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小农获取白银完税的途径与应急手段

赋役折银始于正统初年的金花银，嘉靖间一条鞭法在局部地区试行，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清丈土地之后通行全国。

此后，田赋、徭役、杂派合并，按亩折算白银征收。制度设计的初衷是简化征收、均平负担，但却带来一个根本性矛盾：绝大多数小农家庭日常生产所得是谷物、棉、布、丝绢，家中并不常备白银。

早在成化七年（1471年），湖广按察司佥事尚褫就已说过此问题：

顷来凡遇征输，动辄折收银两，然乡里小民何由得银？不免临时展转易换，以免逋责。

每到征银之期，小农必须将实物转化为白银。

然而，这套转换过程叠加银粮比价、市场压价、铜钱兑换损耗与火耗，却层层放大了真实税负。江南农户尚可依托棉纺织商品生产获取现银，北方山区农户甚至丰年谷多而无银，处境更为窘迫。

那么，各地农户在收获之后如何把粮食、棉布换成银，又如何通过其他途径获取白银的呢？

收获之后的常规途径 1. 出售谷物：贱粜换银

秋收之后，恰逢官府催征，市场集中抛售，每到此时粮商就会刻意压价。张怡在《玉光剑气集》卷四《国是》提过此现象：

今一切征银，农无银，贱其粟以易银，军得银，又贱其银以买粟，民穷于内，军馁于外，是一法两伤。

万历中期江南常态米价，每石约五至七钱白银。当时人称“江南之平价”为每石五钱，而嘉靖末至万历年间实际市价已在六七钱光景。以一户自耕农有田十亩、亩产米一石半计，总产十五石，扣除口粮与种子，剩余约六至八石出售，按每石六钱折算，可得银四两上下，刚好用来缴纳条鞭正银。

可是火耗却需要另外计算。更大的痛点在于集中上市的谷价暴跌。农户被迫在同一时段卖粮，等完税之后粮价回升，一贱一贵形成剪刀差。

例如，万历四年（1576年），山东汶上县在税收期间，小麦价格从正常的每石零点五二两白银降至零点三七两，大麦从零点四两降至零点二五两，直到三个月后才恢复。

越是，这个价差就造成了一个隐蔽的损耗机制。农民卖出粮食换银纳税，政府拿到银子时粮价已经回升。假设，农民卖出粮食得银三十两上缴，朝廷拿到这三十两时粮价回到每石零点五两，只能买到约六十石粮食。

结果，农民觉得自己交了一百石的税，朝廷实际却只收到六十石，中间约四十石的好处落入了投机商人手中。

顾炎武《日知录》提到了这个情况：

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至征粮之日，则村民毕出，谓之人市。

同时，他在《钱粮论上》中进一步追问：

何以故？则有谷而无银也。所获非所输也，所求非所出也。

丰收之年，谷物充盈，但缺少白银完税，依然出现卖人口的惨剧。

2. 出售棉布：江南农户的主要渠道

江南苏松、嘉定一带，田地多为棉田，比如嘉定地区水田仅占十分之一。万历《嘉定县志》载，当地原本卖布易米输漕粮，漕粮改折白银之后，直接出售棉布换取白银完税。

叶梦珠《阅世编》记载了明末松江标布行销秦、晋、京、边诸路：

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

万历四十八年（1573年）江南地区，白棉布一匹折银三钱，三梭布一匹折银达六钱一分。一户农家妇女一年可织布二三十匹至四十匹，若销路稳定，可得银六至十六两，足以应付一条鞭税。

但是，局限同样明显。棉布依赖长途商贩卖运，一旦市场滞销、商路受阻，棉布积压，农户便无银可用。这也是嘉定县反复讨论漕粮改折的核心原因。

3. 副业物产入市

浙西、徽州、湖广山区农户，依靠养蚕缫丝、竹木、茶果、猪鸡等副业入市换银。徽州文书大量保存万历年间农户出卖丝、木换取一条鞭银的契约记录。这类收入零散，一户一年往往只有数钱至一二两白银，只能作为赋税补充，难以覆盖全部田赋。

