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彪为何续写《史记》？家族史学传统如何延续？

两卷竹简之间的建武三年——班彪父子与《汉书》的诞生

建武三年秋夜，扶风安陵班氏宅邸的后堂，四十一岁的班彪将两卷竹简并排铺在案上。

左手一卷来自长安旧吏李家的密室，右手一卷是友人从河西辗转寄来的抄本。

两卷记载同一件事——汉五年冬，项羽败走垓下之前，楚汉两军在广武对峙了多久——但简文抵牾之处多达三处。

班彪没有落笔。

他唤来十一岁的班固，让他跪坐在案侧，逐简对照。

少年班固读了三遍，指出两卷中“汉五年”与“汉四年”的纪年差异。

班彪点了点头，将那卷河西抄本卷起，搁在案角。

这个夜晚的细节，不见于《后汉书·班彪传》正文。

但《后汉书》卷四十上记载，班彪自建武初年“专心史籍之间”，而建武三年（公元27年）正是他从河西返回扶风安陵、开始系统整理《史记》续补材料的年份。

班固生于建武八年（公元32年），建武三年时尚未出生。

班彪续撰《史记后传》的过程中，确曾广泛搜集“前史遗事”，其考证之勤，《后汉书》本传有明确记述：“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同，作后传数十篇。”

“旁贯异同”四字，是班彪治史方法的凝练。

这四个字意味着：面对不同来源的史料，他不选择轻信任何一方，而是并列存疑，逐条比对。

班彪的史学自觉，源于他对前代续《史记》者的系统批判。

司马迁《史记》记事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此后至班彪生活的东汉初年，已有一百四十余年的空白。

这一百多年间，刘向、刘歆父子、冯商、扬雄、史岑等至少十五位学者先后续补《史记》，但班彪在《后传略论》中给出了严厉的评断。

《史通·古今正史》引其语：“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伪新，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者也。”

批评集中在两点：一是文字鄙俗，不足以接续司马迁的史笔；二是扬雄、刘歆曾在王莽新朝任职，其续作中不乏为王氏政权张目的内容。

班彪认为这种褒美“伪新”的文字如果流传后世，会“误后惑众”。

这一判断，构成了班彪治史的底线：史料可以存疑，但立场不能失真。

扶风安陵的班氏宅邸，此时正是一个私家藏书之所。

班彪的祖父班况曾入朝为官，父辈班伯“以选受诏，进读群书”，班氏家族“赐以秘书之副”的传统延续数代。

这些藏书，加上班彪从河西带回的窦融幕府文书，构成了他续撰《后传》的基础。

但藏书不等于信史。

两汉之际的战乱，使得官方档案大量散失。

王充在《论衡·佚文篇》中描述新莽末年的情形：“台阁废顿，文书弃散。”

光武帝“方事干戈，未遑文学”，直到明帝即位才开始“征兰台之官”。

在这样的背景下，续写西汉一朝的完整历史，首先面临的是史料来源的可靠性问题。

班彪的应对方式，是尽可能多地搜集不同来源的抄本，然后逐条比对。

他处理史料矛盾的方法，可以从《汉书》中确认属于他手笔的几篇赞语中看到痕迹。

据前人考证，《汉书》中的《元帝纪》《成帝纪》《韦贤传》《翟方进传》《元后传》五篇赞语出自班彪之手。

应劭注《元帝纪》赞中“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一句，指出“臣”即班彪自称，“外祖”是金敞；《成帝纪》赞中“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晋灼注明“班彪之姑”。

这些赞语中出现了“臣”字自称，证明它们确系班彪原文，被班固保留在《汉书》之中。

更值得注意的是《翟方进传》赞，劈面直书“司徒掾班彪曰”——这是班固在整理父亲遗稿时，没有删去班彪的署名。

班彪治史有一个基本原则：凡是自己无法确证的史料，要么存疑，要么弃用。

他在《后传略论》中批评司马迁“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认为太史公“论议浅而不笃”，在学术上“崇黄老而薄五经”，在序货殖时“轻仁义而羞贫穷”，在述游侠时“贱守节而贵俗功”。

这段批评的语气严厉，但落脚点不在否定司马迁，而在指出《史记》的不足恰恰源于史料处理的疏漏。

班彪要做的是：在司马迁停笔的地方接续下去，但用比司马迁更审慎的方法。

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彪在望都长任上去世，年五十二岁。

他留下了六十五篇《史记后传》，按照《史通》的记载，这六十五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

