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6年秋，北京第一中学食堂里，12岁的常怀和8岁的常媛正端着饭碗，突然被一名男学生拦住。对方情绪激动，高声喊着反对美国的话，矛头却明显指向这对来自泰国的兄妹。
兄妹俩的身份已经在学校传开。他们每天乘坐专车上学，在普通学生眼中显得格外特殊。有人不明白其中缘由，便把对国际局势的不满，发泄到两个孩子身上。常怀受不了这种压力，当即找到学校，提出不愿继续乘车上学。
“既然专车让我们被人议论，那就不要坐了。”
这件事很快传到了周恩来那里。周总理没有简单责备学生，也没有立即答应孩子的要求，而是把问题分成两面处理：学校必须教育学生尊重外国朋友，孩子的安全也不能因舆论压力而被忽视。
他对常怀说：“你们远离父母来到中国，我们要负责保护你们。”
这句话并不复杂，却让兄妹俩安静下来。周恩来明白，两个孩子承受的并非普通转学压力。他们背后牵连着中泰关系，也牵连着两个家庭在特殊环境下作出的选择。
故事要追溯到1955年。那年4月，首届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中国代表团面对一些国家的质疑，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强调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同样可以和平共处。这场会议不仅改变了部分国家对新中国的看法，也让周恩来与泰国外长瓦拉旺亲王有了深入接触。
瓦拉旺回国后，曾向泰国方面谈起周恩来，称他是温文有礼的中国政治家，而不是外界传言中的“土匪”。泰国当时依赖美国援助，公开调整对华政策并不容易。于是，一种更为特殊的民间沟通方式被提了出来：让泰国官员的子女到中国学习，成为两国之间的友好使者。
1956年8月，常怀和常媛经缅甸抵达北京。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国不会把孩子当作人质，而是会照顾好他们，让他们真正了解中国。兄妹俩住进经过布置的四合院，身边有翻译、厨师和司机，也进入北京学校读书。
条件不算简陋，适应却很难。
北京的气候、街道和生活习惯，都与曼谷不同。刚到中国时，兄妹俩曾想方设法把自己表现得顽皮，甚至故意把汉字读错，捉弄前来授课的老师。他们以为，只要让大人觉得难以管理，就可能被送回泰国。
周恩来没有发火。中秋节前后，他在西花厅接见兄妹俩，邓颖超拿出月饼招待他们。常媛坦率地说，北京的生活有些无聊。周恩来没有回避孩子的失落，只讲起自己留学日本时语言不通、环境陌生的经历，劝他们把中文学好。
常媛随后拆下沙发坐垫上的花边，折成一朵小荷花。哥哥担心她闯祸，周恩来却接过花朵仔细看了看，夸奖泰国艺术很有特色。当得知她没有带布娃娃来北京时，周总理答应让人到东四市场为她买一个。
对孩子而言，真正的关怀往往就是这样具体。一块月饼，一句耐心解释，一件小礼物，都比空洞的劝说更容易消除陌生感。
后来，周恩来和邓颖超多次照看兄妹俩。由于总理工作繁重，他们一度被托付给廖承志家中。廖家孩子多，兄妹俩在那里有同龄伙伴，也逐渐融入日常生活。何香凝根据他们名字的发音，为哥哥取名常怀，为妹妹取名常媛，并征得周恩来同意。
1958年9月，泰国发生军事政变，披汶政府被推翻，常媛和常怀的父亲帕他诺泰也受到牵连。两个孩子得知消息后十分惶恐，能否回到父母身边，突然变成了无法确定的事情。
周恩来随后明确告诉他们，中国会继续保护他们。常媛后来回忆，那一刻，自己真正把周恩来看作可以依靠的长辈。周恩来却没有让她忘记泰国身份，还特意为她请泰语老师，并提醒她要保留本民族的语言和习惯。
这段相处持续了十多年。1970年，常媛离开中国前往英国生活。多年以后，她仍保存着那段在北京求学的记忆。对她来说，周恩来的“养父”身份，并不只在一次谈话中确认，而是在异国求学、家庭突变和校园风波里，一点点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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