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9年6月，山西康城战斗中，王耀南负伤倒在阵地旁。炮弹击中他的手臂，弹片又划开腹部，肠子一度外露。剧痛之下，他把肠子塞回腹中，仍要求部队继续完成爆破任务。战后，毛泽东、朱德得知消息，指示延安总医院全力抢救，毛泽东还称赞他是“民族英雄”。
这不是一位只会冲锋陷阵的将领。王耀南真正擅长的，是在枪炮声中判断地形、计算距离、寻找突破口。他带出来的工兵，能架桥、筑路、挖坑道，也能用爆破撕开坚固防线。
1911年，王耀南出生于江西萍乡。家境贫寒，他没有接受完整教育，年幼时便跟着长辈学习制作鞭炮。这个经历看似普通，却让他很早接触了火药、引线和爆炸原理，为日后从事爆破工作埋下基础。
1919年，8岁的王耀南随母亲来到安源煤矿，投靠在那里做爆破工的父亲和祖父。煤井下的危险、矿工的困苦，使他很早便明白，底层工人的日子并不容易改变。
1921年秋，毛泽东来到安源开展工人运动。革命思想传入矿区，也进入了王耀南的心里。1922年安源儿童团成立后，他积极参加活动，并在同年9月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中，承担张贴标语、传递消息等工作。
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愿意参加革命，他回答得很直接：“穷人要想过上好日子，不能只靠忍。”这句话未必是当年的原话，却很符合他早年形成的信念：要改变命运，必须拿起实际行动。
秋收起义期间，王耀南担任起义部队第二团爆破队副队长，参加破路行动。起义部队转往井冈山后，他继续从事工程和爆破工作。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受朱德安排，参与筹建红一军团工兵连，担任连长。
工兵在战场上不显眼，却常常决定战斗能否推进。1931年攻打会昌县城时，王耀南带领工兵连续作业二十多天，掘进一条通向城脚的坑道，随后实施爆破，为红军打开突破口。1933年沙县战役中，他再次组织坑道作业和城墙爆破，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战功突出，王耀南获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民间常把这种荣誉称作“免死金牌”，但它并不是可以免除一切刑罚的法律凭证，而是对红军指战员功绩的高度肯定。这个说法之所以流传，是因为当时这类奖章极其珍贵。
王耀南的难处，也在于他不愿对错误沉默。红军时期，部队曾提出快速扩充工兵力量的设想，工兵连要扩大为工兵队，随后又计划组建规模更大的工兵总队。王耀南认为，工兵是技术兵种，人员必须经过训练，不能把普通人员仓促送上战场。
面对不切实际的安排，他当面说：“工兵不是凑够人数就能成军，没训练好，就是把人送进险地。”话说得重，却击中了问题的要害。由于坚持己见，他遭到撤职，甚至从工兵连长降为伙夫班班长。
这种升降，在他的军旅生涯中并非一次。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多次负伤，也多次获得通令嘉奖，可职位仍因性格刚直而反复变化。1948年底，彭德怀曾考虑让他担任西北野战军工兵主任兼第七军军长，但因组织安排调整，最终没有到任。
在晋察冀地区参加土改工作时，王耀南又因反对“左倾”做法提出意见，后来被调任山西省军区临汾军分区司令员。对他而言，降职并不等于放弃原则，职务变化也没有改变他对工程兵建设的判断。
抗美援朝战争中，王耀南虽身体多病，仍参与前线防御工程建设。他重视坑道体系，强调把坑道、交通壕、火力点和物资储存结合起来，使阵地能够经受猛烈炮击。上甘岭战役期间，这类防御工程为志愿军坚持作战提供了重要条件。
后来，他曾任华北军区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协助聂荣臻处理工程保障事务。部队整编后，他又调任军区工程兵主任，这被视为军旅生涯中的第八次降职。名义上职位降低，实际承担的工程建设责任并未减轻。
1955年9月，王耀南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授衔后，他因伤病休养多年。1960年以后，仍先后担任工程兵司令部副参谋长、工程兵副司令员等职，继续参与人民军队工程兵体系建设。
1984年11月3日，王耀南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按照遗嘱，他将遗体捐献给医疗事业。这个曾经在矿井里学习爆破、在战火中开路架桥的人，最终把自己留给了他长期服务的国家建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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