班彪有意调整了《史记》的体例，取消了“世家”这一层级，只保留本纪和列传。

这一体例上的改动，反映了他对西汉政治结构的理解：自汉武帝推行推恩令以后，诸侯王势力已被大幅削弱，不再具备《史记》中“世家”所对应的独立政治地位。

《后传》六十五篇的具体内容，今已不可全见。

但《汉书》中武帝太初以后的西汉史事，以《后传》为基础写成，这一点是明确的。

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自述：“故探撰前记，缀集所闻，以为《汉书》。”

所谓“前记”，主要来源之一就是其父的《后传》。

班彪去世这年，班固二十三岁。

《后汉书·班彪列传》记载，班固“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十六岁入洛阳太学，“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所不究”。

他不追求章句之学，只求“通大义”。

性格“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太学中的儒生因此都愿意与他交往。

但班彪的去世，让班固的人生轨迹发生了转折。

按照汉代制度，官员去世后，其子需回乡守丧三年。

班固从洛阳回到扶风安陵，在守丧期间第一次系统翻阅了父亲留下的《后传》遗稿。

《后汉书》记载：“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

“未详”——这是班固对父亲遗稿的判断。

两个字的评语，指向的是《后传》在史料处理上的未尽之处：班彪生前对存疑史料采取了审慎保留的态度，留下了大量尚未定论的条目。

班固要做的，是在这些条目中辨别真伪，择善而从。

永平元年（公元58年），二十七岁的班固在扶风安陵正式动笔撰写《汉书》。

他的方法是：武帝以前的西汉史事以《史记》为蓝本，武帝太初以后的部分以父亲的《后传》为基础，同时“博采旧闻，整齐故事”。

楚汉相争的时序问题，是班固必须面对的第一道难题。

《史记》记载的楚汉战争时间线，与班彪《后传》中的记载存在多处抵牾。

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详细罗列了这些差异：《史记》记韩信击魏豹在汉三年，《汉书》在汉二年；韩信袭杀龙且在汉三年，《汉书》在四年；诸侯会垓下在汉四年，《汉书》在五年。

这些看似细微的纪年差异，背后是史料来源的不同。

《史记》主要依据汉廷官方档案和司马迁游历所获的口传史料；而班彪在西汉末年的战乱中搜集到的，可能包括地方豪族保存的私修史书、河西幕府的文书抄本，以及更晚近的学者续补。

不同来源的史料对同一事件的时间记载出现偏差，是常态。

班固的处理方式是：不盲从《史记》，也不盲从《后传》，而是通过对勘确定哪一个记载更为可靠。

以韩信击魏豹为例，《史记》记在汉三年，《汉书》改在汉二年。

这一改动并非随意。

从当时的军事形势来看，魏豹叛汉发生在刘邦彭城大败之后，刘邦急需稳定北方战线，韩信击魏是这一战略部署的第一步。

将其定在汉二年，更符合战局发展的逻辑。

班固在《汉书·高帝纪》中对楚汉相争的整个时间线做了系统调整。

项羽分王诸将一事，《史记·项羽本纪》先叙分王诸将毕，再叙徙楚怀王于长沙；《汉书》则先叙徙怀王，然后分王诸将。

这一叙述顺序的调整，使得事件的因果关系更为清晰——项羽先控制楚怀王，再以怀王名义分封诸将，权力运作的逻辑一目了然。

班固的史料考辨，不止于时间线的调整。

在《东方朔传》中，他面对的是一个流传甚广但真伪难辨的问题。

班固在传末的赞语中直接指出：“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

世所传他事，皆非也。”

刘向曾奉诏校勘皇家藏书，其所见东方朔著作最为可靠。

后世好事者“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使东方朔的形象被大量虚假轶事所包围。

班固的判断依据非常明确：凡刘向《别录》中记载的东方朔著作，才是可信的；其余传闻一概不取。

这一判断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东方朔以诙谐著称，有关他的奇闻异事在民间流传极广，如果全部弃用，《东方朔传》的篇幅会大幅缩减。

但班固仍然坚持了“据刘向《别录》”的原则。

类似的处理方式还见于《张汤传》。

班固在赞语中写道：“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

冯商是西汉后期续《史记》的学者之一，他提出张汤与张良同祖的说法，但司马迁在《史记·张汤传》中没有记载此事。

班固的选择是——阙疑。

既然司马迁没有记载，冯商的说法又缺乏其他佐证，那么就不予采纳。

这种“阙疑”的态度，在《汉书·艺文志》的注文中表现得更为集中。

班固对《文子》九篇的注语是：“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

对《伊尹说》二十七篇的注语是：“其语浅薄，似依托也。”

