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前后,北京至外地的专机上,毛泽东主席低头翻着英文材料,飞机已经落地,他却没有察觉。机组人员站在一旁,没有贸然打断。对一位日理万机的领导人来说,这个细节不只是趣闻,也能看出他把学习放在了怎样的位置。
毛泽东早年接触英语,并非一帆风顺。青年时期,他曾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也接触过英语课程。后来革命形势骤变,战争、组织和建设工作接踵而来,系统学习外语自然难以维持。可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国际交往日益增多,许多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料都以英文刊载,语言问题又重新摆到了他的案头。
当时的毛泽东已经年过花甲,基础并不扎实,工作却极其繁重。有人劝他不必再从头学起,他却认为,读原文不仅是掌握资料,也能直接了解外国作者的思路。学习不能靠一时兴起,得下苦功夫。
1954年,林克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林克原在新华社国际部,对国际问题和英文资料较为熟悉。毛泽东了解情况后,明确交代他研究国际形势,同时提出了一个请求:“你也教我学英语,行不行?”
这句话让林克有些意外。毛泽东随即笑着说:“我以前当过教员,现在也要当学生。”语气很轻松,意思却十分认真。林克没有把课程安排成空泛的背诵,而是选取篇幅较短的政论文章,帮助毛泽东掌握词义、句法和文章结构。
学习时间从哪里来?只能从零碎时间里挤。散步、游泳、乘车,乃至前往外地视察的途中,都可能拿出材料翻看。毛泽东还认为,飞机上相对安静,没有电话、公文和请示打扰,是读书的好地方。
有一次,飞机落地后,他仍沉浸在阅读中。过了约半个小时,迎接人员迟迟不见主席下机,现场一度有些着急。空姐郭桂卿只得上前提醒:“主席,飞机已经落地了。”毛泽东抬头看了看窗外,故意打趣道:“好啊,轰我走啊?”随后又说:“也不留我们吃饭,小郭真小气。”
这段对话带有明显的生活气息,但不能把它理解成轻松学几句口语。毛泽东给自己定下过学习目标,希望经过一段时间,能够借助字典阅读政治、经济和哲学方面的英文材料。林克常把生词提前注音,方便他利用片刻时间反复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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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发音带有浓重的湖南口音,读错时并不回避。不会,就多念几遍;不准,就反复纠正。1957年,他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时,曾用英语词汇辅助说明“世界”的含义,现场交流并不追求标准口音,而是力求让对方听懂。
1963年,毛泽东七十岁。一次家宴上,他向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提出,希望她教自己英语。章含之当时从事英语教学,起初以为主席只是客气,没想到一周后便接到了林克的电话。毛泽东还特别交代,她来上课不必搞特殊,天气好就骑自行车。
1964年元旦后,章含之开始到中南海授课。每次时间大约一个多小时,教材由毛泽东自己挑选,课堂重点放在词汇、语法和发音上。有一次讲到词根、前缀以及词性变化,毛泽东听得很专注,随即评价英语构词“有规律,好记”。
这段学习后来因工作繁忙而中断,而且一停就是多年。毛泽东并没有因此停止接触外文材料。会见外国友人时,他会使用一些已经掌握的词语,也会借助翻译和字典确认含义。英语对他而言,不是为了显示口才,而是服务于阅读和交往。
1973年,毛泽东会见基辛格。谈到“纸老虎”时,毛泽东承认这是自己使用过的英文说法。基辛格顺势回应:“纸老虎,说的就是我们。”现场人员随即笑了起来。这个插曲背后,是毛泽东长期接触国际资料后形成的表达习惯。
1975年会见基辛格时,毛泽东身体状况已经较差,无法长时间连贯讲话。他在纸上写下“我接受医生的命令”等话,并用简单的外文词汇参与交流。那支笔写下的并非流利文章,却记录了一个始终没有放弃学习的人,在晚年仍努力保持与外部世界的直接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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