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男子65岁，忠告中老年人：同居没生理需求，就别搭伙

河南男子65岁，忠告中老年人：同居没生理需求，就别搭伙

我叫李大有，今年六十五岁，是河南周口太康县人，属猪的，按村里人的算法虚岁六十六。我这辈子没去过几个地方，最远一次是去郑州看孙子，坐的大巴，四个钟头，晕得够呛。年轻时候我在县里的砖瓦厂出过力，后来厂子塌了，就回家种地，两亩半麦子，一亩玉米，屋后有半分菜地。老伴姓王，叫秀莲，是隔壁王楼村的，嫁过来那年十九岁，皮肤黑，笑起来一口白牙，干活比我还利索。我跟她过了三十八年，两口子吵过嘴，摔过碗，可从来没红着脸睡过两夜。她走那年腊月，脑梗，从发病到闭眼五天，我一直攥着她的手，最后那只手在我掌心里慢慢凉下去，凉得像刚从井里捞上来的黄瓜。那年我五十六。

秀莲走后的头一年，我儿子把我接到郑州住了三个月。他在高新区一家公司里做技术，儿媳在商场卖化妆品，两口子一个月加起来一万多，还要还房贷，日子紧巴。我住在他们家阳台改的小屋里，晚上听得见楼下车跑过去的声音，一宿一宿睡不着。孙子那时候才三岁，晚上哭，儿媳起来哄，我隔着一道门听着，想去敲门又不敢，怕添乱。三个月后我说我得回去，地里的麦该浇了。儿子没怎么留，我知道他也是为难，房子就那么大，多一张床就是多一个人的喘气声。他把我送到车站，塞给我两千块钱，我说不要，他说你拿着。车开出去的时候我从窗户里看他，他站在原地抽烟，模样跟他妈走那年一模一样。

回到村里，我就一个人过。一个人过日子，头一件事是灶火冷的。早上起来，锅碗邋遢成一堆，泡一碗开水泡馍就对付了。中午有时候懒得做，就去村口小卖部买一包方便面，蹲在门槛上啃两口，剩半袋晚上再泡。我以前不这样，秀莲在的时候，一日三顿热饭热菜，她手脚快，擀面条擀得跟纸一样薄，切得细溜溜的，一碗下肚，浑身舒坦。她常说的一句话是，男人家在外出力，回来要有口热饭。这话她说了三十来年，我那时候没觉得有啥，现在觉得每一顿都值钱。

最不好过的是夜里。农村的夜是真黑，真静，静得能听见自己耳朵里的响。冬天被子潮，钻进去半天暖不热。有回我小腿抽筋，疼得我从床上滚下来，抱着腿在地上坐了半个钟头，那一刻我就想，要是有个人在，哪怕只是给我揉一揉、伸手拽一下，也就过了。没人。第二天早上我自个儿爬起来，一只脚踩在地上还发软，去院子里的压水井压水洗脸，水凉得刺骨，我一边洗脸一边掉了两滴眼泪，也没出声。

我这个人嘴笨，不爱跟人说这些。村里跟我年纪相仿的老头不少，早上在村小学门口的水泥台子上坐着晒太阳，手里捏个收音机，东家长西家短。有回说到谁家老太太跟谁家老头搭伙过日子去了，大家就笑，说得难听的有，说得像样的也有。我那年五十七，还不想听这个。可是日子一天天碾过去，到了六十岁，我开始有点心慌了。不是怕死，是怕哪天倒在家里没人知道，泡在屋里臭了才被发现。隔壁村前年就出过这么一档子，一个孤老头，三天后才叫人闻出来。我去看过热闹，回来连着两宿没睡踏实。

变化是从二零一八年春天开始的。那年开春，村里的张婶来找我。张婶是我表嫂的远房亲戚，嘴快，脚也快，一天到晚跑东家串西家，谁家锅底朝她都知道。她站在我家院子里，看着我晾在绳子上的秋裤，说大有啊，你这个样儿可不行。我说咋不行。她说你一个大男人家，屋里没个女人，那还叫屋吗。我说我这把年纪了，讲究这些做啥。她说你这话说的，六十来岁在我们这一片正是壮劳力，我给你寻摸一个，中不中。

我心里其实动了。可嘴上还是推了两句，说怕村里人说闲话。张婶说闲话能当饭吃，你怕那干啥。她一拍大腿，说城关镇有个女的，姓李，叫桂香，比我小四岁，男人前些年在高速上出车祸没了，一个人在县城给闺女看孩子，如今外孙上了初中，用不着她了，人也闲下来了。桂香在县城边上有处小院子，一年租金八千，她一个人住着也是住着。张婶说你们要是能搭一块儿，两个人有个说话的，冬 LDL 天也不冷。

