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木相犯 ”：试论刘基在鄱阳湖决战中的战略思维

【摘要】

至正二十三年鄱阳湖决战是朱元璋统一江南的关键战事，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古代星象对军事决策的作用。本文依托《元史 ·天文志》同期星象记载，结合正史与方志资料，梳理古代星象用兵理论，考证刘基精通象纬之学的史实依据；同时结合鄱阳湖水文地形、两军人心向背等条件，剖析刘基以天象预判战机、以水域锁困敌军、以庙算统筹全局的策士谋略。研究表明，刘基并非盲从星占谶语，而是将天文时序、五行生克规律与战场态势结合，形成“天人合一、务实应变 ”的战略思维。本文旨在厘清天象运用于古代实战中的内在逻辑，为深入探析传统天文与兵家谋略的融合应用提供参考案例。

【关键词】

金木相犯；鄱阳湖决战；刘基战略思维

元末鄱阳湖大战是朱元璋集团逐鹿中原的决定性战役，此战彻底扭转了朱元璋与陈友谅的势力格局，为朱元璋统一江南进而建立明朝奠定稳固基础。传统战争史研究多聚焦兵力、战术与地形，较少探讨天文星象在军事决策中的作用。本文试从至正二十三年（1363）八月“金木相犯 ”的特殊星象入手，结合古代星象、五行用兵理论与战争实际发展形势，探析鄱阳湖战局的重大转折，借此探析刘基依托天象制定的战略决策与思维特点，客观还原这位传奇谋士的真实面貌。

一、古人对“金木相犯 ”星象的认知

天文星象理论与五行学说的融合，在古中国由来已久，它是古代军事决策、择时用兵的重要理论依据。传统星学与兵家认为，星曜运转对应五行气运，星辰相犯、昼见、凌宿等天象，都是天地气运变化的具象体现，也对应着人间战事的吉凶胜负，这套星象与五行结合的用兵理论，也成为刘基研判战机、排兵布阵的重要依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一）古代星占典籍对“金木相犯 ”星象的表述

“金木相犯 ”，即太白金星（属金）与岁星木星（属木）交汇相冲的天象。唐《开元占经》引《荆州占》说：“岁星、太白相去尺，若不能，天下有兵， 不出四旬中战。 ”①两星辰近距离相犯，预示四十日内必有大战。李筌《太白阴经 ・ 占五星篇》也载：“金与木合，无怒必战。 ”②金木合犯，即便无明显冲突，也必引发战事。又说：“金木，一东一西，害侯王；一南一北，兵乃伏。 ”凡此星象将直接关联政权安危和军事谋算。

（二）古代兵法的“五行用兵 ”思想

军事与五行关联的理论在先秦已经盛行，张家山汉简《盖庐》（伍子胥兵法）就提出了“五行胜 ”“八胜 ”等理论，是后世效法的军事谋略。如：“彼兴之以金，吾击之以火；彼兴以火，吾击之以水；彼兴以水，吾击之以土；彼兴之以土，吾击之以木；彼兴以木，吾击之以金。此用五行胜也。 ”③后世用兵继续沿用，习惯以五行生克、旺休规律来判断战机，同时结合方位“八胜 ”之法推演战局。“金木相犯，主敌不胜。 ”（明张龙翼《兵机类纂》）刘基结合朱元璋（吴军）和陈友谅（汉军）五行格局与星占之方位，顺势把握战场方位与作战节奏，进一步扩大作战的优势。

二、刘基具备“观天象 ”的卓越能力

刘基作为朱元璋的核心谋臣，博通经史、精研兵家庙算（战前庙堂统筹全局、研判胜负的谋划），尤擅天文星象，被后人称为“策士无双 ”，其观天定策的专业素养，可通过朱元璋书信及诏书、同僚史料得到相应佐证。当代刘基研究专家周松芳博士认为“术 ”是手段，在“体 ”“用 ”辨析中他也充分肯定了刘基具有“军师 ”“术士 ”的本领④。

