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克想证明苹果在中国的成功对整个先进电子产业具有溢出效应

第 31 章 溢出效应

蒂姆·库克和运营主管杰夫·威廉姆斯都身着深色正装，搭配白色衬衫和同色领带。中国媒体拍摄的一张照片显示，两人双手交叠，以一种适合高规格场合的姿势站立着。他们身后是环境、政策与社会倡议负责人丽莎·杰克逊，身着黑色西装外套。威廉姆斯眉头微蹙，显得非常专注，但对此次会面略显不安；杰克逊则表情严肃，神情自若；库克显得更加放松、从容且冷静--更自信。

仅仅几个月前，在 2015 年的假日季度财报上，苹果公司的在华业务依然还是亮点。全球营收仅增长 2%，但在华销售额却增长了 14%，推动整个公司实现了增长。苹果公司坐拥 2160 亿美元的巨额现金储备。“我们拥有史上最强大的资产负债表，”库克自豪地宣称。未来前景一片光明：苹果公司的活跃设备总量--即全球在用设备数量--首次突破 10 亿大关。

即便智能手机市场已趋于饱和，苹果仍然可以通过音乐、电影等高利润率服务业务，开拓新的增长点。但 2016 年的前四个月，业绩令人担忧：第一季度的营收突然逆转，中国市场的销量暴跌 26%。中国市场的疲软不仅没能支撑苹果，反而使其全球营收 13 年来首次同比下滑。苹果的股价暴跌 7.9%，业绩展望也非常黯淡。从 3 月那个季度开始，中国市场的营收连续六个季度下滑，期间 iPhone 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从 15%跌至 9%。公司内部研究后来指出：“苹果在中国市场从没有下滑这么多。”

同月，即 2016 年 4 月，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突然关闭了仅上线半年多的 iTunes 和 iBooks 商店。监管机构表示，苹果需要和合资伙伴合作运营相关服务。

几周后，苹果的三位高管赶赴北京，已经进入了危机公关模式。库克及其团队此行是为了与中国的经济规划机构--国家发改委会面。他们不仅做了充分准备，还准备签署一份非凡协议--承诺在未来五年内向中国投资 2750 亿美元。此次会面是更广泛措施的一部分，“八人组”和政府事务团队取得了成功。但与古特里主张高调宣传这些信息不同，库克选择了另一条路径：悄悄向少数高层官员传递信息。当时，唐纳德·特朗普正以“美国优先”为竞选口号参选总统，威胁对华进口商品征收 45%的关税，并承诺：“我们要让苹果在国内生产他们的电脑和其他产品！”

首台中国制造的 iMac 刚刚下线。当时，华盛顿正鼓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苹果公司承诺投资 2750 亿美元，规模之大让其他企业都相形见绌。苹果公司承诺，仅在未来五年内，其在华投资总额将超过 1993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至 2020 年间，加拿大和美国对墨西哥的全部私人投资总额。事实上，这个数额甚至超过了一些最大的政府支持的国家建设计划。例如，从 1979 到 2007 年，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向中国提供了 2.54 万亿日元的贷款--相当于 2016 年的 300 亿美元--帮助中国发展。

再以 1948 年的马歇尔计划为例。美国在四年内，向 16 个欧洲国家拨款 133 亿美元（相当于 2016 年的 1310 亿美元），推动二战后欧洲的重建与发展。马歇尔计划的主要负责人曾表示，该计划是“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地方对另一个民族最慷慨的援助”。然而，仅在中国一地，苹果公司承诺，到 2021 年，投资额将超过该计划总额的两倍。据估算，马歇尔计划每支出一美元，可以刺激欧洲的生产增加 4 至 6 美元。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指出，“在推动欧洲从基于罢工行动和阶级冲突的失灵劳资关系体系，转向基于工资控制和生产率增长的体系过程中”，对欧洲的这些赠予发挥了重要作用。

库克的目标是传达类似的信息，向中国证明，苹果在中国的成功对整个先进电子产业具有溢出效应。通过投资并培训本地供应商，苹果正在培养一套实用的知识体系，既包括具体技能，也涵盖抽象的概念，其应用范围远不只是满足苹果自己的需求。诚然，苹果在很大程度上是意外做到这些的；苹果并没有故意设计供应链，以便刺激供应商创新，但苹果的确实现了这些效果。而且，苹果的投资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在先进电子行业中非常高效且精准。

