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为何说“出远知少”？当代人早就该读懂了

走出那一步

公元前284年，燕国碣石宫前，一条黄土铺就的甬道从宫门直直延伸出去，甬道两侧的卫兵持戟而立。

一个年近五十的男子从车上下来，他身着齐地样式的宽袖儒服，腰间系着一条朴素的革带，身后跟着两名捧竹简的弟子。

甬道尽头，一位国君模样的中年人正弯腰扫着地上的落叶，扫帚是新的，竹枝还泛着青色，每扫一下，便在黄土上留下一道浅浅的弧痕。

那人扫到车前，直起身来，将扫帚横在身前，微微躬身，让出了路。

这是燕昭王。

他来迎接的人，是从齐国来的稷下先生邹衍。

燕昭王即位之后，在易水之畔筑了一座高台，台上置黄金千两，招揽天下贤士。

据《战国策·燕策》记载，昭王“卑身厚币以招贤者”，乐毅从魏国来了，剧辛从赵国来了。

邹衍从齐国来的时候，昭王亲自拿着扫帚为他清道，又请求以弟子的身份听邹衍讲学。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下了这个场面：“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

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

一个国君为一位学者扫路，这件事本身并不只是一则礼贤下士的佳话。

它透露出一个信息：邹衍带来的，是某种燕昭王迫切需要的、超出燕国已有认知的东西。

邹衍究竟带来了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退回到邹衍在齐国稷下学宫的那些年。

稷下学宫在齐国都城临淄的稷门之下，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邹衍与淳于髡、慎到、环渊等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所谓“不治而议论”，就是没有具体行政职务，专门从事学术讨论和建言献策。

这批人来自不同学派，互相辩难，也互相启发。

邹衍在里面不算最年长的，但他“尽言天事”，时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谈天衍”。

“谈天衍”谈的是什么天？

是天地未生之前的样子，是五德转移的次序，是九州之外还有什么。

这些问题在当时的学问体系里，都属于“不切实际”的范畴。

因为大多数儒者的地理认知，来自《尚书·禹贡》。

禹贡的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便是“天下”的全部。

天下之外，是四海，四海之外，便不需要讨论了。

但邹衍偏要讨论。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里，司马迁用不算短的篇幅记述了邹衍的学说。

他说邹衍“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然后写道：“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

中国名曰赤县神州。

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

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

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

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这段话的逻辑链条非常清晰：第一步，儒家所说的“中国”，内部有禹贡九州，但这九州不能算真正的“州”；第二步，中国之外还有八个与中国相同等级的陆地，每一块都有裨海环绕，合起来才是真正的“九州”；第三步，这样的“大九州”又有九个，外面被大瀛海环绕，那才是天地的边缘。

按此计算，中国只是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

这个说法在战国时代意味着什么？

《尚书·禹贡》的地理框架，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政治概念。

九州之内是文明，九州之外是化外。

天下的中心在洛邑，天子居中而治，诸侯围绕四周。

这套“中心—边缘”的天下观，支撑着周天子的合法性。

而邹衍说中国只是八十一分之一，等于把洛邑从天下中心的位置上挪了下来。

当代研究者指出，邹衍的“大九州说”在地理政治的意义上否定了周天子的政权合法性，迎合了一些强势诸侯国“王天下”的政治需求。

但邹衍的意义不止于此。

有学者将他的“大九州说”与《尚书·禹贡》中的“小九州说”相对，认为其“超越了儒家狭隘封闭的内陆地理观，代表着中国古代难得的、先进的世界观念”。

邹衍并没有亲自到过那些“大九州”，他只是“推”——从已知推未知，从小物推到无垠。

司马迁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评价邹衍的学说“迂大而闳辩”，但同时又记录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特征：“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

“验小物”是前提。

邹衍不是凭空幻想，他是从眼前能见到的事物出发，一步一步推出去的。

这种推演当然有想象成分，但它的方向是对的：承认已知的边界之外还有未知，并且试图用已知去逼近未知。

燕昭王扫路迎邹衍，迎的大概就是这个方向。

邹衍在燕国做了两件事。

一件见于《史记》的简略记载：燕昭王“身亲往师之”。

另一件见于汉代刘向《七略别录·诸子略》的记述：“邹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谷。”

