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5月28日,美国夏威夷,99岁的张学良坐在住所里接受采访。距离百岁寿辰只剩几天,他精神尚可,谈到故乡东北时,忽然说:“当然愿意回去,但我回不去。”
这句话很轻,却比许多激烈表态更沉重。张学良晚年极少谈政治,也不愿反复解释往事。可在他心里,东北始终没有真正离开。记者问他是否还想回沈阳,他先回答愿意,随后又承认,自己在情感上承受不了。
这并不是一句普通的乡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张学良此后长期被软禁。无论历史责任如何分辨,“东北丢失”始终是压在他身上的旧账。到了晚年,他已经不再争辩,只把许多话停在嘴边。
谈及蒋介石时,他也没有展开,只说:“他是个好人。”这句话既不像辩护,也不像指责,更像一个经历过漫长岁月的人,对复杂关系留下的克制判断。张学良很清楚,继续谈下去,便会触碰政治,而那正是他晚年刻意躲开的领域。
离开权力中心后,他的生活确实显得讲究。夏威夷的居所条件优越,有专人照料起居,饮食也颇有要求。他喜欢汤,偏爱烤鸭、饺子和鱼翅,西餐中的蔬菜若不能立住,甚至不愿动筷。
但把这种生活简单说成“奢靡”,也并不完全准确。张学良晚年视力衰退,听力下降,腿上有骨刺,行动依靠轮椅,大小便也逐渐失去控制。看护、饮食和医疗,已经不是享受,而是维持体面生活的必要安排。
他有一个习惯很能说明性格。看护推着轮椅经过平坦路面时,他喜欢让轮椅快些,像是在开玩笑。有人问他是否想重新站起来,他曾说:“坐着也挺好,干嘛要走路?”话里有幽默,也有对身体变化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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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将则是另一种消遣。他在夏威夷有固定牌友,大家称他“大哥”。牌局输赢不大,张学良却很会记牌,不仅记自己的牌,也留意别人打出的牌。大病之后,他渐渐打不动了,别人问起原因,他仍笑着说:“没钱了。”
真正支撑他晚年生活的,不是牌局,也不是精致饮食,而是宗教。张学良夫妇定居夏威夷,与当地的中华基督教会关系密切。教堂建筑带有中国传统风格,牧师陈家和也常给予他们照料,这让漂泊多年的夫妇有了稳定的精神寄托。
赵四小姐始终在他身边。两人相伴多年,生活早已密不可分。赵四患病后,他们分房休息,但张学良每天早晚都要去看她,两人还一起读经、祷告。那段日子里,外界议论早年的婚姻纠葛,他却只愿意说:“她对我照顾很多,是最关心我的人。”
2000年6月3日,张学良举行百岁寿宴。赵四当时已经重病,仍然尽力替丈夫安排宴席。寿宴上,两人都坐在轮椅上,赵四还带着氧气管。张学良不时转头看她,旁人或许不知道,那很可能是两人共同度过的最后一次生日。
19天后,赵四病逝,享年88岁。张学良表面平静,双手却不停发抖。此后,他常常忘记妻子已经离世,转身又突然想起,低声说道:“我的太太已经走了。”接着便补上一句:“上帝都有安排。”
赵四离开后,他的生活仍由佣人和护理人员照料,衣物保持整洁,饭点也很规律。只是精神状态明显衰退。家人发现,他有时会对着空房间发呆,那种失去陪伴后的空缺,并不是增加人手就能填补的。
2001年9月28日,张学良因肺炎住进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随后进入加护病房。此时他已经百岁高龄,呼吸困难,医生建议使用呼吸器。可张学良早年曾交代过,若自己失去意识,不要插管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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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张闾琳一度选择违背父亲的交代,希望机器能延长生命。插管之后,张学良眉头长期紧锁,痛苦清楚地写在脸上。经过反复权衡,家属于10月11日请求拔除呼吸器。这个决定并不轻松,因为拔管意味着不再用强力设备延长生命。
拔管后,他的呼吸一度降到每分钟六次左右。家属与医生关闭心律调节设备,改用吗啡减轻痛苦。令人意外的是,只有胃管供给营养时,他的心脏又短暂恢复有力跳动,仿佛仍在与衰老抗争。
2001年10月14日晚上8时50分,张学良在医院去世,子女和孙辈陪在身旁。由于去世前已经失去清醒意识,他没有留下正式遗言。关于遗产,他生前曾有过安排,倾向于把有关历史的文献资料交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保存,而不是把这些材料带入新的争议之中。
10月23日,葬礼在檀香山举行。宋美龄没有亲自到场,却送来白花十字架花圈。张学良与赵四小姐最终合葬于当地墓园。与此同时,沈阳、北京等地也举行悼念活动,故乡亲属仍盼望有一天,他能够魂归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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