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10年，浙江绍兴周家台门，鲁迅为继祖母蒋菊花操办丧事。这个女人走完了六十八年人生，留下的不是显赫身份，而是一段被冷落、被怀疑、又始终替家族收拾残局的日子。
她并非鲁迅的亲祖母，而是祖父周福清的继室。道光二十二年，蒋菊花出生于绍兴。她嫁进周家时，周福清已经有过妻室，前妻孙氏留下了儿子周伯宜和女儿。这样的婚姻，谈不上从零开始，蒋菊花一进门，便承担起一个复杂家庭的内务。
同治七年，周福清正准备走科举道路，蒋菊花嫁入周家不久，生下女儿周康。她没有多少时间顾及自己的感受，家中老人、孩子、账目和仆役，都要有人照看。这个“有人”，自然落到了她身上。
同治十年，周福清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周家门楣一度增光，绍兴乡里也多有羡慕。可功名属于丈夫，繁琐的生活却由妻子承担。周福清后来外放江西金溪做知县，蒋菊花随行，过了一段知县夫人的日子，主要任务仍是料理后院。
有意思的是，周福清的仕途并不稳当。他在金溪任上与上司不合，光绪四年被弹劾罢官，只得回到绍兴。第二年，他变卖部分田产，捐得候补内阁中书的资格，独自进京等待差使。蒋菊花没有随行，留在故乡守着家门和孩子。
这一守，就是多年。光绪十四年，周福清终于实授内阁中书，却在京城另立生活，先后纳妾，章氏还为他生下儿子周伯升。蒋菊花对此没有公开争执，至少在家族留下的叙述中，她选择了沉默。她既无力改变丈夫，也不能轻易离开周家。
真正改变她命运的，是咸丰十一年的绍兴兵乱。周福清带家人躲往乡间，蒋菊花途中与众人走散，几天后才找回来。周福清因此认定她曾落入太平军之手，给她扣上了难以洗清的猜疑。
太平军被清廷称作“长毛”，周福清便讥讽她为“长毛嫂嫂”。这不是一句偶尔的玩笑，而成了她长期承受的羞辱。蒋菊花很少辩解，家中人也不便插话。一个妇人在封建家庭里失去丈夫信任，往往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还有一件小事，暴露出夫妻关系的冷硬。周福清在外任时，曾发现蒋菊花站在窗外听他与人谈话。此后，他对她更加疏远，两人几乎不再交谈。后来周福清把妾室潘氏带回绍兴，蒋菊花仍照常操持家务，仿佛只要家还在，她就不能倒下。
光绪十九年，周家又遭大祸。周福清为让儿子周伯宜在乡试中取得功名，牵头筹银，向浙江乡试主考官殷如璋行贿。事情败露后，殷如璋上报，周福清被捕。案件牵连甚广，周伯宜失去秀才身份，周家只得卖田卖屋，四处筹钱。
周福清一度逃避，后来投案，被判斩监候，秋审后改为监禁，关押于杭州。牢狱一坐八年，周家从有牌匾、有田产的士绅之家，迅速跌入困顿。蒋菊花没有因此获得喘息，反而要面对更多丧失。
光绪二十年，女儿周康因产后病去世，年纪不过二十多岁。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种打击落在蒋菊花身上，却没有留下多少可以倾诉的地方。丈夫在狱中，儿子周伯宜后来也因病去世，家里接连失去支柱。
光绪二十七年，周福清遇赦出狱。此时周家家产所剩无几，他的脾气也更加暴躁，蒋菊花常成了出气对象。有一次，周福清又当众斥骂她，鲁迅的母亲鲁瑞忍不住说：“年纪这么大了，怎么还这样对人？”周福清一时无言，转身回屋。
鲁迅兄弟从小看见继祖母的处境。鲁迅后来谈及她，指出兵乱在前，所谓“不节”的说法在后，不能把一个女人的苦难简单归咎于她本人。周作人回忆蒋菊花，也写到她瘦长的脸和长期留下的苦痛痕迹。
周福清于光绪三十年病故，蒋菊花仍留在衰败的周家。她没有显赫的墓志铭，也没有属于自己的事业。她的一生，夹在丈夫的功名、纳妾、牢狱和家道败落之间，做过短暂的官眷，更多时候却只是沉默地守着一座不断失去东西的宅院。宣统二年，她病逝，身后事由鲁迅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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