见面是在镇上的一家烩面馆。那天是三月二十九，我记得清楚，因为我骑电动车去的，回来时下起了雨，把我后脊梁淋透了。烩面馆里人多，油烟味重，墙上贴着菜单，羊肉烩面十二块，加一份羊杂加五块。她来得早，已经坐在靠墙的位置上了，穿一件枣红色的外套，头发梳得整齐，额前一绺白头发没染。我走过去的时候，她站起来了一下，又坐下了，说你就是大有。我说我是。她笑了一下，说看着比我想的老。我说我本来就老。两个人都笑了一句，气氛就松了。

那天我们各自吃了一碗烩面，我加了个卤蛋，她说她不要。结账的时候我掏的钱，二十四块，她客气了两句，说下次她请。我说下次再说下次。吃完她擦了擦嘴，看我一眼，问我一句，你身体咋样。我说没啥大毛病，就是血压高点，天天吃药，腿一到阴天就疼。她说谁老了不疼，我腰也不行。我说你这话不假。就这么你一句我一句，说了一个钟头，说的全是身体、儿女、地里的收成、化肥涨没涨价。没一句是说心的。可那天回来我心里高兴，一路上哼了两句梆子腔，到家才发现让雨淋透的衣服贴在身上，冰凉。

后来又见了两次。一次是她来我们村看我，我给她煮了一锅玉米糁，配自己腌的萝卜条，她吃了两大碗，说香。一次是我去县城她那个院子，帮她把漏水的龙头换了个垫片，顺手把院墙外的一堆砖码整齐了。她站在旁边看着，给我递工具，说我你这人还挺能干。我说庄稼人嘛，啥都得会两下。那天中午她炒了两个菜，一个西红柿鸡蛋，一个青椒土豆丝，还给我倒了一盅酒，说是闺女从许昌带回来的。我喝了，酒涩，我心里是甜的。

第五回见面，我们就把事定下来了。没领证，也没办酒，就两家儿女通知了一声。她闺女没说什么，只提了一句，说妈，你自己拿主意，别吃亏就行。我儿子从郑州打来电话，沉默了半天，说爸，你想好了就行，别让人骗钱。我说你放心，我不糊涂。其实那时候我心里的算盘很简单，就是想屋里有个人，灶上有口热的，晚上睡觉能听见旁边有人翻身的动静，就够了。

搭伙的日子是从那年五月开始的。她搬到我这边来,因为我院子宽敞，菜地也能侍弄，她那边院子就退了租。我记得她搬来那天，拉了一个编织袋，一个皮箱，还有一口铁锅。铁锅是她非要带的，说使惯了。我把西屋收拾出来给她住，两间屋，一张床，一个柜子，窗户朝南，下午能晒进太阳。我说你住西屋，我住东屋。她说行。就这一个字，我当时没听出别的意思。

头两个月，日子是真不错。她爱干净，屋里天天扫，桌子擦得能照出人影。我的衣服泡在盆里，她看见了就拿去搓，搓完晾到绳子上，叠好了放进柜子。早上五点多她就起来了，或者熬玉米糁，或者去街上买油条豆腐脑。那段时间我胖了六斤，脸上的气色好看了，村里人见了我都说，大有你这回是享福了。我嘴上说哪里哪里，心里美得很。夏天晚上，我们一人一把蒲扇，坐在院子里乘凉，蚊子多，她就点一根艾草绳。她说一句东家的鸡丢了两只，我说一句今年的玉米价能不能上八毛。有一搭没一搭，也说不上什么正经话。可我觉得踏实。人这一辈子，踏实就值钱。

可慢慢的，我就觉出些不对的地方来。头一件事是钱。刚住进来的头一个月，她拿出一个本子，说咱把账记一下，两个人过日子，账要清楚，省得以后儿女问起来说不清。我听着有道理，就让她记。那个本子上写着：电费六十三块，面粉一袋五十八，油一桶七十九，卫生纸两提二十四。每个月月底她给我看一眼，然后说这月总共花了一千二百六，咱一人六百三。我从她手里接过本子，看了半天，说行。给钱的时候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不是心疼钱，是觉得别扭。我跟秀莲过了一辈子，从来没算过这个。秀莲的钱放在抽屉里，我想拿就拿，她的衣裳破了也是我一趟一趟去集上给她扯布。我们两个人是一口锅里的饭，一双鞋上的泥。可桂香这个账本，把日子切成了两份，切得清清楚楚。

我说过一次。我说桂香，咱俩这个岁数了，还记这么细做啥，你管着钱，我每个月给你，剩下的你添衣裳你自己安排。她摇头，说不行，账一定要清，我跟你没证，说不清楚。我说你还怕我讹你。她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事。她说完就把本子合上了，去厨房刷碗。我站在堂屋里，看着她的后背，心里那点高兴劲儿像被谁泼了瓢凉水。

