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丨漫漫西口路：鄂尔多斯

走西口，是清代至民国初年晋陕百姓跨越长城、奔赴塞外谋生的宏大迁徙。在这条漫漫长路上，伊克昭盟，也就是今天的鄂尔多斯高原，是西口外一处至关重要的必经之道和落脚之地。

长城以南的口里晋、陕、冀百姓，背上行囊，辞别家人，越过长城几个关口，踏入这片黄河环抱的高原，在这里垦荒、放牧、经商，书写了蒙汉交融的百年往事。每当我行走在鄂尔多斯大地，脚踩黄沙，遥望连绵的梁峁，心中总会生出万千感慨。

当年那些离开故土的先民，仅凭一双脚板，告别故土亲人，闯入这片苍茫高原，前路是风沙、苦寒与未知，那份谋生的坚韧，求出路发展的愿望，想来令人动容。

伊克昭盟地处黄河“几”字弯内侧，三面被黄河环绕，南以长城与陕北、晋西北接壤。蒙语“伊克昭”，意为“大庙”，因顺治六年，鄂尔多斯七旗王公在王爱召会盟而得名。“鄂尔多斯”一词源自蒙古语，意为众多宫帐，原本是守护成吉思汗八白室的部落名号。

这片高原地貌复杂，有库布其、毛乌素沙地，有黄土沟壑，也有沿河滩地与草原，黄河支流穿梭其间。在清代前期，这里是鄂尔多斯蒙古部落传统游牧之地，广袤草原水草丰茂，蒙古牧民逐水草而居，以放牧牛羊马驼为本业，盟旗制度下，土地归属各旗王公，整体以游牧经济为主，农耕极少，人口稀疏，生态保持着原生状态。那时盟内的经济，依托畜产，少量与长城口内进行以物易物交换，商贸规模有限，市镇寥寥，仅召庙附近有零星集市。

清代前期，朝廷对蒙地实行封禁政策，禁止汉人随意进入蒙地垦殖。至清中期，长城沿线晋、陕连年灾荒，土地贫瘠，人口压力巨大，大量百姓生计无着，于是冲破禁令，挺而涉险，走西口的人流日渐增多。

进入伊克昭盟的路线主要分两条: 一条是陕北通道，由陕西府谷古城出关，这是陕北百姓进入鄂尔多斯最主要的通道，出关之后，一路向北，经沙圪堵、纳林、马场壕、新民堡、王爱召、树林召，最终抵达黄河岸边，可北渡黄河去往包头。新民堡是当年移民修筑的土堡，由晋陕移民大户联合修建，用来抵御匪患，是这条路上重要的驿站与定居点。另一条是晋西北通道，从山西右玉杀虎口出关，经和林格尔，向西迂回，跨黄河进入伊克昭盟东部，这条路线更多是晋商旅蒙商队通行，路途更远，驼队、车马往来居多。

西口路上行路艰难。一路上黄沙漫漫，沟壑纵横，时而翻越黄土梁峁，时而穿越沙地。春季风沙蔽日，漫天黄沙打在脸上，难睁双眼；冬日寒风刺骨，滴水成冰，缺水缺粮，土匪出没。早期移民大多是“春去秋回”，春天到口外租地耕种，秋收之后便返回口里，称为“跑青”。

行于今日平整的公路上，很难想象当年的艰辛。没有柏油大道，没有车辆代步，行囊简单，饥寒相伴，很多人一路乞讨，千里跋涉，只为寻一块能糊口的土地。多少人埋骨黄沙，再也没能回到故乡。

待到光绪年间，清廷推行“放垦蒙地”政策，封禁逐渐松弛，大批移民不再短暂往返，而是举家搬迁，经过或在伊克昭盟落地定居，从流动的佃农，变成长久的住民。

移民到来，深刻改变了伊克昭盟原有的农牧业格局。原本整片草原只供游牧，移民向蒙古王公租借沿黄河、无定河两岸水土条件较好的滩地，开垦耕地，种植糜子、谷子、荞麦、土豆等耐旱杂粮。蒙旗王公收取地租，增加收入；汉民佃户依靠耕种获得口粮。于是，在南部靠近长城的准格尔、乌审、鄂托克前旗一带，形成农牧交错地带。草原之上，既有蒙古牧民放牧畜群，又有汉人村落、农田。但大规模开垦也带来了长远影响，滩地开垦之后，地表植被被破坏，水土流失加剧，沙化慢慢向草原腹地蔓延，草场缩减，部分区域牧地退化，草原游牧的空间被迫向北收缩。传统游牧和新生农耕，在这里长期共存，相互调适，构成伊克昭盟独特的农牧二元经济。

以我多次经过的准格尔旗为例，是晋陕人民谋求生路的地方。曾见过一幅老照片中的《准格尔旗龙口镇西口古道》，是一条从山岩上凿出的石板路。著名的山西民歌《走西口》中所说的“西口” ，历史上的“走西口”，所走的道路，这条古道就是其中之一。此路从清康熙年间一直使用到20世纪60年代。是晋陕人前往内蒙古经商或移居的主要通道，山西商人通过西口古道把内地的商品运往内蒙古，再把内蒙古的牲畜、皮毛运往内地，从而让其累积了巨大财富。但这又是一条艰难和充满风险的道路，不知道有多少走西口的人永远倒在了这条路上。

