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3年6月12日清晨，浙江杭州北郊军械仓库，15岁的我揣着一只旧罗盘，登上了开往宁波的闷罐车。车厢里装着27吨76毫米岸舰炮弹，木箱刷成草绿色，封签一排排贴在箱角。那一刻，没人把我当孩子看。
押运命令来得突然。前一天，我还在仓库里搬箱、核对、刷漆，第二天便成了这批弹药的押运员。装备处的调拨单、战勤部门的通行证、持枪手续，一样不能缺。
贾主任把罗盘递给我，只说了一句：“别只看线路图，心里有方向才稳。”
话不多，却比一长串叮嘱更沉。那时的军械仓库，讲究的就是一个“稳”字。货物不能错，数量不能差，封签不能动，行车途中更不能出半点纰漏。
列车启动后，闷罐车里热得像蒸笼。两扇侧门只留出一道缝，既为通风，也方便观察外面的情况。我穿着单衣，冲锋枪放在身旁，耳边始终是车轮撞击铁轨的轰鸣。
驶出余姚站时，车外有人朝车厢张望。我下意识握紧枪柄，身体也跟着绷紧。对方很快被机车的声响吓退，车厢重新陷入黑暗。那一刻才明白，押运不是坐在车上看守箱子，而是要对一路上的每个变化保持警惕。
这份谨慎，并非临时练出来的。
1971年冬天，我刚进入仓库不久。那片库区位于杭州北郊，通往仓洞的是一条土路，雨天泥泞得厉害。路边立着木牌，写着谢绝参观、禁止照相。香樟树成排生长，枝叶遮住了半边天，库区显得安静而神秘。
可真正进入工作状态后，神秘感很快被繁重的劳动替代。搬运、分拣、清点、封存、防潮，每个环节都要靠双手完成。来车没有固定规律，少时几吨，多时几十吨。手榴弹木箱一箱约28公斤，扛久了，肩膀先是发麻，随后起泡，泡破了再结痂。
我那时个子不高，力气也有限。一次炊事班缺人，班长让我去搬50公斤的大米袋。袋子刚压上肩，我的腰便像拧住一样疼。可年轻人最怕被人说吃不了苦，我硬是把粮袋拖进库房，到了晚上，腿脚抽筋，疼得在床上翻来覆去。
第二天，贾主任把班长叫进办公室。门没有关严，只听见他压着火气说：“孩子才十三岁，让他逞什么强？”
班长出来后脸色不太好，只丢下一句：“以后别犯傻。”
这句话听着生硬，背后却是提醒。军械工作不怕苦，怕的是不懂分寸。弹药仓库不是比谁胆子大，更不是靠蛮力硬撑。
贾主任在库里待了很多年，早年曾在华东野战军系统担任枪械员。老人们说，他每天都会抽查弹药，拆封、检查，再重新封好。遇到箱体受潮、封签松动或弹药外观异常，他从不因为数量少就放过。
有意思的是，他还能凭手感分辨不同弹种。蒙住眼睛后，只摸弹尖弧度和表面结构，便能判断大致类别。训练时，他用毛竹节当靶，站在二十五米外练习射击，动作稳，出枪快。老兵私下说：“子弹可以省，基本功不能省。”
我没有他的本事，只能一点点补课。搬不动，就练腰腿；耐力不足，就利用空闲时间做单杠、举铁片。三个月下来，体重增加到55公斤，肩膀也磨出了老茧。贾主任看了看，笑着说：“香樟林里长出了一只野猴。”
1972年上半年，部队进行单兵成绩摸底。我并不算最强壮，却因为干活肯吃苦，遇到任务不躲，被评为“五好战士”。奖状拿到手里时，心里高兴，又不敢贴得太显眼，生怕宿舍里的老兵说我爱出风头。
同年9月13日事件后，部队有关部门加强了战备管理，华东地区部分重要弹药开始向山区洞库转移。库区连续忙了二十多天，卡车昼夜进出，人员轮换不断。也正是在这段最紧张的时期，贾主任把我从搬运队伍里抽了出来。
27吨炮弹的押运任务，表面看是一次调拨，实际上也是对仓库训练成果的检验。数量清楚、手续齐全、途中警戒、抵达交接，任何一项都不能凭印象办事。
1973年6月13日下午3时5分，列车抵达宁波北站。当地军分区派来的参谋已经在站台等候。双方按照清单逐箱核对，检查封签和编号，确认无误后才办理交接。
我提出立即返程，对方却让我暂住一晚，等候通知。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四天。第五天清晨，杭州方面来电话，只传来贾主任一句话：“小家伙，回杭州吧，任务结束。”
后来才知道，这趟任务既是押运，也是贾主任有意安排的一次缓冲。仓库连续转运，人人疲惫，他不愿让我继续在高强度装卸中硬撑，便把我派到宁波，完成任务的同时也歇几天。
年底总结时，我因独立护送重弹药任务表现突出，获得嘉奖。1976年春节后，我退伍回到合肥，后来进入机械、电子行业工作。那张奖状上的红章逐渐褪色，宁波北站的站台也留在了旧日记忆里，只有那只旧罗盘，仍记得当年一名少年第一次独自面对27吨炮弹时的紧张与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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