邹衍“吹律”而使寒谷生暖，五谷得以种植。

“吹律”的具体做法已不可考，但这条记载指向的，是邹衍把从推演中得来的认知付诸实践的努力。

他在燕国做的事，不是一个空谈“大九州”的学者会做的事。

邹衍后来在燕惠王时遭谗下狱，昭雪后返回齐国。

晚年的他出使赵国，在平原君面前驳斥了公孙龙的“坚白之辩”。

此后事迹便鲜见于记载。

他的一生走过齐、燕、赵、魏等国，在那个“天下”还被多数人等同于九州的时代，他的足迹已经越过了九州中好几个州的边界。

但真正用脚步丈量大地、而不是用推演去构想大地的人，要等到一千八百多年之后才出现。

万历三十六年，南直隶江阴县，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戴上母亲亲手缝制的远游冠，走出家门。

冠是青色的，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

他肩上担着一根扁担，扁担两头挂着行李和几串铜钱，身后是母亲和妻子的身影。

他回头看了一眼，又回过头去，继续往前走。

据《徐霞客游记》附编及后世传记记载，这个年轻人名叫徐弘祖，字振之，号霞客。

他出身江阴一个富庶的耕读之家，祖上四代都没有考取功名。

父亲徐有勉一生不仕，“好耕读，好游历，好赏景，好山水”，对儿子的影响很深。

母亲王孺人“勤勉通达”，在徐霞客服完父孝之后，对他说了一句被后世反复引用的话：“身为男子，志在天下，天下者，山川也。

羁留家园，一如篱中小鸡，车辕小马。

儿能为乎？”

徐霞客出门了。

这一年是1607年。

此后三十多年间，他的足迹遍及明代的两京十三布政使司，相当于今天的二十一个省区市。

东边渡海到洛伽山，北边到盘山、五台山、恒山，南边到福建、广东，西南远达云南、贵州边陲。

他出游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船。

从江阴的胜水桥登船，沿运河、长江水系南下或北上，不能行船的地方就步行。

他带着一根铁杖，穿着布鞋，遇到山就爬，遇到洞就钻。

《徐霞客游记》所记的第一篇，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游天台山和雁荡山的日记。

这一年他二十八岁。

在游记的开篇，他写道：“癸丑之三月晦，自宁海出西门。

云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态。”

简简单单几笔，一个旅人站在宁海县城西门外、抬头看天的画面就出来了。

从二十八岁到四十八岁，这二十年间，徐霞客完成了他的大部分旅程。

他游了武夷山、嵩山、华山、恒山、黄山、庐山、五台山。

每游一地，他都会记下当天的天气、路线、里程、所见山川形貌。

他的记录方式很特别：不写感想，不写心绪，只写看到了什么。

山有多高，路有多险，水从哪里来，流到哪里去。

有一件事让他记了二十多年。

据无锡徐霞客研究会会长吕锡生的研究，徐霞客从书本上看到的是黄河水量大于长江，因为《禹贡》说“黄河发源于积石”，而“长江发源于岷山”。

但徐霞客到了北方，亲眼看到黄河的水量不及长江的三分之一。

这个发现让他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河源更远的黄河，水量反而不如江源较近的长江？

他无法立刻回答这个问题。

此后二十多年间，他三次考察黄河，多次分段遍访长江下游的扬子江，但始终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

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成了他最后一次远行的动力。

崇祯九年（1636年）九月十九日，五十二岁的徐霞客在胜水桥登船，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长的一次旅行。

他在日记里写道：“余久拟西游，迁延二载，老病将至，必难再迟”。

同行的有僧人静闻、仆人顾行和挑夫王二。

出发十六天后，挑夫王二不辞而别，逃回了江阴。

在湖南过湘江时，他们遭遇了强盗。

顾行身中四刀，徐霞客落水后侥幸逃生，行李和旅费被洗劫一空。

此后静闻和顾行先后病倒。

顾行年轻力壮，熬了过来。

静闻却没能撑住，在南宁病逝。

徐霞客带着静闻的骨灰继续西行，后来将其安葬在云南鸡足山。

即便经历了这些，主仆二人仍在广西和贵州考察了大量溶洞和喀斯特地貌，并做了详细的记录。

《徐霞客游记》中关于岩溶地貌的记载，被后世公认为世界上最早的石灰岩岩溶地貌学和洞穴学文献，详细记述了1613年至1639年间考察的岩溶地貌现象，并分析了相关发育机制。

