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婆把980万补偿款捐给寺庙，我辞职去杭州做直播，第7个月婆婆来电，不料开口是你爸欠了13万材料费，我反问找您儿子去

01

婆婆的电话是凌晨一点二十进来的。

我一只手接，一只手还按在那面老榆木格栅上。掌心底下是刚化开的蜡，热，有点黏。直播间刚下播，补光灯还烫着，小风扇转到最低档，屋里全是木头和蜡混在一起的味道。

“宁宁。”她先叫我名字，不叫儿媳妇，也不叫小沈，她一直这么叫，“你爸欠了十三万材料费。”

蜡布从我手里滑下去，掉在地板上，闷闷一声。

“哪个爸。”

“你爸。”她停了一下，“你公公。”

我弯腰把蜡布捡起来，拍了拍灰，搁在窗台上。窗外是青荷巷那排老楼，凌晨了还有一户亮着灯，不知道在干什么。

“找您儿子去。”我说。

电话那头就没声了。能听见电视，戏曲频道，弦子吱吱地拉。她睡觉不关电视，说屋子太静。

“宁宁，”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你别跟你爸说是我打的。”

“嗯。”

“也别跟川子说。”

“嗯。”

她挂了。

我把手机扣在地板上，坐着没动。地板上还摊着今天要打包的样品，六块布头，米白，燕麦，灰绿，姜黄。我做家居布艺直播，卖窗帘、桌布、沙发套，顺带卖一些旧木料做的小架子。做到第七个月，一天能出两百多单，不算好，也不算差。

第七个月。

前六个月我在这个城市没睡过一个整觉。刚来的时候住隔断间，隔壁是个跑外卖的小伙子，凌晨三点回来煮泡面，香味隔着板子往我这边钻。我在那间屋子里第一次开播，手机架在纸箱上，纸箱上摞着两本儿子的旧绘本，压住不倒。

那九百八十万，是去年秋天的事。

南塘巷那处老宅，青砖的，前后两进，公公的爷爷手上传下来的。院子里一棵枣树，长得歪，结的枣小，甜。后来一家做民宿的公司把整片收走，谈了大半年，钱到账那天，公公在院子里坐了一下午，什么也没说。

钱后来捐给了桐溪寺。

我是从别人嘴里知道的。邻居发消息给我，说，你公公真舍得。我打电话给郑川，他在那头支吾了半天，说，捐了就捐了呗，他们的事。

他们的事。

我在这个家里待了九年，一直是那个不需要被通知的人。

那时候我们正为豆豆上学发愁。城里那套老破小要补一笔尾款，郑川说再等等，我说等不了了，孩子明年就报名。我们算了三天账，最后我说，去跟爸妈借一部分吧。

那天在南塘巷，我说得很客气。公公坐在小马扎上削一根木条，听完，手上的刀没停。

“钱有去处了。”他说。

“什么去处。”

“捐了。”

我以为他开玩笑。他没抬头，木屑一片一片落在鞋面上。

我那天从他家出来，走到南塘巷口的公交站，站了四十分钟，一辆车都没上。路边有家店的塑料帘子被风掀得啪啪响。

第二个月我递了辞呈。我在一家布艺公司做了八年采购，从跟单做到主管，手上有一百多家供应商的色卡，闭着眼能摸出来哪块是涤纶哪块是棉麻。老板挽留我，说涨薪。我说不用了。

我买了张票来杭州。郑川送到车站，说，你冷静冷静。

我说我很冷静。

他说，那你去吧，家里我看着。

他就是这样，什么都能看着，什么都看着，就是不动。

02

第二天中午，郑川打视频过来。

他把镜头怼在豆豆脸上。豆豆正啃一根玉米，啃得满脸都是，牙上粘着一粒。

“妈，你那边下雨没有。”

“没有。”

“我给你看我搭的积木。”

他把镜头转过去，桌上一堆方块，搭成个歪的塔。我说好看。他说这是给妈妈留的房间。我说好，妈妈回去住。

郑川把手机拿回去，脸凑得很近，鼻子上有一颗痘。他问，昨晚我妈给你打电话了？

“你怎么知道。”

“她给我打了一个。”

“说什么。”

“没说啥。”他挠了下鼻子，“就问我最近忙不忙。”

我看着屏幕里他身后那面墙。墙上贴着豆豆的身高线，铅笔画的，一条一条，画到去年秋天就停了。去年秋天以后我没回去长住。

“郑川，”我说，“你爸欠了十三万材料费。”

他那边没声了。过了几秒，他说，哦。

“哦是什么意思。”

“我妈跟我说了。”

“你怎么想的。”

“我……”他把手机换了个手，镜头晃了一下，扫到天花板，“我回头问问我爸。”

“你回头问了再说。”

“你别急。”

“我没急。”我说，“我一点都不急。”

他把嘴张了张，像要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他咽话的时候喉咙里会咕一下，很小声。

“那什么，”他说，“我妈跟你说的那个钱……”

“嗯。”

“……算了。”

“说。”