第二件事是睡觉。我前面说了，她住西屋，我住东屋。一开始我以为这就是规矩，一个多月我没多想。后来有天夜里下大雨，打雷打得凶，我听见西屋有动静，就披衣服过去问她咋了。她说没事，打雷她怕，从小怕。我说要不你去我那儿坐会儿。她跟着来了，坐在我床沿上，两个人都没说话，衣裳整齐，灯也没关。雷过去了，她说我回去了。我说好。她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在灯底下坐着，屋里还有她身上的一点香皂味，我心里头那点念想，跟炉子里最后一块炭似的，明了一下，又暗了。

我得把话说清楚，我不是那种人。我六十多岁，不是毛头小伙子，我不要什么折腾人的东西。我要的就是两个人挨着。秀莲走后那九年，我最受不了的不是没人做饭，是没有体温。一个人睡一张床，冬天脚伸到哪边都是凉的。我想要的，说白了就是夜里能把脚伸过去，搭在另一个人的腿上，对方不躲；就是半夜醒来，伸手能碰到一个肩膀，知道这屋里不是只有自己。桂香不给我这个。不是她坏，是她不想。她把话说得很明白，有一回她说，大有，咱俩这样挺好，老了别作怪，让人笑话。我说谁笑话。她说村里人，城里人也一样。我就不说话了。

第三件事更细。她闺女每星期来看她一次，开着车来，后备箱里装着牛奶、点心、孩子穿小的衣裳。来了以后母女俩在西屋说话，关着门。我一个人在院子里劈柴，或者去菜地里薅草。有一回她闺女出来倒水，看见我，喊了一声叔。我应了一声，说回来了。她说回来了，我妈挺好的吧。我说挺好的。她说那就好。然后她回屋去了，把门带上。我站在院子中间，手里的柴刀还有半截木头没劈开。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我在这个家里，位置是外面的。我不是她的男人，我是这个屋的另一个住户。我们两个人合着过日子，可我们的日子是两条并排的水沟，水各流各的，中间隔着一道土埂。

那年冬天，我生了一场病，不大，可把我吓着了。夜里起来解手，地上有水，我滑了一下，屁股墩在地上，后腰磕在门框上。疼得我半天起不来。我喊了两声，桂香过来了，她披着棉袄，头发散着，问我咋了。我说摔了。她去扶我，两个人折腾了十来分钟，才把我弄到床上。她给我倒了水，问我用不用去医院。我说先观察观察。她说那我给你找点药酒揉揉。她去找了药酒来，坐在我床边要给我揉，手伸到一半又停了，说你自己揉吧，我不方便。我说行。她就坐在一边看着我揉，揉了半天，我发现我又特别的希望她不要把这只手收回去。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她就那么坐着，一句话没有。屋里的灯泡是二十五瓦的，光发黄，照在她的脸上，我看不清楚她的表情。第二天她还是照样起来做饭，熬了小米粥，卧了两个鸡蛋，端到我床边。我吃的时候她在外面扫地，扫帚扫得刷刷响。我知道她是好人，她周到，她要不周到就不会坐在那里陪我到天亮。可我也知道，她坐得再久，也只是坐得一晚。

那一刻我心里头有个声音，清清楚楚地说了一句，李大有啊李大有，你这不是找老伴，你是找了个房客，还是个把账记得比你还清楚的房客。

散伙是第二年的正月。那天她闺女接她去城里吃团圆饭，晚上送回来，她进了屋脸色不对，坐了半天，说大有，我跟你说个事。我说你说。她说我闺女说了，说这样下去不好，外面风言风语传得难听，说她妈给人当免费保姆。她说到这儿眼圈红了，说我不是嫌你，我在你家端茶倒水我不怕，我是怕我闺女在婆家抬不起头。我说我明白了。她说你要是真心，咱就把证领了，账也别算了，好好过日子，你要是不想领，那我就回去。

我心里翻了半天。领证这件事我没有不愿意，可我知道，领了证也不能解决刚才说的那些。我们两个缺的不是一张纸，是那点愿意靠近的心思。她要的是一个落脚的地方，一份不过分的安稳；我要的是一个人，一个会在夜里让我把脚伸过去的人。这两个东西凑不到一块去。我把话说得很慢，我说桂香，我这人性子直，我说句不要脸的话，我跟你搭伙，图的不是有人给我做饭，我图的不是有人在夜里给我倒水，我图的是能有人让我牵一下手的时候不甩开。我这岁数了，说这个不害臊，人老了不是木头。你要是觉得这个要求过分，那咱俩就到这儿。