其中，徽州的情况最值得单独拿出来讨论。徽州“以贾代耕”的经济模式，使得大量农户依赖经商收入来获取白银，但徽州本身粮食不能自给，形成了“山区缺粮却需要银”的特殊结构。

因此，副业收入虽然零散，但对徽州农户而言却是不可或缺的银源。

4. 铜钱兑换白银

小农卖谷、卖布，交易所得大多是铜钱，然而官府收税却只收白银。农户必须到钱铺、集市牙行，将铜钱兑换白银。

明初制定的比价是一两白银等同于一贯铜钱，即一千文。但在实际流通中，“钱贱银贵，往往要一千数百钱，才等于白银一两”。牙行兑换时进一步压低行情，农民往往需要一千一百至一千三百文，才能换到一两白银。

在银荒年代，如崇祯末年，一两白银甚至要两千四百文。这一兑换环节本身变成了一层固定损耗。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偏远地区白银渗透情况。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转引了《漳浦志》的一段记录：

方其用之也，民间惟藏钱，凡田宅蔬菜之属，皆用钱交易，契券亦以钱书。乡村自少至老，有不识银，一村之中，求一银秤，无有也。

这段记录写的是嘉靖至万历初年漳浦乡村钱货交易的情况：田地、房屋、蔬菜全用铜钱交易，契约也以钱书写，村人自少至老不识白银，一村之中连一杆银秤都找不出。

漳浦尚属沿海县份，北方山区的状况更可以想见。不过，在引文末尾有“今民间皆用银，虽穷乡亦有银秤”一句，这说明到万历后期海外白银大量涌入，这一状况已被彻底改变。

一条鞭法要求的“以银完税”，对江南棉布产区、华北定期市区域、偏远乡村这三类地区，造成了完全不同量级的压力。

5. 牙行在粮食定价中的角色

明代后期赋役银纳化推进后，“农民是从何处入手银”成为一个核心问题，而牙行等中间势力实际掌控了定价权。

明代商书《士商类要》说：“买卖要牙，装载要掉”，“买卖无牙，秤轻物假；买卖无牙，银伪价盲”。牙行承担着“别精粗，衡轻重，革伪妄”的功能，理论上是为了保证交易公平。

然而在农民急需卖粮换银完税的场景中，这种“保证公平”的中介权力反而变成了压价工具。

另外，牙行的抽成也有具体数字。明代粮食交易中，牙钱通常按每石数文至一分银不等征收。临川粮食行抽取卖方百分之二的佣金，看似不高，但加上牙行在秤重、成色、等级判定上的操纵空间，实际损耗远超名义抽成。

更重要的是，牙行往往同时兼营放贷，既是定价者又是债权人，农户在交易中完全没有议价能力。

收获之前的提前锁定：生谷债与卖青

前述讨论的都是秋收之后的变现，但商业资本在 收获之前 其实就已经介入。福建的情况最为典型。

明末周之夔《弃草文集》围绕“广积谷以固闽圉议”有过一段完整的记录：

每岁，未及春杪，各村农佃早已无耕本，无日食，不得不向放生谷之人借生作活。及至冬熟时，先须将田中所收新谷加息完债。谷债未了，租债又起。又须预指余粒，借银财主，以还田主租钱。其极贫者，生谷债本竟莫能偿。只随冬加息，子什其母。甚有宁负田主租，不敢负谷主债，恐塞下年揭借之路者。如是而收成甫毕，贫佃家已无寸储矣。

这段记录揭示了一个分层的债务结构。春末时节，佃农连种子和口粮都没有了，不得不向“放生谷之人”，即拥有粮食的商业资本，借谷维持生计。秋收之后，偿还顺序是：先还生谷债（带利息），再还地租，如果还不够，再拿余粮向“银财主”抵押借银来交租。“子什其母”，利息达到本金的十倍。

最关键的是：“宁负田主租，不敢负谷主债，恐塞下年揭借之路者。”佃农宁可欠地主的地租，也不敢欠商人的谷债，因为怕断了来年借贷的门路。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江西。明代江西乡村的商人资本运作方式被记载得很清楚：