（一）手书佐证：天象预判屡屡应验

朱元璋亲笔手书充分印证刘基天象推演的精准性，其书信提及：“愚与先生自江西别后，屡有不祥皆应先生前教之言 ”（《翊运录 ·与刘基书》）。朱元璋多次遇到军情异动、天象异变，必亲笔书信问询刘基天道天时，且过往星象预判、战机推演都一一应验。这足以证明刘基的观天推演绝非虚谈玄学，而是贴合实战、可应验的决策依据。同时，朱元璋常以手书向刘基咨问天象治乱、兵事休咎。“如或未可即来，可将年月、吉日、时辰、方向、门户择定，密封发来，实为眷顾。 ”可见其对刘基观象能力的绝对信任与倚重。

（二）诏书任命：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

鄱阳湖决战之后的吴元年（1367），朱元璋正式授刘基“太史令 ”一职，

让其掌管天文历法、 占候观象、研判天时吉凶。任职期间，刘基曾进献《戊申大统历》，精准推演天象变异，多次以星象占断辅助朝政与军事决策，是明初专职掌管天文占候的官员。之后的《御史中丞诰》更是赞誉刘基：“学贯天人，资兼文武 ”（《翊运录》）⑤ , 充分肯定其通达天道星象、贯通天人之变的学识能力，可见刘基在此之前就有过人之处。

（三）明人评价：象纬之学，当世罕匹

《明史 ·刘基传》载：“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即观测天象、推演星变的学问） ”⑥ 。同时期名士赵天泽品评江左人物，直言刘基象纬兵算之才堪比蜀汉诸葛，是当时朝野公认、擅长观天知时、以象定策的谋臣。其天象推演能力为时人公认，具备极强的专业性与权威性。“金木相犯定决胜日 ”并非后世臆断的附会之说，而是明初即有的明确记载。《明太祖实录》载： “（刘）基请移军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决胜。上从基言，遂克之。 ”⑦由此可知刘基确有观天知时、以象定兵的过硬本领，这也是特定时代谋士超乎常人的素养之一。谋士陶安（字主敬）就曾直言：“ 臣谋略不如（刘）基 ”。

三、鄱阳湖大决战前期要战概述

至正二十三年（1363 年）七月，朱元璋亲率舟师二十万驰援洪都，陈友谅闻讯撤围，东出鄱阳湖迎战，双方主力于湖面遭遇。据《明太祖实录》及《平汉录》记载，战役前期的关键节点如下：

（一）康郎山首战

七月二十日，两军主力遇于康郎山。陈友谅军巨舰连锁为阵，高十余丈，绵延数十里，“望之如山 ”。朱元璋分舟师为十一队，命诸将火器弓弩依次而发，徐达、常遇春、廖永忠等率军突阵，首战击杀汉军一千五百余人，焚毁敌舰二十余艘，双方互有伤亡，战局呈胶着状态。

（二）火攻扭转

七月二十二日，东北风起，朱元璋采纳郭兴火攻之策，以敢死士驾七艘满载火药的小舟，乘风直抵汉军水寨，纵火焚其巨舰数百艘。“烟焰涨天，湖水尽赤 ”，陈友谅弟友仁、友贵及平章陈普略等皆被焚死，汉军大溃，损失兵力逾六万。此战后，朱元璋军士气大振。

（三）扼守湖口

七月二十四日，双方再战于湖面，汉军复大败，张定边欲退保鞋山（又称“孤山 ”），为朱元璋军所遏，不得出。八月初八日（甲辰），朱元璋舟师入江，驻南湖嘴，水陆结营，彻底封锁鄱阳湖入长江通道，将陈友谅残部困于湖内。陈友谅军力竭粮尽，进退失据，战役进入最后的相持与决胜阶段。

四、鄱阳湖大决战的关键转折

随着战事不断推进，鄱阳湖两军对阵形势因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的变 化，时局出现重大转折，在刘基等智囊团的谋划下，八月的鄱阳湖大战迎来重大转折。

