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5年，北京中南海，毛泽东与记者曹聚仁谈到台湾问题时，曾把一个敏感而现实的设想摆到桌面上：只要台湾愿意回到国家统一框架内，原有制度和社会秩序可以作较大保留。
这段往来后来被许多文章描述成“毛泽东劝蒋介石回大陆”。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关于蒋介石提出“六个要求”、毛泽东逐条答应的细节，主要见于回忆材料和民间叙述，公开档案中并没有一份双方签字确认的完整文本。因此，谈这段历史，既不能把它说成凭空杜撰，也不能当作已经完全坐实的正式协议。
曹聚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他早年从事新闻工作，与国共双方都有交往，抗战时期便熟悉国民党上层人物。新中国成立后，他仍与台湾方面保持联系。由于身份特殊，曹聚仁不像正式使者那样容易引发紧张，反而适合传递一些不能公开说出的信息。
毛泽东对曹聚仁表达过一个基本意思：台湾回归后，社会制度可以不立即改变，原有人员也可继续任职；中央主要掌握外交和国防，台湾内部事务则尽量由台湾自己处理。这个设想，和后来“一国两制”所强调的保留原有制度，存在明显的思想联系。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只谈原则，还提到蒋介石本人回大陆后的安置问题。蒋介石的故乡在浙江奉化，祖居、墓地等私人情感因素，对他并非无足轻重。毛泽东曾表示，这些地方可以得到尊重，蒋介石回大陆后也不必再回浙江掌握地方事务，庐山等地被认为可能成为较合适的居住地点。
蒋介石真正担心的，却不只是住在哪里。他在台湾经营多年，最看重的是政治名义、军队控制和蒋经国的前途。民间流传的“六项条件”，大致集中在这几个方面：保留国民党领导职务，安排蒋经国继续治理台湾，台湾内政保持较大自主，减少乃至切断对美国的依赖，军队实行重新整合，以及保障台湾官员和民众的生活待遇。
其中，蒋经国的安排尤其重要。蒋介石若真要考虑回大陆，必须确认台湾不会因权力交接而失去秩序。把台湾内部事务交给蒋经国处理，既是对蒋氏家族的安抚，也是对台湾既有政治结构的保留。对北京而言，只要外交和国防归于中央，其他方面可以采取过渡办法。
但军队问题始终最难处理。台湾当时拥有自己的陆海空军，又依靠美国提供装备和经济支持。蒋介石很清楚，一旦军权全部交出，台湾方面便失去了最重要的安全屏障。大陆方面则不可能接受一个拥有完整军事体系、同时又受外部力量影响的地方政权长期存在。
据曹聚仁后来转述，双方谈判中确实出现过“台湾保留原有制度、中央负责外交和国防”等内容，也曾讨论过厦门、金门作为联络区域的设想。至于把金门、厦门合并为某种特殊行政区域，以及军队具体缩编为几个师，史料依据相对薄弱，更多属于后来的整理和演绎，不能与已经确认的历史文件等量齐观。
美国因素也无法绕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的经济、军备和外交都与美国有密切联系。蒋介石即使有意接触大陆，也必须考虑美国的态度以及国民党内部的反应。大陆方面若要求台湾彻底摆脱美国，便需要提供足以让台湾安心的安全和财政安排，可这在当时并不容易落实。
蒋介石曾问过类似的问题：“大陆方面能不能保证台湾的稳定？”曹聚仁只能把北京的态度带回去，却无法代替任何一方作出制度上的承诺。秘密接触最困难的地方，正在这里：口头表示可以很宽，真正落到军权、财政和人事安排，立刻会碰到一层层现实障碍。
更大的变化出现在大陆内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政治和社会秩序发生剧烈震荡。对于长期在台湾观察大陆的蒋介石而言，这种局面无疑加重了疑虑。他可能认为，既然连大陆自身的政治秩序都存在巨大不确定性，那么台湾一旦回归，原先得到的保障能否持续，便很难判断。
这场接触最终没有形成公开协议。蒋介石没有回大陆，曹聚仁传递信息的渠道也逐渐中断。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病逝，享年87岁；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那场被后人反复讲述的秘密接触，也随着当事人的离去，留下了难以完全核实的细节与未能实现的政治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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