方春之初，则晓于众曰：吾有新麦之钱，用者于我乎取之。方夏之初，则白于市曰：吾有新谷之钱，乏者于我乎取之。凡地之新种者，贾人莫不预时而散息钱，其为利也，不啻倍蓰。

春初放“新麦钱”，夏初放“新谷钱”，商人在庄稼还没长成时就以低价锁定未来的收成。“逮乎西成，未及入囷，贾人已如数而敛之。由是终岁勤勤，其所获者，尽为贾人所有矣。”

这一链条和秋收后集中卖粮的“谷贱伤农”是不同阶段的同一类型剥夺。前者发生在收获之前，农民在青黄不接时被迫以远低于预期的价格预卖未来收成；后者发生在收获之后，农民在税期压力下被迫低价现卖。

一环扣一环，从春到秋，农民始终处于价格的被动接受者位置。

米典：富商资本进入农村的新渠道

在上述传统渠道之外，万历年间江南市镇还出现了一个新事物： 米典 。

万历《秀水县志》有一段极为重要的记载：

迩来富商设米典。佃农将上米质银，别以下中者抵租。虽丰岁辄称歉收，迁延逋负。日者苕上奸民，聚党相约，毋得输租巨室。近虽稍息，然亦渐以成风。官司催科甚急，而告租者，或置不问。于是，称贷完官而田主病。小民得银耗费，满课为难。其后利归典商。日复一日，逋负益积，而佃丁又病。两者交病，而廪庾焉得不匮，闾阎焉得不贫也。

富商在村镇开设“米典”，实质上是专门接受粮食质押、贷出白银的当铺。佃农把上等米质押给米典换银，手里留下的中下等米才用来交租。这样做的动机很直接：上等米在市场上能换更多银，但交租时地主并不区分米质，用中下等米抵租在佃农看来更“划算”。

县志编者的观察比表面现象更深一层。他记录了三个层面的连锁反应：

• 第一，佃农有了米典这条银源，交租的意愿下降，“虽丰岁辄称歉收，迁延逋负”，甚至出现了“苕上奸民聚党相约，毋得输租巨室”的集体抗租风潮。

• 第二，“官司催科甚急，而告租者或置不问”，即官府催税急如星火，地主告佃农欠租却被搁置不理，佃农有了优先完税、缓交地租的选择空间。

• 第三，最终的结果是“称贷完官而田主病”，“小民得银耗费，满课为难”，“其后利归典商”。地主受害，佃农也受害，好处全被开设米典的富商拿走了。

县志编者的结论非常直白“两者交病而廪庾焉得不匮，闾阎焉得不贫也。”米典的出现，切断了地主与佃农之间传统的直接纽带。佃农不再只能依赖地主的借贷，而是多了一条从商人资本获取白银的渠道。

可是这条渠道的代价，是佃农被卷入了一个更复杂的债务链条，向米典质押换银，银花完了课税还没凑齐，明年再来一次，积欠越来越深。

完税紧迫时的应急手段 1. 典当衣物、农具、牲畜

遇到征期无银，小农最先典当动产，包括耕牛、农具、棉被、衣物等。徽州典当文书多见此类活当契约。一头耕牛可典当银一两至二两，旧农具、衣物典当多为数钱。

典当按月计息，月息普遍二分至三分，即百分之二到三。若当年秋收无法赎回，资产便死当没收。其中，耕牛一旦失去，次年耕作能力直接崩塌，属于饮鸩止渴。

2. 民间借贷：“称贷完粮”

向地主、乡绅、当铺商人借银完税，晚明称为“称贷完粮”。嘉靖朝张璁奏疏描述：

“夫灶之所自业者盐尔，今尽征以折色，称贷倍息，十室九空，往往穷迫逃徙，无以为生。”

这一情形同样存在于普通农户。短期应急借贷，多为倍息，即借一两，到期还二两。灾年时，农户甚至以二十石谷物抵押，才能借得白银一两。一旦灾年减产，债务叠加赋税，极易破产。

3. 典卖土地

当动产典当不足以凑齐税银，就会转向田产。优先活典，约定年限原价赎回；到期无力赎回，转为绝卖。现存大量徽州土地买卖契约，契约内直接写明卖地原因：“为条鞭粮银紧急，无银完纳，立契出卖田亩。”