（一）得天时：金木相犯的天象预兆

1.《元史》记载的八月星象

宋濂主持纂修的《元史 ·天文志》（卷四十九）完整记载了当时（至正二十三年八月）天象变化，列表如下：

根据宋濂该书的干支纪日顺序，“七月戊辰朔（初一） ”、“八月丁酉朔（初一） ”, 八月壬寅即初六，“太白入犯轩辕大星 ”是本轮系列星变的开 端。在传统星占体系中，轩辕主后妃与中心秩序，太白主兵戈征伐，金星侵犯轩辕大星，预示汉军内部矛盾滋生、乱兵渐起。这一天象与后续“太白昼 见 ”、“金木相犯 ”层层递进，已然呈现敌军内患、利有大战的战局走向，也为刘基综合研判、静待决战时机到来提供重要参考。尤其是辛酉日“太白犯岁星 ”，是“金木相犯 ”最直接的星象记录，汉军大败于湖口，陈友谅死于次日壬戌（八月廿六），确为史实。

按照古代星土分野学说，人们也发现其时“岁星行经鹑尾之次（南方朱雀尾部） ”火消而金生恰在鄱阳湖区域。可见史书记载刘基参天观象，决胜大战，是有真实的天文依据。明人童承叙《平汉录》曾载：“八月八日，我舟入江， 驻南湖嘴，水陆结营，刘基期以金木相犯日决胜负，敌舟不敢出，粮且尽。壬戌，友谅计穷，冒死突出。 ”“友谅是日中流矢贯睛及颅而死。 ”⑨另据《石钟山志》记载：“八月初八日（甲辰），明太祖驻师南湖嘴，征陈友谅，入驻石钟山观音岩寺，御书‘济岩 ’二字，并题御制诗。 ”刘基“从太祖征陈友 谅……至湖口，谒靖节祠，登石钟舒啸，有诗。 ”⑩大战之前，刘基与夏煜等谋臣确实陪侍朱元璋左右，可为随军参谋的真实佐证。

2.鄱阳湖季节性水文特点

至正二十三年八月，鄱阳湖正值夏秋交替、汛期尾声，水位偏高，湖面开阔但岸侧水道浅窄、湖汊纵横；此间气流多变、昼夜温差大，湖面常骤起风浪，战场环境复杂。刘基《江行杂诗》写道“ 山头出云山下雨 ”，“石钟涛激鲸鱼鸣 ”。这样的水文气候，直接扭转了双方作战优劣。“是时水路狭窄，舟不得并进 ”（《都昌县志》）① , 陈友谅军以巨型楼船为主，船体笨重、吃水深，难以在浅滩湖汊穿行，遇风浪更易失控乱阵。朱元璋部多用小型战船，吃水浅、 转向灵活，符合古兵法因地制宜、顺水之势的作战原则。《明史》就此分析：“是战也，太祖舟虽小，然轻驶，友谅军俱艨艟巨舰，不利进退，以是败。 ”⑫是符合其时水情的。

（二） 占地利：关键水域的战略布局

在预判“金木相犯 ”决胜天时的同时，刘基等也精准研判全域水域地貌特征，在南湖嘴、湖口、泾江口等战略要点，采用水陆封锁、分区布控的策略，彻底锁死陈友谅水军机动空间与突围通道，极大发挥了地理的优势。

1.南湖嘴：前沿要隘

南湖嘴，在九江市东。与湖口对岸相望。《庐山志》记载：“江矶山东北为南湖嘴山，在鄱阳湖口。山突出湖心数里，作江右湖，势甚险。东引鄱阳，北俯杨家穴，南控扬澜，而与青山，白沙 相望。制御水盗，地甚重要。 ”此地兼具驻兵屯粮、列阵备战、调度攻防的地理优势，是掌控鄱阳湖南域水域的重要支点。 明朱国祯辑《皇明史概》载：“（七月） 癸未（十六），至湖口，先遣指挥戴德以一军屯泾江口，别一军屯南湖嘴，遏其归路，又调广信兵守武阳渡，防奔轶。 ”⑬朱元璋依刘基地理布局，驻军南湖嘴构建前沿指挥中枢，依托此地稳固的岸基地形整肃军心、排布兵力、统筹攻防，有效阻击了陈友谅抢粮突破等战略企图。

