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3年，上海莫利爱路二十九号，宋庆龄面对寓所外的窥视与恐吓，仍照常会客、读书。关于蒋介石是否亲口下令杀害宋庆龄，史料之间并不完全一致，但军统长期监视、威胁，乃至研究制造意外的说法，确实见于相关回忆与记述。
这场冲突的根子，不只是姐妹之间的家事。宋庆龄始终坚持孙中山晚年的政治主张，反对蒋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名，将主要力量用于国内清剿。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后，宋庆龄没有因此改变立场，反而多次公开批评南京方面的政策。
1933年春，宋庆龄在上海同蔡元培、杨杏佛等人交往密切，参与救济、反战以及声援进步人士的活动。她的身份太特殊，影响也太大，既是孙中山的夫人，又是宋氏家族成员。对蒋介石而言，她的公开发言很难被当作普通反对意见处理。
莫利爱路的日子并不安静。电话常在深夜响起，接通后却无人说话；寓所附近有人徘徊，墙外还不时传来怪声。有人寄来带有威胁意味的信件，甚至夹带子弹。宋庆龄身边的人受到惊吓，她却没有停止公开活动。
一次，女佣李燕娥深夜回到寓所，声称在路上遇到了装扮怪异的人。宋庆龄走到窗前，看见墙头探出几张故意吓人的面孔，只说了一句：“别理他们。”这句话很短，却说明她已经判断出，对方并非真正要制造混乱，而是在试探她的胆量。
恐吓没有奏效，利诱也随之而来。上海市长吴铁城曾以治安不佳为由，建议宋庆龄搬往静安寺附近的一处别墅，并承诺增加警卫。这个安排表面上是保护，实际却可能让她离开外国租界，进入更容易被控制的环境。
宋庆龄没有接受。她明白，住在哪里并非小事。寓所一旦更换，来往人员、警戒方式和周围环境都会改变，原有的安全屏障也可能随之消失。吴铁城离开后，她对李燕娥说：“他们不是担心治安，是想让我们搬走。”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在上海被军统特务刺杀。杨杏佛是宋庆龄的重要助手，也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核心成员之一。宋庆龄没有因为危险而避开葬礼，反而公开出现，对凶手及其背后的政治暴力提出严厉批评。这件事使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据沈醉后来回忆，戴笠曾要求他设法接近宋庆龄，既要摸清寓所情况，也要寻找能够下手的机会。直接接触宋庆龄风险太大，沈醉便把目光放在李燕娥身上。
李燕娥出身普通，负责宋庆龄的日常起居，对寓所内外的情况十分熟悉。军统人员先安排女特务接近她，以送小礼物、闲聊家常等方式取得信任，还旁敲侧击地询问来访者姓名。李燕娥虽然朴实，却没有把这些事瞒住宋庆龄。
宋庆龄很快察觉异常，提醒她保持距离。女特务的试探因此中止，送来的东西也被退回。接着，军统又安排男特务假扮司机，通过一场刻意制造的相遇接近李燕娥。两人关系逐渐亲近，甚至谈到婚嫁。
男特务终于进入寓所，并以准女婿的身份同宋庆龄见面。会面之后，李燕娥突然改变态度，拒绝再同他交往。宋庆龄究竟从哪里看出了破绽，后来的说法很多，有人提到他的衣着，有人认为是谈吐和生活细节，但没有足够材料能够完全证实。
真正让戴笠为难的，是宋庆龄的身份。她若遭遇不测，宋美龄不可能置身事外，宋霭龄以及整个宋氏家族也会追究责任。军统可以制造许多阴影，却未必承受得起公开刺杀带来的政治后果。
沈醉回忆中还提到过制造车祸的设想：利用车辆冲撞宋庆龄的座车，造成重伤或意外死亡。这个计划需要精确计算速度、路况和逃离方式，执行者还可能被法租界当局逮捕。风险越算越大，行动始终没有真正实施。
宋美龄是否曾持枪质问蒋介石，同样主要见于回忆性材料，缺乏足够的同时期档案印证。可以确定的是，宋庆龄在1930年代承受了持续监视和政治压力，而围绕她展开的各种计划，最终没有改变她在上海的公开活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局势发生变化，针对宋庆龄的相关设想也失去了实施条件。1949年以后，她继续投入妇女、儿童和社会福利事业，直到1981年5月29日在北京逝世。有关那场未遂阴谋的许多细节，仍留在回忆录、口述材料和历史争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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