晚明的田价因时因地而异。万历年间江南中等水田每亩约五至八两；邓之诚《骨董琐记》记崇祯年间吴氏祖遗田六百四亩，“原价每亩八钱，今则值四五金”，而唐甄《潜书》记“卖田四十亩，得六十余金”，每亩仅值银一两五钱，同一时期价差即达数倍。

常售与急售之间差距更大，农民为缴纳每年数两的税被迫贱卖，一亩仅得三至四两，等于贱卖了核心生产资料，土地加速向乡绅大户集中。

4. 出卖劳动力

此外，农闲或完税前夕，农户男子也会外出短期佣工，换取白银。江南市镇、地主庄园，短工日银约二分、折钱二三十文，一年辛苦劳作可攒一至二两银。收入微薄，只能填补小额税银缺口；但是会造成家中田地无人照料，这又会造成减产。

5. 极端手段：卖妻鬻子、弃田逃亡

当以上手段全部失效，就是最后的手段。顾炎武《钱粮论上》记关中情形：“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一县之鬻于军营而请印者，岁近千人，其逃亡或自尽者，又不知凡几也。”

山东登、莱滨海之人，“多言谷贱，处山僻不得银以输官”，同样是丰年无银完税，百姓只能卖妻儿。

逃亡则是更普遍的选择。放弃田土，脱离黄册户籍，成为流民。地方州县赋税摊留在未逃亡的农户身上，加重存留农户负担，形成恶性循环。

尾声

一条鞭法把赋税锚定白银之后，小农的完税链条是：实物产出→市场售卖（商人压价）→铜钱→兑换白银（牙行折价）→上交官府（加收火耗）。每一步转换，小农都处于价格接受者的位置。

如果把所有历史记载串联起来，就可以看到一条更完整的链条。小农获取白银的途径，从上到下依次是：出售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常规途径）、铜钱兑换白银（固定损耗环节）、质押粮食给米典（新兴渠道，但“利归典商”）、借生谷债和预卖青苗（收获前就被锁定价格）、典当动产和借贷（应急手段）、卖地卖身逃亡（最后手段）。

这其中每一个环节都有中间层在抽取利润，每一个环节的转换风险都由小农承担。于是，农户从春借谷、夏卖青、秋缴税、冬还债，一年四季都在为白银奔波。

史料说明 一、原始文献

1.《明宪宗实录》卷九十三，成化七年七月，尚褫言赋役折色小民无银之苦（“辄折收银两”语出此奏）。

2.张怡，《玉光剑气集》，中华书局点校本，记征银贱粜之弊。

3.顾炎武，《钱粮论上》，《亭林文集》卷一，记山东登莱、关中丰年卖妻鬻子、“人市”之状。

4.顾炎武，《日知录》卷十，“田赋”条。4a.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九《福建备录》引《漳浦志》，记漳浦行钱、废钱始末。

5.叶梦珠，《阅世编》卷七，记明末清初上海米价变动及松江标布贸易。

6.万历《嘉定县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嘉定棉田与漕粮改折史料。

7.万历《秀水县志》卷一“风俗”，记富商设米典、佃农质押上米换银。

8.张璁奏疏，《明经世文编》卷一百七十七，论折色征银、称贷倍息。

9.周之夔，《弃草文集》卷五“广积谷以固闽圉议”，记福建生谷债与“子什其母”。

10.邓之诚，《骨董琐记》卷一，“银价米价”“田价”条，记崇祯年间吴氏祖遗田原价与现价；唐甄《潜书》所载卖田事。

11.徽州文书：万历年间里长征银账册、土地典卖契约（安徽大学藏徽州文书），契约内“因条鞭紧急，立契卖田”。

二、现代研究参考

1.万明：《全球史视野下的明代白银货币化》，《人民周刊》，论赋役折银迫使小农进入市场换取白银。

2.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论金花银与一条鞭法折银比价。

3.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三联书店，论晚明田赋折算与火耗问题。

4.刘道胜：《明清徽州的民间资产生息与经济互助》，《史学月刊》2013年第12期，论徽州典当利率月息一至三分。

5.彭信威：《中国货币史》，论明代米价长期变动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