2.湖口：通关隘口

湖口地处鄱阳湖北端，为鄱阳湖通连 长江的唯一水口，是南北水运、江湖水势 的咽喉锁钥。《湖口县志 · 山川志》载：“湖口者，彭蠡出水入江之道，扼三吴之 襟，为西江门户，江面狭隘，地势雄峻，用兵必争之地。 ”其地形北接长江干流、南连辽阔湖区，水域收束狭窄，两岸距离仅一公里，形成天然的卡口，是陈友谅水军北撤长江、补给求援、突围转进的唯一主干道。依托这一得天独厚的地利条件，刘基献策朱元璋移军屯守湖口，牢牢掌控江湖水系连通节点，彻底切断陈友谅数十万水军的退路与外线补给通道，将其重兵围困于鄱阳湖内， 形成“关门锁湖、困敌于内 ”的绝对优势。《湖口县志》记载朱元璋“令诸将统舟师横截江，又令一军立栅于岸，控湖口者旬有五日。 ”“太祖麾诸将邀击，与友谅舟联比，随流而下， 自辰至酉，力战不已。 ”⑩

3.泾江口：收官点位

泾江口为鄱阳湖连通泾江的支流隘口，地处湖口下游侧，水域收束狭窄、 河道曲折、岸势险要，兼具易守难攻的地形特征，是湖口主封锁线之外的二次阻截屏障。《九江府志 · 山川志》称其“泾江口狭束如关，水势回环，舟行至此不得骤驰，伏兵可扼，为追歼穷寇之要地。 ”⑩独特的狭水道地形，极大限制大型舰船冲刺突围，极适配小规模战船伏击、追歼作战。在湖口主防线成功阻击陈友谅主力突围后，朱元璋大军顺势追击，“诸将自上流邀击之，大战泾江口。汉军且斗且走， 日暮犹不解。 ”《明太祖实录》《国朝献征录》记载，是日壬戌（八月廿六），陈友谅“ 中流矢，贯睛及颅而死 ”。鄱阳湖决战最终以陈友谅现场被乱箭射杀告终，而泾江口也成为此战收官的关键点位。

（三）用人合：多方博弈的优势加持

古语有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鄱阳湖大战的胜利，不仅得益于金木相犯的“天时 ”、鄱阳湖节点的“地利 ”，更源于朱元璋阵营足以扭转乾坤的“人和 ”优势。刘基的“天人 ”之学，本就基于天时、地利、人事的高度统一。

1.耗损敌营：朱文正洪都死守

洪都之战是鄱阳湖大战的前置决胜屏障，为朱元璋回援、主力阻击争取了重要的窗口期。《明史 ·诸王传》载：“友谅率众围洪都，文正固守八十余日，屡挫其锋。 ”⑩朱文正以孤军死守洪都前后近三月，用极少兵力牵制陈友谅数十万主力大军。长期围城攻坚使得陈友谅大军兵力疲弱、锐气耗尽，被迫滞留江西战场，无法及时东进压制朱元璋势力。正是朱文正的鼎力固守，为朱元璋快速集结兵力、整训水军、部署湖口与南湖嘴防线、等待金木相犯的决战天时创造了充足条件。

2.稳住侧翼：张士诚自守不攻

刘基战前精准预判群雄性格与战略格局，提前排除两线作战隐患，为鄱阳湖决战扫清侧翼威胁。《皇明书 ·卷四》载“张士诚自守虏耳，势虽强，不 害。 ”①刘基研判：张士诚割据浙西富庶之地，性格保守怯进、无逐鹿中原之志，只求固守属地、安于现状，始终采取被动防御策略。基于这一论断，朱元璋无 侧翼被袭之患，得以集中主力水军专攻陈友谅。从整个战局看，张士诚全程按 兵不动、坐观成败，间接促成战略助攻，让朱元璋阵营得以全力适配天时地利、落实刘基的谋略部署，避免了双线作战的兵家大忌。

3.自溃防线：陈友谅军心涣散

陈友谅兵力占优却最终落败，最根本原因在于人事溃败、军心离散，与朱元璋阵营的人和优势形成鲜明反差。《明史 · 陈友谅传》评价其君臣局势：“友谅性雄猜，好以权术驭下，将士多离心。 ”⑩其麾下大军虽人数众多、舰船庞大，但经长期洪都围城苦战，早已疲惫不堪、粮草枯竭，加之陈友谅为人多疑暴戾、军纪废弛、赏罚不明，导致军心浮躁、将士离心、战力锐减。据《南昌县志 ·卷十》⑩记载，陈友谅退守左蠡对岸的潴矶（今庐山市渚溪），决策于左金吾、右金吾，因两人深知陈友谅为人，惧怕因吃败仗而被迁罪，相继在关键时刻投降了朱元璋，给汉军致命的一击。