“那钱里头，本来就有一块不是我们家的。”他说完这句，自己愣了一下，像是被自己吓着了，“我也不太清楚，我爸以前提过一嘴，就一嘴。”

“哪一块。”

“我不知道，真不知道。”

豆豆在那头喊他，说积木倒了。

他哎了一声，把手机往下挪，“我先挂了啊，你早点睡。”

屏幕黑了。

我坐在折叠桌前，桌上摊着一排色卡。米白，燕麦，灰绿，姜黄。我一张一张收起来，收完又摊开。收完又摊开。

不是我们家的。

这句话我在心里翻来覆去地看，越看越不像郑川能编出来的。他编不出这种话。他脑子是直的，直得像根竹竿，弯一下都费劲。

03

我在南塘巷住过三年。

那时候豆豆刚出生，我们没房子，跟公婆挤在西厢。公公的工棚在东墙根，一间用旧门板搭的小屋，里头全是木头味。他一年四季在里头刨东西，做凳子，做小书架，做能塞进墙角的那种窄柜子。他不接外面的活，只做自己想做的。

他手背上有一道疤，从虎口斜上去，两寸长。有一回我问他怎么弄的，他说，年轻时候在寺里扛料，压的。

我当时没多想。桐溪寺在那片山脚下，香火一般，逢年过节人多。我以为他就是去帮过工，男人年轻时候什么活都干过。

那道疤我记得清楚，是因为他给我做过一个晾衣架。钢管买回来，两头要磨，他磨到一半，手背上的疤蹭在砂轮上，蹭红了，他也没停。

他做活的时候不说话。我那时候刚出月子，白天一个人在院子里晃，孩子睡了我就坐在工棚门口看他刨木头。刨花一卷一卷下来，落在脚边，香。

“爸，你这木头哪来的。”

“收的。”

“什么木头。”

“榆。”

他说话就是这样，问三句答一句，答的那一句还能省一半。

我在布艺公司做采购，跟料打交道。一块布上手，我知道它多少克重，多少缩水率，洗三次会不会起球。我对料敏感，对人不敏感。这个我知道。

去年秋天老宅被那家公司收走，我们回去收拾东西。工棚里的木头太多，拉了三趟车。公公站在院子里，看着那些人搬，一根一根地看。

我搬最后一趟的时候，在工棚角落看见一卷布。麻绳捆着，灰扑扑的。我解开看了一眼，是一批窗帘布的尾料，浅灰蓝。我认得这批布。我爸的小作坊三年前进过这个色，进了一大批，后来没卖出去，压在仓库里。

我当时还想，我爸什么时候把料卖给我公公。转念又觉得不可能，公公不碰布。

我把那卷布又捆回去，放回角落。

今年春天，我从一个旧货摊上买了一块老格栅，榆木的，一百八十六公分高，五十七公分宽。我报的尺寸，摊主说他手上刚好有一块。他没露过脸，货是托一个跑腿的送来的，钱扫了码就完事。后来我再去找那个摊，没了。

那块格栅现在立在我直播间的背景墙上，出镜最多。粉丝总问，姐你这木头哪淘的。我说旧货市场捡的漏。

我说这话的时候，心里还挺得意。

04

周末我回了趟南塘巷那边的家。

婆婆腰不好，是老毛病，弯久了直不起来。我到家的时候她正蹲在阳台上捡豆子，一小把一小把往盆里捡。我把她扶起来，她说不碍事，不碍事，说了三遍。

老宅卖了以后，他们搬到梧山路一套两居，房子小，东西多，公公那些工具塞在楼下租的一间地下室。客厅墙上挂着那张老宅的照片，是我拍的，枣树在照片左边，歪的。

婆婆在厨房炖排骨。我说我来，她说不用，你坐着。我说我坐着难受。她就笑，说那你去把碗洗了。

水槽边上摞着一排碗。我放水，挤洗洁精，一只一只地洗。她在旁边剥蒜。

“宁宁，”她说，“你公公最近怪。”

“怎么怪。”

“天天往地下室跑，回来一身的木头味。”她把蒜皮吹掉，“我说你都七十的人了，还折腾什么。他不理我。”

我没接话。碗上有块干了的酱，我用指甲刮。

“他年轻的时候在桐溪寺做过活，”婆婆忽然说，“你知道吧。”

“知道一点。”

“那年寺里翻修，缺人，他在那边待了三年。”婆婆把蒜搁在案板上，“回来的时候手上一道口子，缝了九针，他说是料砸的。”

“嗯。”

“寺里那个老和尚，前年走了。”她说，“走之前还托人捎了一包茶过来。”

水开了，她转身去掀锅盖，热气一下涌上来，糊住了窗玻璃。

我把碗洗完，又拿抹布擦灶台。灶台后面的瓷砖缝黑，我蹲下去，用指甲一点点抠。抠到最里头，摸到个小东西，硬的，细的。掏出来看，是一小截粉笔头，白的，指甲盖那么长，断口磨圆了。