她听完，坐了很久，最后说，大有，你是个好人，可咱俩不是一路人。

第二天她收拾东西，还是那个编织袋，那个皮箱，那口铁锅。我把这一年多的账算了一遍，跟她对了一个数，最后多的两千块我推给她，她说不要，我说你拿着，你在我这儿这一年辛苦。她抹了一下眼睛，把钱收了。她走的时候我没送出门，我站在堂屋门口，看着她拎着铁锅从院子里出去。走到大门口她回了一下头，我不知道她想说啥，最后她啥也没说，走了。院子里的阳光很好，腊月底的天，一点都不冷。我一个人站着，看着地上被阳光照出来的自己的影子，觉得那影子比我胖。

后来过了半年多，我又遇上一个。姓周，叫周玉芬，是我们镇上退休的小学老师，比我还大一岁，老伴走了五年。跟她相处的方式跟桂香完全不一样。我们不搭伙，也不在一个锅里吃饭。她住镇上的教师公寓，我住我的院子。每周三我去赶集，顺路给她带一把新鲜菜；每周六她来我这儿，帮我包一顿饺子，包完就走。我们一起去过一次洛阳看牡丹，去了一趟淮阳的太昊陵，各自开房，各付各的钱，白天跟着走，晚上各自关门。有一回她问我，大有，你想不想找个伴儿住一块儿。我想了半天，说想是想，可我怕再住成合租。她笑了，说你这话我懂。

我们就这么处着，处到今天，三年多了。我不敢说这就叫爱情，我也六十多了，说不动这个词。我只知道她坐在那儿的时候我心里是热的，她给我打电话问我今天吃啥的时候我愿意多说两句，她冬天手凉，我敢把她的手捂在我棉袄里，她不抽走。就这么一点事，我觉得比什么都强。

我今年六十五了。村里、镇上、县城老年活动室里，我见得多了。有的老年人凑一块儿，半年就散，散的时候比仇人还不如，为了一台冰箱、一台电视机能闹到派出所去。有的凑一块儿，凑了十几年，谁也不说话，两个人一天说不到十句，屋里安静得像口井。我跟这些老哥们儿说过我的看法，我说你们别急着往一块儿搬，先想明白一件事：你要的到底是啥。你要的是有人给你洗衣做饭，那你请个保姆，一个月几千块，账算得比谁都清，人家也不会跟你要感情。你要的是天黑以后有个人挨着，那就得承认，你还得要那点夫妻之间的热乎气儿。这个东西不丢人，人活着就有这个需要，七老八十也有。你要是明明还有这个心思，却偏要说自己不讲究了，硬跟一个压根不需要的人住进一个屋檐下，那你就是把自个儿往一个冷屋子里塞，塞进去以后还得装出一副知足的样子，那才叫受罪。

反过来也一样。你要是真的不想那事了，孩子也大了，你只想清清静静过几年，那你千万别搭伙。一个人住着多自在，冬天多盖一床被子就是了，想几点睡几点睡，屋里乱一点没人说，电视开一夜也没人管。一个只想要清静的人，跟一个还想靠近的人绑在一起，两个人都是坐牢。桂香没错，我也没错，我们就是两个不同的答案写在了同一道题上，怎么写都不对。

还有一件我得说。我们这代人，五六十年代生的，谈感情这根筋从小就别扭着。年轻时候是父母之命，结了婚就是搭伙过日子，谁也没教过我们怎么喜欢一个人，怎么把心里那点热乎气说出来。到了老了，反而更不敢。怕儿女笑话，怕村里人说闲话，怕自己说出来显得不正经。可是话说回来，人这一辈子，最后剩的东西其实不多。房子留给儿女，钱早晚也花出去，地也不种了。最后剩下的，就是夜里的一点体温，就是有人给你留一盏灯，就是你打个喷嚏的时候旁边有人递过来一张纸。

我这几年把院子里收拾了收拾，种了两畦菜，一棵石榴树，春天开花红通通的，秋天能摘二十来个石榴。有人问我你后悔不后悔跟桂香那一年多，我说我不后悔。我不后悔的原因是，那一年多把我心里头蒙着的那一层东西掀开了。以前我觉得老了就该将就，有口饭吃有人说话就该知足。现在我不了。我知道我这个人还需要什么，我也知道不能把这个需要硬塞给一个不愿意接的人。这不叫挑剔，这叫诚实。人老了可以不讲究，但不能骗自己。

所以我说的那句话，你们年轻人听着可能觉得糙：没那方面需求的，就别去搭伙。这话不是在说那个事，是在说两个人到底愿不愿意靠近。愿意的，两个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夜里挤在一张一米二的床上，谁也睡不着，可谁都不肯去隔壁屋，那就是好日子。不愿意的，你就是把证领了、把家具换了新、把儿女都叫来吃一顿饭，那也只是两个行礼在一个屋里各自活着。晚年的时间不多了，别用它将就。一个人清清静静地过不丢人，两个人手拉着手过才叫福气，卡在中间那层最难受。我六十五了，走过一遍，才知道这个。希望你们比我早知道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