4.谋定而动：庙算周密、契合时局

以刘基为核心的朱元璋谋臣团队，秉持古代兵家庙算思想，最大程度落实天人合一、谋定后战的总体规划。不同于陈友谅贸然用兵、无法攻坚的作战模式，朱元璋阵营战前布局周密、预判精准。比如：刘基纵观全局，结合《孙子兵法》五行理论、《盖庐》天时地利战法，推演金木相犯决胜天象，规划鄱阳 湖各大水域隘口封锁战术，搭配诸将兵力优势，形成“天时定机、地利布局、人和落实 ”的作战体系，创造了历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再如，朱元璋用张中等谋略，在陈友谅中箭后，“遣死囚持祭文往哭之 ”（《大清一统志 ·仙 释 ·张中》），汉军气势立颓，降者五万。如此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兵法之上策，既契合时局的需要，又合乎庙算之“义战 ”的最高目标。

五、星象与刘基的战略思维

鄱阳湖大战的决胜，并非单一天象巧合或战术侥幸，而是刘基成熟、体系化战略思维的集中体现。其以传统天文星象、五行气运为外应机遇，又融合了先秦兵家经典要义，打破星象玄学空谈，将顺天察时、庙算预判、务实应变融为一体，形成“观天知变、谋定后动、落地致胜 ”的军事逻辑，也是其区别于同时代谋臣的核心能力特质。结合《司马法》《盖庐》《孙子兵法》等兵家典籍与明代正史史料，笔者认为其战略思维有以下三大亮点。

（一）顺天察时：借天象研判先机

至正二十三年八月间，“太白犯轩辕 ”“金木相犯 ”等星象接连出现，恰好对应陈友谅大军被困鄱阳湖面、军心浮动的战局。据唐李淳风《乙巳占》、唐李筌《太白阴经》所载古代分野之说，鹑尾次对应的是南方朱雀翼、轸二宿，大致为古楚地，涵盖今鄱阳湖一带；牛宿（牛金牛）为北方玄武第二宿，分野对应吴、淮区域。至正二十三年八月，观察星象推移及传统五行星占的推演逻辑，出现“木入火乡，金得火炼 ”、金气渐旺的格局，契合汉、吴两军的对阵局面。此种星占观念将天象变化与战场态势、人事气运相联系，为刘基等人研判战局提供了理论层面的参照。

当然，刘基并未拘泥于“金克木 ”的五行谶言（后世附会为陈友谅为木命，朱元璋为金命），而是将星象时序、天时条件，与双方兵力、粮草多寡、士气高低等现实条件统筹考量，精准研判出敌军师老兵疲、败象已显的大趋势，其决战条件业已成熟，于是就有了“期于金木相犯 ”的决断。这种“ 以天象察大势、以人事定决断 ”的思路，已然剥离了星占的玄学色彩，将天时规律融入实战研判，既传承“顺天而战 ”的古训，又赋予其厚实的军事内涵。

（二）兵家庙算：以策略谋划全局

刘基对天时天象的推演，从来不是孤立的择时之举，而是依托《孙子兵法》 “庙算制胜 ”思想，将天时、地利、人和统筹纳入顶层谋划，实现天时规律、地理条件与人为筹谋的深度统一。古语有云“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 ”⑩ ,周全的战前布局，是弱旅战胜强敌的根本。

在整体战略层面，他研判张士诚偏安固守的本性，断定其不会出兵袭扰，稳固后方人和根基，让朱元璋得以集中全部主力对抗陈友谅；在战场布局层面，结合星象锁定的决战时机，依托鄱阳湖河湖交错、隘口众多的地利优势，重兵扼守湖口、南湖嘴等咽喉要地，彻底切断敌军退路与补给线，形成全域合围态势；在作战节奏层面，刘基利用长期对峙持续消耗敌军战力，不断放大其粮草匮乏、内部失和的短板，提振“胜战 ”信心；从战略方向、阵地布防到战局把控，刘基层层推演、步步设防，把天时、地利、人和三类资源尽数盘活，凭借周密庙算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吾之子房（张良）也 ”，这是刘基被朱元璋倚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务实应变：以实战活用兵法