包子塔古渡口与西口古道相接，走西口的人要从这里乘船渡过黄河继续向北。这个渡口曾是连接黄河两岸的枢纽。

回望这段历史，心中不免五味杂陈。先民求生存的努力值得敬重。可过度开垦带来的沙患，也让后人看到，大地承载有限，索取无度，便要承受自然的报复。

人口迁徙，也重塑了这片土地的民族格局。原本这里主体居民是蒙古族，世代游牧，信奉藏传佛教，大小召庙遍布高原，达拉特旗的王爱召和成吉思汗陵所在的伊金霍洛，都是蒙地精神中心。随着晋陕移民持续迁入，汉族人口逐年增加，多集中在沿长城、黄河的滩川地带。蒙汉民众比邻而居，语言、风俗、生产方式互相交融。蒙古牧民向汉人学习农耕、筑屋、水利技艺；汉人移民学习适应高原气候，学习放牧、畜养牛羊，吸收蒙古族的生活经验。蒙汉通婚渐渐增多，生活习俗彼此渗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格局。

当然，两种生产方式之间，也时有草场、土地的矛盾，经盟旗官府、地方乡老调解，大多维持共生共处的局面，共同开发这片高原。行走在这片土地，便能体会，民族之间从不是简单的隔阂，而是在漫长岁月里，在同一片土地上，彼此迁就、互相学习，共同发展，携手抵御塞外的风霜，开创生产生活新局面。

商贸，是走西口带动起来的另一大支柱。旅蒙商随移民一同进入伊克昭盟。商队以骆驼、骡马驮运货物，深入草原腹地。他们把口里的砖茶、布匹、铁锅、米面、烟酒、农具带入草原，换取蒙古牧民的牛羊、皮毛、马驼、药材。起初是流动行商，逐牧点交易，后来，在王爱召、沙圪堵、纳林这些交通节点，设立固定商号、货栈、当铺。

从晋陕而来的商贸字号，在伊克昭盟留下很深印记。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是口外最知名的旅蒙三大商号，总号设于归化（呼和浩特）城，在伊克昭盟各旗设有分庄，经营范围极广，绸缎、茶叶、粮食、牲畜无所不包，驼队穿行于草原各处。而陕北本地商号，如府谷神木一带的天成号，在伊盟拥有大片租地，与蒙古王公多有商贸往来，放贷收租，经营农牧产品。还有众多中小字号，散布在各个集镇，经营杂货、粮店、当铺。

商号的兴起，催生集市，原本寂静的召庙周边、交通要道，慢慢形成集镇，商品流通，银钱往来，金融借贷随之兴起。商贸网络，把伊克昭盟的草原物产，源源不断输送到晋陕内地，也把中原物资送到蒙古牧民的毡帐之中。

当年驼铃悠悠，回荡在沙梁之间，那声声驼铃，既是谋生的期盼，也是草原与中原文化往来的回响。

走西口的开发，深刻重塑了伊克昭盟的社会面貌。原先只有盟旗、召庙与游牧毡帐，移民到来之后，村落、土堡、道路、水井次第出现，农田连片，手艺人、铁匠、木匠、砖瓦匠随之而来，手工业兴起。移民修建房屋，开挖水渠，利用黄河支流灌溉农田，把中原农耕水利技术带到高原。教育、民间戏曲、民俗文化也随之传入，二人台、山曲在蒙汉民众之间广泛传唱，成为西口文化的载体。

清末放垦之后，人口持续增加，农牧交错带持续向北拓展。进入民国，伊克昭盟的垦殖进一步推进，市镇继续发展，沙圪堵、东胜、树林召这些地方慢慢成长为区域中心。

不过，过度垦荒带来的土地沙化问题日渐凸显，人们慢慢意识到草原生态的脆弱。农牧业结构、民族聚落格局，是奠定后世鄂尔多斯经济的基础。

回望漫漫西口路，伊克昭盟是走西口历史里极为厚重的一页。成千上万晋陕百姓，踏着黄沙，跨越长城，在黄河几字弯的高原上扎根。移民带来农耕技术与商贸活力，和世代游牧的蒙古族民众一起，共同开发这片土地。草原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在此碰撞交融，土地的开发、集镇的兴起、民族的交往，都由西口迁徙而起。这条路，留下无数普通人的悲欢，也塑造了鄂尔多斯独特的地域底色。

昔日漫漫西口古道，风沙依旧，而那段蒙汉民众共同拓荒、互通有无的历史，长久沉淀在高原大地的记忆之中。如今车行鄂尔多斯，旧道早已被宽阔公路替代，旧日的土堡、旧商号大多湮没在风沙里，但只要俯身触摸这片土地，依旧能感受到百年前那些远行之人的脉搏。山河不语，却记录下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与求索。

前不久，获息准格尔旗龙口镇成立了全国第一家“西口书院”，必将进一步推动准格尔旗、鄂尔多斯乃至整个西口文化的研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