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上挂了几十年没人抬头，狄仁杰的字就这样被错过了

洛阳新安县铁门镇，藏着国内独一份的墓志铭专题博物馆，名叫千唐志斋，由辛亥元老张钫先生亲手创办。五号窟的墙壁上，嵌着一方墓志，静静待了许多年。

馆里的工作人员说得直白：“这块墓志早就嵌在墙上了，一直没被留意到，只因为安放位置实在太高。”位置偏僻，志石上又没有留下书写者的名字，很少有人会特意抬头细看。它的全称是《大周故朝散郎行邓州司法参军事袁府君（承嘉）墓志铭并序》。

墓主袁承嘉，官职并不算显赫，朝散郎行邓州司法参军事，就是武周时期负责刑狱事务的基层官吏。真正让这方墓志身价倍增的，是它旁边的另一块石刻。千唐志斋旧藏的《大周故相州刺史袁府君（公瑜）墓志铭并序》，过去一直被视作国内仅存的狄仁杰书法真迹。

志文中清清楚楚写着“河北道安抚大使狄仁杰撰书”，刻于久视元年（700 年）十月，出土自洛阳北邙山。书法风格圆腴俊朗，内里暗藏筋骨，介于虞世南与褚遂良的书风之间，算得上唐代墓志书法里的精品。

而袁承嘉，正是袁公瑜的儿子。父子二人，同在久视元年十月廿八日迁葬于洛阳北邙山。千唐志斋博物馆副馆长裴志强，把两方墓志的文字内容、行文气息还有书法细节逐一比对后提出观点：《袁承嘉墓志》同样出自狄仁杰手笔，相关研究也已经整理成论文发表。

支撑这个判断的理由，主要有三点。从人情常理来看，袁家既然请狄仁杰为父亲撰写墓志，大概率会一并托他完成儿子的志文书写，不会分开找两个人。更何况，很难再找到另一位书手，能把狄仁杰的笔法模仿到形神一致的地步。

再看书法本身，两方墓志整体都带着武周楷书圆腴俊朗、骨力内敛的盛唐气质，书写习惯、笔画形态、字体结构高度贴合。像“国”“哀”“呼”“之”这类常用字，写法几乎一模一样。

放到时代背景里考量也说得通。狄仁杰身为武周重臣，平日政务繁重，正史里也没有记载他擅长书法。在当时，想要有人把他的字迹模仿到这种水准，可能性微乎其微。至于为什么一方署名、一方没有，裴志强结合当时礼俗给出了解释。

袁公瑜年纪比狄仁杰大，两人同朝为官，都支持武则天，也都经历过忠心却遭诋毁的境遇。袁承嘉只是晚辈，官阶低微，狄仁杰为他书写墓志时不落款，是合乎当时规矩的。史料记载狄仁杰生于公元 630 年，久视元年（700 年）九月离世，享年七十岁。

袁家父子迁葬定在同年十月廿八日，距离狄公去世已经过去一个多月。这个时间差其实并不矛盾。迁葬是家族大事，选址、修墓、筹备仪式都要提前很久筹备，请人书写墓志更是要提前完成。

也就是说，这两方墓志，应当是袁家在狄仁杰生前就已经约好写好的。下葬时间晚于他的离世，自然说得通。这么说来，这方高处的墓志，很可能就是狄仁杰存世的绝笔。一方石刻嵌在墙壁高处，长年无人看清，直到有人愿意抬头审视，才揭开隐藏多年的秘密。

狄仁杰本人真正的墓葬所在，是另一个纠缠千年的谜题。洛阳白马寺山门外东侧，齐云塔院西南侧，有一座小小的坟丘，长久以来都被当成狄仁杰墓。早在宋代，这里就建有祠堂祭拜，元明两代不断立碑，坐实了这个说法。

清代洛阳学者武亿，在《授堂金石文字续跋》卷六当中，记录下这座墓的由来。明嘉靖四十四年，洛阳县令王宇，受江苏溧阳狄氏后人所托寻访先祖墓地。他在荒草里找到了一块梁公碑，却不知道狄家真正的祖茔另有地点，直接把石碑挪到白马寺东侧，堆土植树，硬生生造出了一座“狄仁杰墓”。

一座本不存在的墓，就这样被人为塑造出来。武亿也是第一个提出质疑的人，他认为白马寺这座坟丘并非狄公墓，真正的狄氏祖茔，应该在邙山双碑凹。后来金石学家黄易专程到此考察，这段见闻也写进了《嵩洛访碑日记》里。

1984 年 6 月，洛阳文物工作队的苏健前往孟津翟泉村，实地考察两通唐代石碑。依靠碑文内容考证确认，这里才是狄仁杰家族墓地。他还在附近发现一块长期被忽略的唐碑，因为文字磨损严重，过去没人留意，推测是《狄兼谟碑》。

狄兼谟是狄仁杰的曾侄孙，最高做到尚书右仆射、东都留守，新旧《唐书》都有他的传记，算是唐代狄氏后人里仕途最为显赫的一位。上世纪 90 年代，《狄兼谟墓志》在翟泉村附近的上屯村西出土。

志石是青石打造，边长 0.94 米，厚 0.18 米，刻有楷书 43 行，每行最多 45 个字。石头表面已经风化，大约两百字残损不清，但依旧留存一千四百多字，由翰林学士令狐绹撰文。

墓志末尾有一句关键记载：大中四年（850 年）五月，狄兼谟“葬于河南府洛阳县金墉乡双洛村，祔梁公之茔”。志文还提到他的曾祖狄仁续，也就是狄仁杰的兄长，曾任潞州长子县令。

“祔梁公之茔”这句话，直接把狄仁杰的墓域锁定在了这片邙山区域。洛阳师范学院河洛古代石刻艺术馆还藏有一方狄仁杰曾孙狄林的墓志，记载狄林在兴元元年（784 年）九月十一日葬于洛阳邙山平阴乡清风里，此地“迩先茔”，意思就是紧邻家族祖坟，再次印证了前面的推断。

白马寺那座坟丘，还有一种猜测，认为墓主人其实是薛怀义。薛怀义也曾受封梁国公，《资治通鉴》记载他被杀之后，遗体送到白马寺焚毁，用来修建佛塔。不过这只是推测，没有考古发掘佐证，学界普遍认为，在没有正式发掘的前提下，还不能下定论。

当地文物部门，则依据现存碑刻与史料记载，依旧认定白马寺这座坟丘就是狄仁杰墓。把两件事放在一起看，会发现奇妙的相似之处。一方墓志安放在高处，因为没人抬头细看，沉睡几十年才被重新认识；一块石碑弃在荒草之中，被热心人挪到别处，堆土立碑，凭空造出一座古墓。

很多时候，扭曲历史记忆的未必是刻意造假。只是有人懒得抬头细看，有人太过热心，自作主张完成了一件事。而还原真相的办法，从清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始终没变。细读碑文，比对出土石刻，梳理时间线。过程缓慢，但足够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