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发现，我国的历史从唐朝之后，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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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富不过三代，这句话中国人都听说过。

但在中国历史上，有一批家族，硬是富了几百年，跨越好几个朝代，哪怕皇帝换了一波又一波，他们还在。这些家族有个统称，叫士族，或者门阀。他们最鼎盛的时候，皇帝娶个媳妇，都要掂量一下对方出不出得起这个身份。

这批人在唐朝末年消失了。

不是自然凋零，是被黄巢的刀一刀一刀砍掉的。

他们一消失，中国历史就走进了另一条路。

很多人问，为什么宋朝以后，整个中国历史感觉变味儿了？为什么明清那种窒息感，在汉唐里找不到？

就因为那批人没了。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这批人，聊聊他们倒了之后，中国历史拐去了哪里～

五姓七望

门阀制度真正定型，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那时候的社会有个铁律：你什么出身，就是什么命。王、谢、郗、庾这些大族，一代一代把持着做官的路，清流做清流的官，寒族做寒族的小吏，两条路不相交。东晋初年有句谚语，叫“王与马，共天下”，意思是皇家姓司马，王家帮着治天下，地位差不多是对半分的。

进入隋唐之后，最风光的一批被称为“五姓七望”：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博陵崔氏、赵郡李氏、陇西李氏。这个陇西李氏，说的不是李唐皇族。皇族虽然自称出自陇西，可在五姓眼里，那是关陇来的武人，不算自己人。

他们垄断了什么？垄断了婚姻。

按照《新唐书》的记载，这些家族内部互相通婚，绝不轻易和外人联姻，哪怕对方是暴发户大官，也不行。公元659年，唐高宗下诏，硬性禁止这几家内部互相通婚，连嫁女儿收聘礼的数目都限死了，结果那道诏令根本没有人理会——五姓七望的嫡女，就是比皇亲国戚的婚配资格还硬。

这批人的地盘不只在朝堂。他们在地方上有庄园、有田地，有世代积累下来的人脉和资源。哪怕到了唐朝，很多家族已经搬进长安、洛阳，变成靠科举入仕的官僚，那张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也没有散。

这就是门阀的本质：它不是一个头衔，而是一张覆盖政治、经济、文化、婚姻的完整网络。

黄巢的刀砍掉的，不只是人命

公元875年，黄巢起义爆发。

黄巢本人出身盐贩，多次参加科举考试没有考上，心里憋了一肚子火。但要说他是憋着这口气、专门冲着士族去的，那不符合事实。他的刀砍下去不分对象：抵抗的官军、资助过官军的百姓、富商、宗室公卿，撞上谁是谁。他打进长安之后大杀唐朝的宗室和公卿，可他建立的大齐政权里，还用了博陵崔氏出身的官员当宰相。只是世家大族最经不起这种乱世的乱刀。他们聚族而居，家产显眼，族谱和祖宗牌位一样都带不走。韦庄在《秦妇吟》里写过那个时代的景象：“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公卿的骨头踏满了大街。

这不是夸张，是写实。

黄巢之乱持续了将近十年，华北最肥沃的地方打了个稀烂，五姓七望的族谱被焚毁，家族成员死的死散的散。晚唐五代的几十年里，各地军阀混战，拼的是武力和财力，没有人再认门第，也没有人再在乎你家祖上是谁。

到宋朝建立的时候，那批自魏晋以来延续了将近五六百年的门阀，已经彻底不存在了。

钱穆在他的著作里说过这样一段话：“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他把宋以前的那个时代叫做“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后才是“纯粹的平民社会”。

这是准确的。

问题是，平民社会来了，带来的不只是公平，还带来了另一样东西。

平民上来了，皇权也没有边界了

宋太祖赵匡胤在公元960年黄袍加身，建立宋朝。

他心里很清楚，自己是怎么上来的——他是武将，手里有兵。所以坐稳皇位之后，他急着办的一件大事就是把兵权收回来。公元961年，杯酒释兵权，那些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喝了那顿酒，都乖乖交出了兵权。

“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成了北宋前期的顽疾。

这样做的结果，是宋朝的军队很难打仗：将领和士兵互不熟悉，上了战场配合不起来，被辽、金、西夏反复揍。但赵匡胤的另一个目的达到了：皇权稳固，不会再有人黄袍加身。

这只是开始。

到明太祖朱元璋的时候，他直接废掉了宰相。

宰相这个职位，从秦代一路传下来，一千多年，是皇权之下的行政核心，是政府运转的枢纽。朱元璋杀掉胡惟庸之后，宣布废除中书省，取消宰相制度，把原来宰相的权力全部收归皇帝本人。

从此，皇帝上面没有天花板，下面也没有宰相这道隔离层。

清代更进一步。清代的文字狱几乎把读书人写文章这件事，变成了一件随时可能掉脑袋的冒险。翰林徐骏在诗里写“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告发是讥讪朝廷，砍了头。雍正年间，吕留良的文章被翻出来，死去多年的人被开棺戮尸，活着的子孙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

在汉唐，皇帝也会文字狱，但不是以这种密度、这种株连的烈度。差距在哪里？差距就是唐朝还有士族，那批大家族本身就是一道看不见的制衡。皇帝要做什么过分的事，需要掂量一下那批人的态度。

士族没了，掂量就没有意义了。

这是内藤湖南总结唐宋变革论时说的一个核心判断：贵族消亡和君主独裁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一面出现，另一面必然跟着来。

还有一样东西变了

唐朝有个气质，宋明清找不到了。

那个气质叫做“胡汉交融”。唐代的皇族血统里有鲜卑的成分，突厥王子阿史那社尔在唐朝做将军、娶了公主，李白的出生地争议里有中亚的说法，玄奘从天竺取回真经，唐太宗亲自召见，还提笔为他写了一篇序，唐代的宫廷里能歌善舞的胡女是时尚，胡人可以做宰相。

那种气质，本质上是一种开放：不太在乎你从哪来，只看你能不能用。

宋代以后，汉族政权的主流风气越来越内敛，越来越强调礼法，越来越在意华夷之辨。程朱理学兴起，给世界装上了一套精密的秩序，男人要守礼，连心里想什么都有标准答案。这套礼教的绳索越勒越紧，到了明清，连女人的脚都要被裹起来。

这不是偶然的。

士族消失之前，那批贵族本身就有一定的精神自主性，他们的地位不靠皇帝赐予，所以不必在思想上完全服从皇权。一旦这批人没了，科举培养出来的官员，从头到脚都是皇帝的天子门生，思想上的依附性也就自然而然地强了。

宋代的士大夫还保留了“天下为己任”的气节，还有范仲淹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还有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但到了明清，廷杖和文字狱之下，那种气节越来越稀薄，剩下更多的是磕头和揣摩上意。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官场生态，背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土壤。

老达子说

门阀士族这批人，论品行有好的有坏的，有垄断霸道的，也有保存文脉传承学问的，老达子无意为他们唱赞歌。但他们消失之后，中国历史确实走进了另一条轨道：皇权的天花板没了，大臣跪下来磕头，把皇帝说的话叫圣旨；科举让更多人有机会进朝廷，可那顶天子门生的帽子也跟着戴上去了，你的位置是皇帝给的，也是皇帝随时能拿走的。

这条逻辑链的尽头，老达子就不说了。黄巢的刀砍下去那一刻，他大概不知道，他在砍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