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002年冬，安徽合肥，一场针对省部级干部的调查悄然展开。王怀忠从办案动向中察觉，事情已经不是一般的信访反映，而是有人开始系统核查他的经济问题和用权轨迹。
这位曾经在安徽政坛颇为显眼的干部，早年并非没有能力。1962年，他被安排到基层担任通讯员，后来参与霍邱县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熟悉他的人回忆，年轻时的王怀忠做事麻利，反应快，确实有一股想干事的劲头。
变化发生在掌握权力之后。
王怀忠善于把握上级关注的方向，也很重视制造“看得见”的成绩。有人曾评价，他办事有冲劲，但过于精明，尤其懂得如何在检查、汇报和干部考察中展示自己。
这种作风帮助他一路上升。1987年，他出任亳县县长；1993年3月，任阜阳地委副书记；1995年10月，升任阜阳地委书记；1996年2月，成为阜阳市委书记。1999年10月，他又升任安徽省副省长，分管农业和农村工作。
职务越高，手中的资源越多。土地审批，便是其中最关键的一项。
在阜阳任职期间，王怀忠被指利用土地使用审批权，在土地用途、出让价格以及相关费用减免等方面为特定经营者提供便利。权力一旦能够直接换来利益，围绕在身边的就不再只是普通工作关系，而是一张相互输送利益的网。
有关调查材料显示，1994年至2000年，阜阳国有土地资产流失问题严重，损失金额达到数十亿元规模。相关利益并非凭空消失，而是通过低价出让、违规减免等方式，流向了少数与权力关系密切的经营者。
这些人需要王怀忠手中的审批权，王怀忠也需要他们提供资金和资源。彼此之间形成了交换：一方以权力开路，另一方以金钱和关系回报。时间一长，公权力便被当成了私人交易的筹码。
有意思的是，王怀忠并不只依靠经济利益维持仕途。他很清楚，单有关系并不够，还得拿出所谓的“政绩”。于是，数字和形象工程逐渐成为他治理阜阳的重要手段。
阜阳“九五”计划制定时，原本经过论证的经济增长目标约为百分之十三。王怀忠认为这个数字不够突出，目标后来被调高到百分之十五，最终又被推至年均百分之二十二。
如此高的指标，基层很难通过真实生产经营完成。压力层层传递后，一些地方开始在统计数字上做文章。2001年阜阳市政府报告披露，所谓“九五”期间年均增长百分之二十二，实际增长只有百分之四点七。经过核算，2002年阜阳国内生产总值为二百零九亿元，财政收入为十七点八亿元，许多重要指标并不理想。
数字被抬高，现实却没有同步改变。上级看到的是漂亮报表，基层承受的却是无法完成的任务。更严重的是，干部考核开始偏离实际，谁敢讲真话，谁就可能被认为缺乏能力；谁把目标说得高，反而容易获得肯定。
一次会议上，王怀忠曾对下属说：“目标要有气势，不能一上来就给自己泄气。”这类话听起来像是在鼓劲，落到基层，却常常变成必须完成的硬指标。
浮夸作风由此扩散。地方干部为了过关，只能层层加码、反复包装，行政资源被大量用于制造表面成绩。对百姓而言，报表上的数字并不能直接变成收入，反而可能掩盖了真实困难。
进入省政府任职后，王怀忠仍没有改变原有做派。关于他的举报不断增多，内容涉及土地、工程、干部任用以及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往来。中央有关部门据此展开核查，专案组进入安徽后，调查范围逐步深入。
王怀忠得知消息后，试图寻找人从中疏通。据案件相关材料和当时报道，他曾筹划拿出二百万元，希望通过中间人解决调查麻烦。由于不愿直接动用自己的钱，他转而向一些关系密切的经营者求助。
对方很快答应下来，并表示：“这件事，我们想办法处理。”王怀忠或许没有想到，自己寻找的并不是什么可靠关系，而是一个借机敛财的团伙。
钱被收走后，对方并没有替他解决任何问题，而是将款项私分。所谓能够打通关节的承诺，成了另一场骗局。讽刺之处在于，长期依靠关系和利益交换维系权力的王怀忠，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仍然相信金钱可以解决一切。
专案组的调查并未因此受到影响。随着证据逐步固定，王怀忠的违纪违法事实被查清。面对审查，他一度拒不配合，但在相关证据面前，辩解很难再改变案件走向。
2003年12月29日，王怀忠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04年2月12日，经依法核准后执行死刑。一个曾经依靠“政绩”、关系和权力不断上升的干部，最终因滥用职权、收受贿赂而走到了政治生命和个人生命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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