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男闺蜜坐高铁去旅游,邻座竟是老公,他全程一言不发超吓人
高铁开出站台时,我才发现,邻座的人是我丈夫。
我手里还攥着两张票:我的在14E,周屿的在14D。靠窗的14F坐着沈闻川。他穿着一件深蓝色外套,膝上放着电脑,抬眼看见我,只点了下头。
“这么巧。”他说。
我没能立刻回答。
周屿站在过道里,手里的背包带从肩上滑下来。他大学时就和我熟,后来成了我最好的异性朋友。这趟旅行是他提议的,去临近的山城住两晚,看看旧街和博物馆。我告诉丈夫,单位临时要加班。
沈闻川没有问我为什么会在这里,也没有问周屿为什么和我同行。他把目光重新放回电脑屏幕,整个车程再没说一句话。
那份安静,比质问更叫人心慌。
“沈哥也去那边?”周屿试着搭话。
“嗯。”
只有一个字。
周屿看了我一眼,没再开口。我把包放在脚边,手心已经出汗。车厢里有人讲电话,有人拆开零食袋,日常的声响反而衬得我们这排座位格外僵硬。
我想问沈闻川是不是早就知道,话到嘴边又咽下去。
结婚六年,他很少发脾气。可他不说话时,我总不知道该怎么靠近他。
我三十四岁,在一家小设计公司做项目。去年开始,公司换了负责人,项目一个接一个被推翻,我回家后常常累得不想说话。沈闻川做设备维护,时常轮班,回家时间也不固定。我们没有大吵过,只是渐渐把日子过成了交接班:谁买菜,谁缴费,谁记得给家里添洗衣液。
周屿却总能接住我的话。
我说方案又被打回,他会问是哪一页;我说想去看看老街,他就发来一串行程。和他聊天轻松,不需要从头解释自己为什么沮丧。
我没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可沈闻川似乎不这么想。
去年秋天,他问过我,周屿是不是每天都给我发消息。我说只是聊些工作和旅行。他听完点点头,那晚却独自在客厅坐了很久。
我那时嫌他多想,没再提。
车开了一个多小时,乘务员推着小车经过。沈闻川买了杯热水,顺手放在我面前。
“你胃空着别喝咖啡。”他说。
我盯着那杯水,心里更乱了。
“你怎么也不问我?”我压低声音。
他看了我一眼:“问什么?”
“问我为什么骗你,为什么和周屿一起出来。”
“你想让我问吗?”
我被这句话堵住了。
周屿坐在旁边,低头看手机,显然也不想介入。窗外掠过大片灰色的田地,我把手指扣在杯沿上,终于忍不住问:“你是不是跟着我来的?”
沈闻川没立即回答。他合上电脑,把它放进包里,动作很慢。
“不是跟着你。”他说,“我也订了这趟车。”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告诉我你要加班,我以为你不想让我知道。”
这话听起来平静,却让我脸上发热。我想解释自己不是故意要瞒他,可我连自己都说服不了。
“你明明看见我和周屿坐在一起,”我问,“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
沈闻川看着窗外:“我怕说出来的话不好听。”
他的声音不重。我却觉得心口像被什么压住了。
抵达旅程中的换乘站前,列车停靠了几分钟。沈闻川站起来取行李,周屿也跟着起身,给他让出过道。我以为他只是去买水,直到他把包背上,走到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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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下车?”我也站了起来。
“在这儿下。”
“可我们还没到目的地。”
“我知道。”
车门旁的提示灯亮着。我抓住椅背,手指发僵:“你就这么走?一句话也不说?”
沈闻川回过头。他脸色很疲惫,眼底有明显的红血丝。
“我不是来抓你,也不想在车上跟你吵。”他说,“我本来以为我们还能一起走一段。现在我不确定了。”
“你不确定什么?”
他停了片刻:“你还愿不愿意让我参与你的生活。”
我愣在原地,胸口一阵发紧。那句话落下时,我甚至忘了接着呼吸。周屿起身想说什么,我抬手拦住了他。
“你先别走。”我看着沈闻川,“你下车了,我就更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沈闻川的手还搭在行李拉杆上,没有放下。
“你现在说,是怕我走,还是因为你想说?”
我张了张嘴,没立刻回答。
我想说我不是不在乎他。可这些年,我把想说的事一点点分给了别人,把最难讲的话留在心里,再把他的沉默当成不关心。我不能在这一刻只求他留下,却仍旧不愿意承认自己做错了什么。
“因为我想说。”我看着他,“我和周屿是朋友,但我不该骗你。你不舒服,我也不该说你小题大做。”
车门提示音响起来。沈闻川把行李放回行李架旁,没重新坐下。
“这趟还去吗?”他问。
我看了一眼周屿,又看回他:“去。但我想先把话说清楚。”
周屿站在一旁,神情有些尴尬。我对他说:“这趟我自己去住店。你按原计划走,不用等我。”
“清漪,”他犹豫道,“你确定?”
“确定。”
我没有把旅行取消,也没有假装一切没发生。周屿点点头,拿起自己的包,去找乘务员问能不能换到其他车厢。沈闻川坐回靠窗的位置,手里没有再打开电脑。
抵达目的地后,我和他们在站台分开。我独自进了预订好的旅馆,把行李放下,坐在床边给沈闻川发消息:我到房间了,今晚想和你谈谈。不是解释给你听,是认真听你说。
他过了十分钟才回:好。明天我回去等你。
第二天,我按计划去了博物馆。那一路我走得很慢,看到一件旧陶器,想起以前沈闻川陪我看展时,听我讲了半小时纹样;走到老街口,又想起我们刚结婚那年,迷路后他拉着我找了很久的公交站。
傍晚回到住处,我和他通了电话。
我告诉他,我不是因为周屿比他更懂我才和周屿出门,而是因为我习惯了对他隐瞒。他说他不是不想听,只是不知道怎么问,问多了怕我觉得被管,问少了又像不在乎。
“你可以不喜欢我和周屿单独旅行。”我说,“但你得告诉我。你不说,我猜不到。”
“我也不想你用谎话绕开我。”他说。
这不是一通电话就能解决的事。我们约好回家后,把周末的安排、和朋友相处的边界、各自对这段婚姻的委屈,一件件讲清楚。
回程那天,我没有和周屿同行。我提前改了车票,坐在沈闻川旁边。他照旧把水递给我,却没有像从前那样替我拧瓶盖。
我自己拧开,喝了一口,才对他说:“这次不是巧合。是我想和你坐一起。”
他沉默片刻,点了点头:“我知道。”
“以后你不高兴,就告诉我。”
“你也一样。”
高铁向前驶去,窗外的景色一站站后退。那趟去旅行的车上,沈闻川确实全程一言不发,安静得让我害怕。可他没有替我作决定,我也没有再拿沉默当答案。
这一次,我们坐在一起,把该说的话说出了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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