崇祯十一年（1638年），徐霞客抵达云南。

他沿金沙江反复考察，最终推断出长江的正源是金沙江而非岷江，写下了《溯江纪源》一文，从万里之外寄回江阴。

这个推断纠正了《禹贡》“岷山导江”延续两千多年的说法。

徐霞客的依据不是文献考据，而是实地考察——他亲眼看到了金沙江的水量和流势。

长期跋涉耗尽了他的身体。

在云南丽江，他积劳成疾，双腿致残，无法行走。

当地官员派人用滑竿将他抬回江阴。

崇祯十三年（1640年）六月，他回到家中。

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1641年5月8日），徐霞客在家中去世，终年五十五岁。

他留下的《徐霞客游记》，大约六十万字。

梁启超在评价这部书时说，徐霞客“以科学精神研治地理，一切皆以真实为基础”。

这句话点出了徐霞客与邹衍的根本区别：邹衍是“推”，从已知推未知；徐霞客是“验”，用脚步去检验书本上的说法。

邹衍的大九州说再宏大，终究是推演的结果；徐霞客的长江正源说再具体，却是亲历亲见的事实。

从推演到实证，这一步走了将近两千年。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七月六日，西安城外，一支小小的队伍正在向西出发。

队伍中间是一个年近六旬的男子，穿着一身半旧的青布长衫，身边跟着几名随从。

他的行李很简单：几件换洗衣物，一叠空白簿册，一方砚台，几支毛笔。

从这一天起，他每天都要在簿册上写日记，记录当天的行程、路线、路况和沿途见闻。

这些日记后来被整理为《荷戈纪程》，又称《壬寅日记》。

这个人叫林则徐。

他此行的目的地是伊犁。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因在广东禁烟获罪，道光帝下旨将他“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从西安到伊犁，路程约八千里，途经一百余个驿站。

他在西北丝绸之路上跋涉了四个多月，同年十二月抵达伊犁惠远城。

一个被流放的人，在八千里的戍途上每天写日记，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注意。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研究者指出，林则徐的日记“翔实、具体、生动”，详细记录了每日行程、路线、路况和路途环境与见闻，填补了当时人对清代西北丝绸之路认知的空白。

更可贵的是，他“虽然人在戍途，身处逆境，历尽艰苦磨难，但仍不忘国家安危、民生冷暖”。

林则徐对“远”的认知，有一个转变的过程。

在他被派往广东禁烟之前，他和当时大多数清朝官员一样，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有限。

但到了广州之后，情况变了。

据《林则徐集》及清代档案记载，林则徐到广州后，“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

他组织幕僚翻译英国人慕瑞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编成《四洲志》一书。

这部书不过九万字，但简述了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四大洲三十多国的地理、历史、政情，是当时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志。

《四洲志》使用的“四洲”概念，沿用的是佛经中的说法：东胜神洲、南赡部洲、西牛贺洲、北俱卢洲。

这四个名字对于读过《西游记》的人来说并不陌生。

林则徐用它们来代指中国之外的世界，说明他当时的世界地理知识框架仍然带有传统的印记。

但这并不妨碍《四洲志》的开创性意义。

近人将林则徐称为“中国开眼看世界之第一人”，这个评价的依据，正是他在广州期间主动了解外部世界的行动。

林则徐后来被革职流放，但他的“开眼”并没有停止。

在前往伊犁的路上，在伊犁的三年中，在后来被重新起用后的岁月里，他始终在关注和研究外部世界。

他把从广东带出来的资料和地图随身携带，后来在湘江夜话中全部交给了左宗棠。

他对英军打绑腿不利于格斗的判断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他对侵华英军装备和战术的估计也有不少错漏，但这些错误并不能掩盖他“勇于开眼，勇于直面世界的勇气”。