如果把苹果的投资看作是一种政府计划，会更容易理解。多年来，中国缺乏所需的人才和专业知识，造不出乔尼·艾维工作室设计的产品，但苹果从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招聘的工程师，或从特斯拉、戴尔和摩托罗拉挖来的工程师，总是能迅速掌握技术。苹果能向中国输送顶尖人才--一位苹果老员工称之为“最聪明的人中最聪明的”。而且，鉴于苹果公司的文化，工程师们每天的工作长达 18 小时。更重要的是，政府计划最多只能培训出一支能设计产品的劳动力队伍，但没有能力实际购买这些产品。而苹果公司不仅有能力，而且确实这样做了。

从经济角度看，苹果正在创造一整个市场--提供工人培训和设备等投入，再采购产出。和苹果合作的供应商不仅获得了巨额订单，还接受了培训，能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扩大产能。更重要的是，苹果在其产品中注入了大量设计、品牌形象和卓越的营销，即使没有占据主导市场份额，仍形成了主导性的市场风格。每出一款新产品，苹果都会定义笔记本电脑或智能手机应该具备的外观、触感和本质。因此，苹果和中国的供应商共同发明了生产流程，而且这些流程备受追捧。

知识不光是从美国向中国转移。苹果有一支专门的主题专家团队，他们的职责是研究新流程、新材料、新工具和新机器。“如果亚洲现有的机器和技术无法满足我们的需求，团队会前往欧洲或日本寻找新技术，”一位前制造设计工程师表示：“他们会尝试寻找新技术、新实验室、新研发设施，无论什么--如果能找到，就会尝试将这些技术转移到中国，用中国现有的技术实现我们无法做到的事。”该人士补充道：“这种情况每年都会发生，因为我们每年都需要推出新产品，每年都在突破极限，需要新的东西……苹果在瑞士、德国和奥地利的钟表行业和珠宝行业发现了大量技术，他们会去这些地方，寻找这些特殊的机器--用于制造高端产品的特殊技术--并尝试将这些机器用来生产 iPhone、iPad 或 Mac。”

苹果意识到，自己在中国的存在无意中促成了空前规模的技术转移。尽管 2750 亿美元的投资规模令人瞠目结舌，但并不是等价交换。这个数字并并不是说苹果做出了什么让步，苹果只是做了估算，认为在 2015 年的投资额会是 550 亿美元，然后乘以五。数字之所以非常大，是因为苹果当时极为成功，而且业务高度集中在一个国家。事实上，这个五年的承诺也是低估了评估，因为其前提是苹果今后几年的增长率为零。换言之，真正有新意的不在于苹果的投资本身，而在于其对投资的营销方式。

“对中国的天籁之音”

苹果以一份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的形式，敲定了这笔投资，好几个人共同起草了这份 1250 字的文件。熟悉该备忘录的前苹果高管表示，该文件参考了“八人组”中至少三名成员的研究--古特里的供应链研究、史蒂文·马切尔关于本地研发中心助力中国的研究，以及由戈峻领导的本地政府事务团队的意见。但该文件主要是由杰克逊的下属大卫·麦金托什（David McIntosh）--来自匹兹堡、40 出头的政策专家--起草的。

麦金托什戴着黑框眼镜，举止低调沉稳。他虽于前一年才加入苹果，但曾担任丽莎·杰克逊在环保署任职时的首席政治顾问，已经获得了杰克逊信任。对于在苹果公司的角色，麦金托什说自己是“中国监管问题解决专家”。在任职的六年间，他曾 45 次赴华，多次陪同蒂姆·库克出访。他的领英资料中有一张照片，显示他坐在苹果公司的私人飞机上，身着休闲装，神情专注，身旁是铺着白色亚麻布的宽敞米色皮革座椅。这张照片的配文是：穿梭外交。

麦金托什深度参与起草了该文件。这位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生并非中国问题专家，从未在中国生活过，也不懂普通话。“在文件起草和措辞方面，大卫和其他人之间的摩擦很大，”一位了解内情的人士表示：“此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苹果公司三位高管当天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外界无从知晓。但他们直接说明了一点：苹果不仅在中国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岗位，还通过促进“隐性知识”的转移--即很难定义但实用的“制造工艺、组织事务、生产方式、分销、出行、沟通和消费方式”等方面的专业技能--支持了整个产业。正如华裔美联储经济学家文一所说，这些知识是“隐性知识”的核心。在文一看来，正是这种隐性知识的获取，而非民主或产权，才是 18 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及过去40 年中国工业化背后的“秘方”。或者，用已故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的话来说：“如果商品贸易的收益是可观的，那么与思想贸易相比，商品贸易就是微不足道的。”

无论高管在起草文件时遇到了多少困难，苹果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是天籁之音，”一位熟悉谈判的苹果高管表示。

在先进工业、科学研究和经济实力方面，中国多年来一直想赶上西方的领先地位，因此中国会吸引海外人才。但如今，美国最著名的科技巨头却自愿扮演普罗米修斯的角色，将“火种”赠予中国人。