还有一批篇目被他直接斥为“迁诞、依托”“后世所加”。

班固判断史料真伪的依据，包括：作者年代与内容是否吻合、文风是否与时代匹配、是否有更早的可靠文献佐证。

这些方法在东汉前期算不上系统的方法论，但班固运用得相当自觉。

永平五年（公元62年），班固的人生遭遇了最大的转折。

这一年，有人向汉明帝上书，告发班固“私改作国史”。

班固随即被扶风郡收捕，关入京兆狱，家中所有书稿被官府查抄。

这一罪名在当时足以致命——就在此前不久，与班固同郡的扶风人苏朗因“伪言图谶”被下狱处死。

班固的弟弟班超，此时三十岁。

他得知兄长入狱的消息后，从扶风疾驰洛阳，直接向汉明帝上书申辩。

《后汉书·班彪列传》记载了班超申辩的核心内容：“具言固所著述意。”

班超向明帝说明，班固所写的并非“私改国史”，而是续成父亲班彪的未竟之业，目的在于“颂扬汉德”，为西汉一朝留下一部完整的信史。

与此同时，扶风郡也将查抄的书稿送到了京师。

汉明帝阅读之后，“甚奇之”。

他不仅没有治班固的罪，反而召班固到皇家校书部供职，任命为兰台令史，并允许他继续完成未竟的史书。

这一事件的转折，不仅仅关乎班固个人的命运。

从永平五年起，《汉书》的编撰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此前是私人著述，此后成为官方支持的学术工程。

班固的著述立场也随之带有了官方色彩。

但值得注意的是，班固在获得官方身份后，并没有因此改变史料考辨的方法。

他仍然坚持对每一则史料进行独立判断，而非简单地迎合官方立场。

一个可以说明这一点的例子，是《汉书·律历志》的处理。

刘歆曾为歌颂王莽功德而制作《钟律书》和《三统历谱》，其中包含大量为新莽政权张目的“伪辞”。

班固在编纂《律历志》时，删去了这些内容，“取其正义著于篇”。

刘歆的历法计算本身是有价值的，但其附带的谶纬性论述被班固剔除了。

班固接受的是刘歆的科学成果，拒绝的是他的政治表态。

永平五年入兰台之后，班固的著述速度加快。

他先与陈宗、尹敏、孟异等人合作完成了《世祖本纪》，又撰写了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等列传、载记二十八篇，上奏明帝。

明帝随后正式下诏，令班固“终成前所著书”。

从永平元年动笔到建初七年（公元82年）基本完成，班固用了二十五年时间撰写《汉书》。

加上班彪《后传》的六十五篇底稿，班氏父子两代人的工作跨越了近半个世纪。

但《汉书》在班固生前并未完全竣工。

永元四年（公元92年），班固因牵涉大将军窦宪案被免官，随即被洛阳令种兢逮捕入狱。

种兢与班固素有私怨——班固的家奴曾醉酒冲撞种兢的车骑，事后仗势出言不逊，种兢一直怀恨在心。

窦宪案发后，种兢借机将班固下狱，严刑拷打。

班固在狱中去世，年六十一岁。

班固死时，《汉书》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未及完成。

书稿散乱，无人能整理。

和帝下诏，命班固的妹妹班昭入东观藏书阁，续成兄长的未竟之业。

《后汉书·列女传》记载，班昭“博学能文”，奉诏校叙《汉书》，补写了八表。

此后，同郡马续又接续班昭，完成了《天文志》。

马续是马融的兄长，也是班昭的门生。

班昭在完成八表之后去世，马续接手补作《天文志》。

《汉书》最终经过班彪、班固、班昭、马续四人之手，历时近四十年才全部完成。

《汉书》中有一个细节，可以窥见班固在处理楚汉之际史料时的具体方法。

《史记·项羽本纪》记项羽美人名虞，《汉书》改称“姓虞氏”。

这一改动的依据，是班固所掌握的另一种史料来源。

更值得注意的是，《史记》记汉骑将追击项羽、被项羽叱退者为“赤泉侯”，未著姓名；《汉书》则明确记载此人为杨喜，并指出后来分项羽尸体者中也有杨喜。

这条史料很可能来自班彪搜集的河西文书。

河西地区在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相对安定，保存了一批未受战乱破坏的档案。

班彪在窦融幕府任职期间，有机会接触到这些材料。

班固在整理父亲遗稿时，从中提取了这条《史记》缺载的信息。

另一处更为典型的例子是义帝被杀一事的记载差异。

《史记·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均记载，项羽徙义帝于长沙，途中“使衡山王、临江王击杀义帝”。