公公画线用的那种。他做木活不用铅笔，用粉笔。

我把粉笔头捏在手心里，捏了很久。

“妈，”我说，“爸那十三万，是欠谁的。”

婆婆把火关小，盖上锅盖。

“我也说不清。”她背对着我，“我就知道是材料费。铺子要收了，人家来问的。”

“他怎么说。”

“他说他认。”

“他认什么。”

婆婆没回头。她拿抹布把灶台边上又擦了一圈，擦得比我还细。

“宁宁，”她说，“你爸不让说。”

05

第二天上午，公公不在家。婆婆说他去菜场了，一去能去俩钟头，跟人下棋。

我下楼，去了那间地下室。

门没锁，虚掩着。里头一盏白炽灯，亮得发干。靠墙一排木料，长的短的，码得整齐。刨子挂在钉子上，三把，大小不一。地上全是刨花，卷着，踩上去软。

靠里那张木工台上，放着一块开好的老榆木板，边角刨平了，还没上蜡。板子旁边压着一张纸，不是图纸，是挂历的背面，上头用粉笔画了一间屋子，长条形，标着尺寸：一百八十六，五十七。

一百八十六，五十七。

我站在那儿，看着那行粉笔字，看了很久。

木工台下面的抽屉半开着。我拉开，里头是一堆零碎：砂纸、钉子、一小盒刀片、半卷麻绳。最里面压着一沓标签纸，白底黑字，边缘卷了。我抽出来，翻了两张。

上头印着我爸作坊的名字，和一行小字：浅灰蓝，第三批。

标签纸下面还有一卷布，麻绳捆着，跟去年在工棚角落看见的那卷一样。

我把抽屉推回去。推的时候手抖了一下，钉子盒翻了，铁钉哗啦撒了一地。我蹲下去，一颗一颗捡。捡到一半腰酸，干脆坐在地上捡。

婆婆不知什么时候站在门口。

“我就知道你会来这儿。”她说。

我没抬头。

“那十三万，”她说，“是你爸欠的。”

“我知道。”我说。

我那时候其实什么都不知道，就是顺口接了一句。

婆婆走进来，扶着一摞木料慢慢坐下。她坐下的时候哎了一声，是腰疼。

“三年前，你爸那边进料，差一笔钱。”她说，“料铺的老板不肯赊，要个人签字。你公公去签的。”

“签的是他名字。”

“嗯。”

“为什么。”

婆婆把手放在膝盖上，两只手叠着。

“你爸那阵子难。”她说，“你公公说，一家人，别弄得满世界都知道。”

我坐在刨花堆里，屁股底下硌得慌。

“这钱我们一直在还。”婆婆说，“一个月还一点，没断过。去年那笔钱下来，你公公先还的是这个。”

我抬头看她。

“铺子要收了，”她说，“人家来问剩下那点。你公公说年前一定清。他这几天在赶工，说做个柜子卖了填上。”

“填多少。”

“十三万。”

我哦了一声。

心里那块地方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像有人拿手按着，不重，就是不松。

“妈，”我说，“那寺里那笔呢。”

婆婆看着地上的刨花，看了好一会儿。

“你公公年轻时候在寺里待过三年。”她说，“那三年他没饭吃，是寺里管他饭。”

我没再问。

有一件事我一直没问清楚。到底是我爸欠铺子，还是我爸欠我公公。婆婆说“你爸欠的”，可签字的是公公。这两句话我摆在一起，怎么摆都差着一块。我那天没问。后来也没问。

06

我在那边待了三天。

走的那天早上，公公从菜场回来，手里拎着两条鱼。他看见我，点了下头。

“爸，我走了。”

“嗯。”

“地下室那块板子，”我说，“别赶了，慢点做。”

他愣了一下。

“嗯。”他说，“慢点做。”

他站在楼道口，一直站到我上车。我坐在车上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在那儿，手里拎着鱼，塑料袋上挂着水。

回杭州以后，我给我爸打了个电话。

他那边机器响，他说等会儿，走到外头才说话。

“爸。”

“嗯。”

“三年前那批浅灰蓝，”我说，“后来怎么处理的。”

他那边静了一下。

“处理了。”

“卖给谁了。”

“一个收尾货的。”他说，“你别问这些，你忙你的。”

“爸。”

“料是好料。”他说，“钱我会还。”

“我不是来要钱的。”

“我知道。”他说，“我知道。”

他把电话挂了。

那天晚上我照常开播。粉丝问格栅，我说旧货市场捡的漏。有个老粉说，姐你这木头看着不像新收的，有年头。我说是啊，有年头。

下播以后，我把六块样品叠好，用麻绳捆上。捆完，我拿蜡布把那面格栅又擦了一遍，从上到下，一寸一寸。擦到背面那行铅笔字，一百八十六，五十七，笔画很浅，蜡擦过去，字还在。

我给婆婆寄了一条棉麻的围裙，深灰的，跟她那件旧的差不多。快递单上我只写了她的名字。

格栅上那道蜡痕还没干，我用手指蹭了一下，蹭开一小片。明天还要上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