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有户人家，6口人，全走了。4个孩子考出去，一个没回来。

南宁那户人家，六口人全走了

南宁城郊那条老巷子，我小时候走过无数回。青石板路坑坑洼洼，两排瓦房挤在一起，下雨天屋檐水滴进脖子里，凉得人直缩脖子。

巷子尾头那户人家，姓黄。六口人。

老黄两口子，四个娃。老大黄建国，老二黄建军，老三黄小梅，老四黄小军。名字取得气派，盼着出人头地。老黄在砖厂搬砖，老婆在菜市场帮人杀鸡。两口子早上四点出门，晚上八点回来，手上全是裂口，冬天裂得渗血，拿胶布缠一圈继续干。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家那面墙。一进门，整面墙贴满奖状。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竞赛一等奖——全是四个娃的。老黄不识字，但谁家来人，他都指着墙，嘴咧到耳根：“建国又拿第一了。”

我最后一次见那面墙，是去年清明。

那天我回南宁办点事，顺道拐进巷子。十年没回来，路都认不得了。巷口修了柏油路，两边房子翻新成小楼，就黄家还是那两间瓦房。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院子里长满草，墙上的奖状发黄卷边，风一吹哗啦啦响。

堂屋正中摆着两张遗照。老黄和他老婆的。

邻居阿婆端着碗走过来，看见我，叹了口气：“你来看老黄啊？”

我点点头。阿婆把碗放门槛上，拉着我在院里那棵老龙眼树下坐下。树还在，枝叶稀稀拉拉，结的果一年比一年少。

“老黄走那年，是前年冬天。”阿婆指着遗照，“心梗，半夜发作，老婆子发现时人已经硬了。打电话给四个娃，老大在广州，说项目正赶工期走不开；老二在深圳，说出差在飞机上；老三嫁到重庆，说孩子发烧住院；老四最小，在南宁市区上班，赶回来的时候，老黄已经进冰柜了。”

“他老婆呢？”我问。

阿婆眼圈红了：“老黄走后，她就痴了。天天坐在门口，看见穿校服的孩子就喊建国建军。去年夏天，下大暴雨，她跑出去说要给娃送伞，掉进路边水沟里。等找到的时候……”

阿婆说不下去了。

我站起来，走到那面奖状墙前。最上面一张是老大的，初三数学竞赛一等奖，日期是九八年。旁边是老二的，高中物理竞赛二等奖。老三的英语演讲比赛奖状，塑封膜都脱开了。最底下是老四的，小学三好学生，名字歪歪扭扭写在红纸上。

四个娃，一个比一个会读书。

当年这条巷子谁不羡慕老黄？卖菜的阿珍说：“人家老黄命好，四个娃全是读书的料。”修车的李叔说：“等四个大学生出来，老黄就等着享福吧。”

老黄也这么想。他搬砖搬到腰直不起来，杀鸡杀到手关节变形，就为了供四个娃。老大考上广州的大学那年，老黄在巷口摆了二十桌，喝得满脸通红，拉着每个人说：“我黄家要出头了。”

老大毕业留广州，进了大公司。老二考上深圳的公务员。老三在重庆当了老师。老四最没出息，在南宁一家私企做行政。

一个都没回来。

头几年还回来过年。后来老大说春运票难买，老二说单位值班，老三说孩子小经不起折腾。老四倒是回来，坐半小时就走，说约了朋友。

老黄两口子不说什么。大年三十，两个人对着一桌子菜，电视开着，声音放得很大。

前年冬天老黄走的时候，四个娃总算到齐了。办完丧事，四个人在院子里商量：妈怎么办？

老大说：“我在广州租房住，接过去不现实。”

老二说：“我经常出差，没人照顾。”

老三说：“我家两个孩子，实在顾不过来。”

老四低着头：“我……我住宿舍。”

最后商量结果：老四留在南宁，每个周末回来看看。其他三个每月打钱。

钱到了，人没到。

老黄老婆的痴呆越来越重。她不认得老四，每次老四回去，她都问：“你是谁？”老四说：“妈，我是小军。”她摇头：“小军在北京读书呢。”

她不记得儿子已经四十岁了。她只记得那面墙。

去年夏天那个暴雨夜，她跑出去，嘴里念叨着：“建国没带伞，建军也没带……”水沟不深，可她摔下去就没能爬起来。

四个娃又回来了。这次是办两场丧事。

邻居们帮忙收拾屋子，有人提议把奖状墙撕了。老大拦住：“留着吧，妈喜欢。”

火化那天，老四蹲在院子里哭。老大站在旁边抽烟，一根接一根。老二打电话处理工作。老三对着手机跟孩子视频。

骨灰盒放进公墓那天，四个兄妹在墓前站了十分钟。

老大说：“我下午的飞机。”

老二说：“我晚上高铁。”

老三说：“我订了明天的票。”

老四没说话，看着墓碑上父母的名字。

阿婆说，老四后来回来过一次。他把院子里那棵龙眼树砍了，说挡光。收拾了两件衣服，锁上门，再也没回来。

现在那两间瓦房门上挂着锁。锁生锈了。门口的石阶缝里长出野草，有半人高。

巷子里的孩子路过，会指着那面墙问大人：“那是什么？”

大人说：“那是以前一户人家的奖状。”

“那户人家呢？”

“走了。”

“去哪了？”

大人摇摇头，没再说话。

我离开的时候，从门缝往里看了一眼。那面奖状墙还在，最上面那张老大的数学竞赛奖状，右下角被虫蛀了个洞，风从洞里穿过来，整面墙哗啦啦地响。

像有人在翻书。

又像有人在叹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