苹果的表态并没有公开，但如果公开的话，必将颠覆既定的认知。

2018 年，在上海的支持下，特斯拉成为首家无需本地合作伙伴，就在中国建立制造工厂的外国汽车制造商。媒体将此描述为“甜心交易”，仿佛政府官员被埃隆·马斯克的魅力折服了；但中国其实是在维护自身利益。当马斯克提出在两年内建厂时，上海市长说服他把时间表压缩至 12 个月，并提供重大激励措施，包括廉价土地和税收优惠。“在全球电动汽车和汽车行业，这可能是建设速度最快、资本支出效率最高的工厂，”当时特斯拉的全球资本支出供应链管理负责人哈什·帕里赫（Harsh Parikh）表示。

为什么这么急迫？中国于 1984 年首次向外国汽车制造商开放市场，当时路上跑的还主要是自行车。短短几年内，大众汽车的首家合资企业便成为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梅赛德斯-奔驰和宝马也效仿了该策略。在随后长达 30 年的时间里，德国车企主导了中国高端汽车市场，2016 年，其市场份额合计超过 70%。1985 年，官方媒体《光明日报》表示，合资模式的初衷是让中国摆脱“第一台机器进口、第二台机器进口、第三台机器进口”的模式，转而实现“第一台机器进口、第二台在中国制造、第三台出口”的模式。然而，在合资模式实施的 30 多年里，没有一个中国汽车品牌能与德国品牌竞争。2016 年，十大豪华品牌都是外国品牌。虽然许多本土品牌服务于低端国内市场，但没有一个品牌的规模大到能进入国际市场。正如《经济学人》后来所言：“尽管中国的制造业实力非常强大，但从没有掌握内燃机技术，这种技术涵盖数百个活动部件，且组装难度极高。”

电动汽车改变了游戏规则；但更具体地说，是特斯拉。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的雄心可追溯至 2001 年左右，凭借巨额政府补贴，电动汽车在十年后融入了公共交通系统。该行业曾充斥着大量补贴和激励措施，仅深圳一地就有 1.7 万辆电动公交车，而当时，整个欧洲和北美几乎一辆也没有。购买电动汽车的消费者往往能获得免费车牌，而车牌通常是严格控制的，需要摇号。尽管有这些支持，2019 年，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合计仅占新车市场的 4.8%。

特斯拉于 2018 年 12 月在上海开建超级工厂；到 2019 年底，在中国制造的 Model 3 车型已下线。该车型立即大获成功，Model 3 成为 2020 年中国最畅销的电动汽车。帕里赫表示，中国消费者“不愿购买中国品牌生产的任何产品，他们都想要特斯拉”：“特斯拉一进入市场，消费者的观念就发生了转变。整个中国电动汽车行业开始有机会和特斯拉竞争并学习。”

在中国，这种现象被称为“鲶鱼效应”。其理论依据是：把沙丁鱼放进运输水箱后，它们会停止游动并最终死亡。但保持活力的沙丁鱼味道更好、肉质更佳，因此能卖出更高的价格。据说，一位挪威渔民发现，如果在水箱中放入一条鲶鱼，沙丁鱼会继续游动，并不惜一切代价活下来。捕食者的存在提升了整个水箱中的沙丁鱼品质。人们常说，北京希望特斯拉在电动汽车行业扮演“鲶鱼”的角色。

这种理论有点误导性，暗示特斯拉只是激励竞争对手做得更好，但实际上，特斯拉和第三方供应商紧密合作，提升了他们的能力，这些供应商随后为本地电动汽车品牌供货，例如比亚迪。这当然是苹果的模式，而帕里赫--在上海超级工厂建设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特意聘请了拥有苹果工作经验的工程师来推动该计划。“与特斯拉合作并不容易，”帕里赫说：“但供应商的心态是‘如果我们能适应，我们就会变得非常强大’。这就像和苹果合作一样。如果他们能实现规模化，就能和苹果一起成长，或者和特斯拉一起成长，并成为世界级供应商。”

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对整个中国电动汽车行业大有裨益，产品质量全面提升。2019 年，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市场份额不足 5%，到 2023 年已升至 38%。对特斯拉而言，这些投资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上海目前占该公司全球产量的 50%。但长期的不确定性和未解问题依然存在。“在这个游戏中，一家美国公司--汽车领域的特斯拉，手机领域的苹果--可以赢得胜利，”另一位前特斯拉高管表示：“他们不在乎所有美国竞争对手失败，这对他们反而更好。但另一方面，所有中国公司都获胜了。他们都能挺身而出，创造出一个原本不存在的巨大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