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63岁左右同学聚会，我彻底看懂：月退休金4100以上，什么档次

一场63岁左右同学聚会，我彻底看懂：月退休金4100以上，什么档次四千一

老赵在群里发了三次通知，我才决定去。

四十年了。高中毕业四十年，天南海北的，有人混成了老板，有人下岗又上岗，有人已经走了。老赵说，这回趁大家都还在，趁着还能走得动，聚一聚。

我退休金四千一。这个数我心里有底，不高不低，吃饭够了，吃药也够了，但要说宽裕，那是骗人的。老伴比我早退两年，退休金三千出头，我们俩加起来七千多，在小县城过日子，绰绰有余。

聚会定在市里一家酒店。我坐了两个小时大巴，又转了半小时公交，到的时候已经来了不少人。老赵站在门口迎客，头发全白了，但精神头还好。看见我就喊：“老周！就等你了！”

我扫了一眼大厅，三张大圆桌，坐了二十来号人。男的多数都秃了顶，女的倒是保养得好些，有几个染了头发，看着比实际岁数小。空气里混着白酒和香烟的味道，还有此起彼伏的招呼声。

“老周！这儿坐！”

我循声看过去，是陈建明。他坐在靠窗那桌，旁边留了个空位。我走过去坐下，他递给我一支烟，我摆摆手：“戒了。”

“戒了好，戒了好。”他把烟塞回烟盒，自己也不抽了。

陈建明以前是我们班的班长，后来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毕业进了机关。退休前混到了正处级，是我们这届里头仕途最顺的一个。我看着他的脸，红光满面的，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

“退休金多少？”他问我，语气很随意，像在问今天天气怎么样。

“四千一。”

他点点头：“够花吗？”

“够。”

他没再说什么，转头跟旁边的人聊起来。我听见他在说最近带着老伴去了趟欧洲，十二天，花了三万多。旁边几个人啧啧称赞，说还是建明有福气。

我把视线移开，开始打量这一桌的人。

坐我左手边的是刘大柱，以前班里最壮的那个，现在瘦得颧骨都突出来了。我跟他碰了杯茶，问他现在干啥。他笑了笑，说退休前在建筑队干，现在每个月拿两千八。老伴身体不好，常年吃药，钱不够花，偶尔还得找儿子贴补。

“两千八也够吃饭了，”他说，“就是不敢生病。”

我说理解。他问我拿多少，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四千一。他的眼神闪了闪，说：“还是你好，稳定。”

对面坐的是当年的班花林小芳。她保养得真好，皮肤白净，穿一件羊绒衫，脖子上戴着细细的金链子。她正跟旁边的人聊跳广场舞的事，说自己每天晚上去公园，音响是自家买的，花了四千多。有人问她退休金多少，她笑得云淡风轻：“七千多吧，够我花了。”

七千多。桌上几个人交换了眼色，有人酸了一句：“还是老师待遇好。”

林小芳笑笑没接话，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她退休前在省重点中学教书，后来评了特级教师，退休金自然高。听说她儿子在国外，一年到头也不回来，但她自己过得滋润，报了老年大学，学国画，学摄影，朋友圈里天天晒作品。

再远一点那桌，坐的是当年班里成绩最差、整天打架逃课的吴建军。他倒一点没变，还是那个大嗓门，隔着两桌都能听见他在吹牛。

“我跟你们说，去年我在海南买了房，六十平，一线海景，花了小两百万。冬天过去住几个月，舒服得很。”

有人问：“退休金够还贷吗？”

吴建军哈哈大笑：“我退休金一万二，花都花不完。”

这话像一块石头扔进水里，周围几桌都安静了一瞬。吴建军退休前自己开了个公司，做建材生意，后来把公司转给儿子，自己拿份干股加退休金，日子过得比谁都阔。

我端着茶杯，慢慢地喝。茶有点涩，但还能入口。

老赵站起来敬酒，大家哗啦啦都站起来了。老赵说：“四十年了，能坐在一起的都是缘分。不管现在混得怎么样，当年咱们都是一个教室里的同学。来，干杯！”

酒杯碰在一起，响声清脆。我仰头喝尽了杯里的酒，辣得喉咙发热。

坐下来之后，气氛更热闹了。大家开始互相串桌敬酒，各种声音混在一起，有人哭有人笑。我听见隔壁桌在聊旅游，说去了新马泰，去了日韩，去了俄罗斯。又听见另一桌在聊看病，说哪个医院哪个大夫好，挂号有多难，住院花了多少。

我坐在那儿，忽然想起三十年前。

那时候我还在厂里上班，一个月工资八十二块。陈建明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工资七十八。吴建军还在街上摆摊卖袜子，被城管追得到处跑。刘大柱在建筑工地扛水泥，一天挣五块钱。林小芳在乡镇中学教书，工资经常拖欠。

三十年过去了。我们像一群从同一座山上滚下来的石头，有的滚进了花园，有的滚进了泥塘，有的被磨成了圆润的鹅卵石，有的裂成了几瓣。

饭吃到一半，陈建明接了个电话，说了几句就挂了。他转头跟我感慨：“老周，你说这人啊，一辈子到底图啥？”

“图个安稳吧。”我说。

“安稳？”他笑了笑，“我以前也觉得安稳最重要。可现在退休了，回头一看，才发现人跟人的差距，在退休那一刻才真正拉开。”

他掰着手指头给我算：“你看，退休金四千以下的，日子紧巴巴，生个病就得跟儿女伸手。四千到六千的，勉强够用，但不敢乱花。六千到一万的，能出去走走，能享受享受。一万以上的，那是真自在，想干啥干啥。”

“那我这四千一，刚好卡在第二档。”我说。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你这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我点点头，没再说话。我想起刘大柱那两千八，想起自己这四千一，又想起林小芳的七千和吴建军的一万二。其实也没差多少，够吃够喝就行了。但坐在这张桌子上，那些数字明晃晃地摆在那儿，像一把把尺子，把每个人量得清清楚楚。

散场的时候，大家三三两两地往外走。有人打了招呼就急匆匆走了，说要赶回去接孙子。有人拉着老同学的手不放，说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了。有人喝多了，被人搀着，嘴里还在念叨当年的往事。

我站在酒店门口等公交。陈建明开着一辆黑色轿车过来，摇下车窗：“老周，我送你。”

“不用，公交直达。”

“上来吧，顺路。”

我上了车。车里很干净，有一股淡淡的香味。陈建明一边开车一边说：“咱们班这些人，以后还能聚几次？”

“不知道。”

“我想着，明年再聚一次。趁着都还在。”

“行。”

车窗外路灯一盏一盏地往后掠。我靠着椅背，闭了一会儿眼睛。四千一，这个数够我在小县城里安安稳稳地过完这辈子。不跟别人比，也就没什么好焦虑的。

到地方了，我下车。陈建明隔着车窗跟我挥手：“明年见。”

“明年见。”

我站在路口，看着他的车尾灯消失在夜色里。然后慢慢走回家，老伴已经睡了，桌上留了饭菜，用纱罩罩着。我揭开纱罩，一盘青菜，一碗稀饭，还有一小碟咸菜。

我坐下来，慢慢地吃。

四千一，够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