩那样喜欢她们”（134页）。与布迪发生关系之后，他也没有陷入传统叙事中常见的自我厌恶或身份否认，而只是平静地意识到：“我想我永远不会谈女朋友了。”（134页）这种轻描淡写的反应本身便带有一种冷面滑稽式的幽默感。仿佛主流社会所恐惧和污名化的禁忌欲望，在拉杰这里不过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生活事实。阿拉梅丁有意拒绝将其身份戏剧化，也拒绝将其包装成一场充满眼泪和觉醒的成长传奇。在这种叙述之下，其身份被重新拉回日常生活，获得了最朴素坚定的合法性。

本书也谈及主人公成长过程中遭受的外部伤害，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姨妈雅斯敏的羞辱与规训。她代表着父权社会对“男子气概”的执着要求：强迫拉杰和表妹拳击、多次公开讥讽他的体形与性格，甚至在他劫后余生后散布关于他被轮奸的谣言。然而面对这样一个施暴者，阿拉梅丁既没有安排激烈复仇，也没有设计温情宽恕。相反，他把这种创伤写成一出带着黑色幽默色彩的家庭闹剧。当高龄的雅斯敏感染新冠、又在爆炸中失去住所时，母亲请求拉杰让她搬进家中。拉杰立即拒绝：“绝对不可能，想都别想！”（173页）尽管最终被迫妥协，他仍毫不掩饰地表示希望姨妈早点死去：“这也不是诅咒，毕竟谁都看得出来她快死了，我只是希望这个进程快一点儿。”（175页）这种哲学诡辩式的恶毒自白令人发笑，却也揭示了创伤经验最真实的一面：伤害并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自动消失。正如希瑟·拉夫所强调的，“向后的情感”并非需要被克服的障碍，而是历史经验本身的一部分：拉杰没有成为宽宏大量的圣人，却也没有让仇恨吞噬自己。他希望姨妈去世又照顾病中的她；记得曾经受到的羞辱又承担起家庭成员的责任。正是在这种情感与行为的巨大错位之中，阿拉梅丁完成了对创伤经验的荒诞化处理。读者会发笑，却又无法真正轻松起来。

被地方武装里的一位年轻勇士布迪囚禁在地下室的两个月，也许是全书最难以归类的片段。外面的世界正被内战撕裂，炮火连天、同胞相残；而地下室中的拉杰却与世隔绝，体验着复杂情感。阿拉梅丁再次拒绝传统创伤叙事的单一受害书写。拉杰回忆中的地下室生活充满矛盾：布迪将他囚禁、强迫他穿上粉色运动裤和裙子，却也按照他的要求冒险带回书籍和音乐；他们一起照顾捡来的小猫，一起跳笨拙的恰恰舞，也分享某些让拉杰沉醉其中的亲密时刻。阿拉梅丁以坎普式的笔法描绘这一切，使地下室成为暴力与欲望、控制与陪伴并存的空间。读者不可能将其理解为爱情故事，也无法完全归入受害叙事。正因如此，四十六年后布迪的道歉才显得格外滑稽。他试图将过去整理成一个熟悉的故事：施暴者忏悔，受害者宽恕，一切获得圆满结局。然而拉杰拒绝了这种叙事逻辑。“你爱我关我什么事？”（217）瞬间击碎布迪精心准备的表演。此处，阿拉梅丁真正消解的并不仅仅是创伤本身，更是读者对于创伤叙事的期待。拉杰既没有否认那段经历中曾经存在过的快乐、欲望与陪伴，也拒绝让这些情感成为暴力的免责理由。布迪希望获得救赎，而拉杰拒绝给他一个郑重其事的结局。于是这场迟到了半个世纪的道歉最终沦为一出荒诞喜剧，拉杰则重新夺回了讲述这段往事的权力，小说也最终彻底拒绝为创伤经历赋予大团圆结局的传统叙事。

结语

拉比·阿拉梅丁用一部看似散漫的回忆录，完成了两件似乎不可能的事：他让读者在黎巴嫩半个世纪的灾难史中笑出声来，又让一个少年在战争、绑架和性剥削的创伤中，走向对内对外双重和解，同时消解创伤叙事本身。黑色幽默在这里是清醒的生存策略——当政府已沦为黑帮、灾难已成日常、歧视无处不在时，严肃的哭诉反而显得无力，而荒诞的笑声成了唯一诚实的回应。拉杰最终没有离开黎巴嫩，没有原谅布迪，也没有在姨妈的葬礼上掉一滴泪。他只是继续活着——在那张过于庞大的十六人餐桌边挤来挤去，给学生上课，在阳台喝茶，一个人散步。他忘记了青春荷尔蒙萌动的感受，也许偶尔想起那个穿粉色运动裤的夏天。阿拉梅丁用这本书告诉我们，废墟之上，你不必成为英雄，也不必成为受害者。你只需要继续跳那支笨拙的恰恰，一步，两步，恰恰恰。

故事之外，2026年的中东炮火并未随合上书页而停歇。从1月以军空袭黎巴嫩境内目标，到3月真主党正式卷入地区战事，再到4月停火生效后以军仍拒绝撤出黎南：新的弹痕仍在不断加重这场绵延了半个多世纪的创伤。然而正是在这一连串真实灾难的轰炸之下，阿拉梅丁的黑色幽默有了其独特的现实意义：它从不许诺救赎，从不假装一切会好起来。它只是借拉杰之口轻声提醒——当宏大的和平叙事在炮声中反复破产，当官方承诺像被微波炉加热的钞票一样经不起检验，普通人唯一能做的不过是对灾难报以苦笑，再回到自己的琐碎日常里继续前行。2026年的中东也许没有等来童话式的转折，但每一个还在遛弯、斗嘴、与亲人相依的普通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演着拉杰的故事。这正是本书在此时此刻依然值得被阅读的理由：在灾难的碾压之下，阿拉梅丁将目光投向那些微小而荒诞的日常；在无法逃避的痛苦之中，他让黑色幽默成为一种抵抗，使人们能够重新带着伤口讲述人生。

华东师范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贺逸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