林则徐在伊犁做的事，也远超一个流放者“效力赎罪”的本分。

在伊犁将军布彦泰的支持下，他主持开挖了阿奇乌苏渠（即“皇渠”，今称伊犁人民渠，也称“林公渠”），带头捐资工程款，开垦荒地五十七万八千余亩。

他奔赴南疆屯田，“周历南八城，浚水源，辟沟渠”，在吐鲁番大力推广坎儿井，当地群众把坎儿井称作“林公井”，赞誉他是“吾乡之伟大人物”。

一个在广东“开眼看世界”的人，到了伊犁之后，做的事情是挖渠、垦荒、推广坎儿井。

这两件事之间有一个共同的逻辑：认识到自己所知有限，然后用行动去弥补。

道光三十年（1850年），林则徐在广东普宁去世。

他留下的《四洲志》书稿，后来由魏源扩编为《海国图志》一百卷。

《海国图志》在清末的中国并未引起相应的重视，却传入日本，对后来的日本维新派造成了极大影响。

林则徐本人没有看到这部书产生广泛影响的那一天，但他打开了那扇门。

从邹衍到徐霞客，从徐霞客到林则徐，三个时代，三种“出远”的方式。

邹衍的“远”，是思想上的远。

他没有离开过中原地区，但他的推演越过了禹贡九州的边界，构想出一个比“中国”大八十一倍的世界。

这个构想有猜测的成分，有想象的成分，也有服务于当时政治需求的成分。

但它打破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九州就是天下。

邹衍用他的“推演”告诉当时的人，你们所知的边界之外，还有更大的边界。

徐霞客的“远”，是身体上的远。

他用三十多年的时间，一步一步走过二十一个省区市，用亲眼所见去检验书本上的说法。

他发现了金沙江是长江的正源，纠正了《禹贡》两千年的错误。

他记录了喀斯特地貌的发育机制，比欧洲学者早了将近两百年。

他的游记里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云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态”这样平淡而准确的句子。

他用脚走出来的“远”，比任何推演都更坚实。

林则徐的“远”，是认知上的远。

他在广州组织翻译《四洲志》，第一次系统地了解中国之外的世界。

他在伊犁开挖渠道、推广坎儿井，把在远方获得的认知变成具体的治理实践。

他的“出远”不完全是自愿的，流放是被迫的，但他在被迫的远行中完成了主动的认知升级。

三个人的共同点是什么？

他们都在各自的时代，突破了“一隅之知”的局限。

邹衍突破了九州即天下的地理局限，徐霞客突破了书本即真实的认知局限，林则徐突破了中国即世界的视野局限。

他们所“知”的，在他们出发之前就已经不少了。

邹衍是稷下学宫的著名学者，徐霞客自幼博览群书，林则徐是科举正途出身的封疆大吏。

但恰恰是这些“知”得很多的人，最深刻地感受到了自己“知”得太少。

这就是“出远知少”的真义。

不是走得越远知道得越少，而是走得越远，越发现自己原来的“知”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这种对“知少”的自觉，才是继续学习和实践的动力。

左宗棠的经历可以作为一个注脚。

左宗棠自小挚爱方舆地理，二十一岁时就写下“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的诗句，对西北边疆早有关注。

但真正让他深刻认识到“西域屯政不修，地利未尽，以致沃饶之区，不能富强”的，是三十八岁时与林则徐在湘江船上的一夜长谈。

据《左宗棠全集》及新疆地方志记载，道光三十年（1850年），六十五岁的林则徐与三十八岁的左宗棠在长沙湘江的船上对谈，从吏治民生到边疆风云。

林则徐把自己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地图全部交给了左宗棠。

左宗棠后来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用了大量数据和细节来说明西北治理的困境。

他在《分闱折》中写道，甘肃距陕西“道阻且长”，清朝开国两百多年来，许多士子因为路途遥远、花费高昂而无力赴陕参加乡试，放弃考试的生员占到“十之七八”。

有的路遇暴洪、滑坡，错过考期；有的盘缠用尽，半途而废；有的“走着走着得了抑郁症、客死他乡”。

左宗棠感慨道：“穷经皓首，一试无缘，良可慨矣”。

这些数据不是从书本上抄来的，是他用脚步丈量河西走廊之后得出的。

他在《分闱折》中写道：“边塞路程悠远，又兼惊沙乱石，足碍驰驱，较中原行路之难，奚翅倍蓰”。

这种对道路艰难的切身体认，是坐在书房里写不出来的。

林则徐用脚丈量了从西安到伊犁的八千里戍途，左宗棠用脚丈量了从甘肃到新疆的万里边疆。

他们丈量的不仅是土地，更是认知的边界。

回过头来看公元前284年燕国碣石宫前的那一幕。

燕昭王扫路迎邹衍的时候，未必理解“大九州”说的全部含义。

但他知道，面前这个人带来的东西，超出了燕国已有的认知范围。

一个国君为一位学者扫路，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对“知少”的承认。

邹衍后来在燕国做的事情——改良寒谷水土，让不生五谷的土地长出庄稼——也说明了一个道理：承认“知少”不是目的，用行动去填补认知的空白才是。

在行路中保持谦逊，在知少中追求真知。

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条被反复验证过的路径。

邹衍走过了，徐霞客走过了，林则徐走过了，左宗棠也走过了。

他们走过的路各不相同，但每一步都从同一个起点开始：承认自己站在一个很小的角落里，然后迈出那一步。

碣石宫前的甬道上，落叶还在被扫帚一下一下地划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