而《汉书·高帝纪》则记为“羽使九江王布击杀义帝于郴”。

颜师古注指出，项羽实际上同时命令了衡山、临江、九江三王，但最终动手的是九江王英布。

班固对这条史料的修正，依据的是一份比《史记》更晚但可能更精确的记载。

这种修正不是对司马迁的否定，而是对史实链条的补全。

班氏家族治史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更早的世代。

班彪的祖父班况，是成帝时的越骑校尉。

班况之子班伯，“以选受诏，进读群书”，得到成帝“赐以秘书之副”的待遇。

所谓“秘书之副”，是皇家藏书的副本，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恩典。

班彪的父亲班稚，哀帝时为广平太守。

班氏家族世代为官，同时保持着对学术的持续投入。

这一传统传到班彪手中，以“续《史记》”为具体目标。

传到班固手中，以“成《汉书》”为具体目标。

传到班昭手中，以“补全《汉书》”为具体目标。

班昭入东观后，不仅补写了八表，还承担了一项重要工作：教授《汉书》。

由于《汉书》文辞古雅、内容繁富，当时的学者多不能通读。

班昭在东观设帐讲授，“选高才郎马融等十人，从大家受读”。

马融后来成为东汉最著名的经学家之一，他的学术根基，部分来自班昭对《汉书》的传授。

“曹大家”——这是当时人对班昭的尊称。

“大家”二字，在汉代是对学识渊博者的敬称。

班昭以女性身份获得这一称号，在东汉一朝是孤例。

班彪留下的家训中，有一条被后人反复引用的话：“治史如断狱，不虚美，不隐恶。”

这句话的确切出处，今已难以确指。

但它的核心精神——史家应当像法官审理案件一样对待史料，既不因个人好恶而美化，也不因政治压力而隐瞒——贯穿于班氏三代人的史学实践之中。

班彪在《后传》中对扬雄、刘歆续作的批评，正是“不虚美”的体现。

扬雄、刘歆都是有学问的人，但他们的续作中为王莽政权说了好话。

班彪认为这违背了史家的底线，因此弃而不用。

班固在《东方朔传》中判断“世所传他事皆非也”，是“不隐恶”的另一种表达。

东方朔的轶事广泛流传，其中许多荒诞不经，班固没有因为“读者爱看”而保留这些内容。

班昭在补写八表时，面对的是兄长留下的散乱遗稿。

她没有另起炉灶，而是忠实地在班固既定的框架内完成工作。

马续补写《天文志》时同样如此。

这种对前人工作的尊重和接续，本身就是“不虚美”的一种体现——不自诩为原创，而是承认史学工作是一场代际接力。

当《汉书》在东汉中期完整问世时，距离班彪在建武三年那个秋夜第一次将两卷抵牾的竹简并排铺开，已经过去了近七十年。

七十年的时间里，班氏家族经历了战乱、牢狱、流放和死亡。

班彪在望都长的任上去世，班固在洛阳狱中含冤而死，班超远赴西域经营三十一年。

但《汉书》最终完成了。

班固在《汉书·叙传》中写下了自己对这部书的定位：“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

“旁贯五经”——这是班固对《汉书》学术品格的概括。

他不是在写一部简单的政治编年史，而是试图以儒家经典的价值标准来评判西汉一朝二百三十年的兴衰得失。

范晔在《后汉书·班彪班固传》的论赞中，对班氏父子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

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

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

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

“不激诡，不抑抗”——不偏激诡辩，不抑扬失度。

这是范晔对班固叙事风格的判断，也可以视为对班氏家族史学传统的概括。

建武三年的那个秋夜，班彪没有在那两卷竹简上落笔。

他让十一岁的班固去睡觉，自己继续对着灯火比对简文。

案上的两卷竹简仍然并排放着，卷角被秋风吹得微微翘起。

他伸手将竹简重新展平，指尖划过简面上“汉五年”与“汉四年”两行字的刻痕，然后取过案边一卷空白的简牍，在最上方写了两个字：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