刘基的军事思想，在实战中已摆脱传统星占的虚妄空谈，做到天文推演、兵家理论与战场实践相融相通，其恪守《司马法》因时、因地、因敌制宜的应变思想，将天时、地利、人和三大制胜要素转化为可落地的作战优势，不愧为“王佐 ”之臣。

鄱阳湖之战中，刘基协助朱元璋构建起三者协同的作战体系：其一，审天时。此时陈友谅败局已成，刘基依托金木相犯这一时代共同认知的天象节点选定决战时间，以此把握作战节奏，兼具时机选择与心理凝聚双重作用；其二，用地利。利用八月鄱阳湖水位、风浪与湖汊纵横的水文条件，充分发挥己方小型战船机动灵活的优势，克制陈友谅巨型楼船进退滞涩的短板；第三，聚人和，依托君臣同心、军心稳固的优势，直击陈友谅部将帅失和、士卒疲敝的致命弱点。与此同时，刘基活用《盖庐》兵家思想，针对敌军久战焦躁的心态，采取以静制动、伺机奇袭的战术。这套战法融会天象时序、水域地形、军心士气与兵法要诀，讲求灵活变通、务实致胜，既是对传统兵学的创造性运用，也彰显其立足实战、因势而变的军事思想，是弥足珍贵的兵学遗产。

总而言之，刘基的战略思维，是中国古代天文文化、五行思想、兵家谋略三者结合的典范。清代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 ·卷三》中评论说，刘基力排众议，认定该战是定立霸业的决定性一战，足见谋略对战局走向的决定性意义。而鄱阳湖一战，足以印证刘基作为谋士运筹帷幄的真实本领，他并非仅凭星象、胆识立论，而是融合了兵家谋士以及以朱元璋为首领的决策者的思维。

“鲸鲵既翦搀抢落，草木熙阳鱼出谷。 ”（刘基《赠杜安道》）至正二十三年八月的“鄱阳湖决战 ”，不仅终结了陈友谅的势力，也为明朝立国筑牢根基。虽然说决战是朱元璋整个军事集团的胜利，但刘基以观象择机为切入点，以庙算布局为核心，以临机应变为保障，助力朱元璋完成了统一江南的关键一跃，明武宗《赠谥太师文成诰》赞其“渡江策士无双 ”，并非虚誉。而刘基对星象文化的理性运用、对传统兵法的灵活变通，也为后世解读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提供了典型范本。

【注】

① （唐）瞿昙悉达编：《开元占经》卷四十五、卷五十三，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5 年。

②（唐）李筌：《太白阴经》卷四《占五星篇》，北京：中华书局rgb(60,60,60); #3c3c3c，1985 年。

③ 张家山 247 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简〈盖庐〉》，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年，第 42 页。

④ 周松芳：《大儒与半仙 —— 刘伯温新传》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6。

⑤（明）刘基：《诚意伯文集》，四库全书荟要 ·乾隆摛藻堂印本。2005 年，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⑥（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3777 页。

⑦《明太祖实录》（卷九十九），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 年。

⑧（明）宋濂等撰：《元史》卷四十九《天文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 年，第 1064-1065 页。

⑨ [明]童承叙撰：《平汉录》，明万历年间《金声玉振集》丛书本。

⑩ （清）殷礼纂修：《石钟山志》卷二《沿革》，清道光三年（1823）刻本。

⑪ （清）狄学耕等纂：《都昌县志》卷二《山川》、卷十八《艺文》，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

⑫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百二十三《陈友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3690 页。

⑬（明）朱国祯辑：《皇明史概 ·皇明书》卷四，明崇祯刻本。

⑭（清）殷礼等纂修：《湖口县志》卷一《山川》，清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

⑮（清）陈鼒等纂：《九江府志》卷三《山川》，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⑯（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百十八《诸王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3617 页。

⑰（明）朱国祯辑：《皇明史概》卷四，明崇祯刻本。

⑱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百二十三《陈友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3689 页。

⑲（清）蓝煦等纂：《南昌县志》卷一〇《兵事》，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刻本。

⑳ 杨丙安校理：《孙子兵法 ·计篇》，北京：中华书局，1999 年，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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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日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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