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4年，北京，廖汉生接到军委办公厅的通知时，正在处理日常工作。电话那头没有多作解释，只说中央准备为贺龙恢复名誉，有些情况需要他回忆核对。这个消息来得突然，也让这位曾长期跟随贺龙作战的将领心情复杂。
此前不久，廖汉生到叶剑英家中拜年。谈话间，叶剑英问他：“你是贺龙那里的人吧？”廖汉生回答是。叶剑英随即说，毛主席已经指出，贺龙的问题搞错了，要为他平反。
一句话，分量极重。
廖汉生与贺龙的关系，并非普通的上下级关系。早年，廖汉生的父亲曾在贺龙身边任职。贺龙率部经过村庄时，许多乡亲避之不及，年幼的廖汉生却迎了上去。贺龙得知他的身份后，对这个孩子留下了印象。
1921年，廖汉生的父亲去世，家庭生活陷入困难。贺龙出面资助他到县城读书。后来部队经费紧张，廖汉生不得不辍学回乡，但这段经历让他明白，贺龙并不是只会带兵打仗，也十分重视年轻人的成长。
1930年，贺龙率部向洪湖地区发展。为了锻炼廖汉生，他安排其跟随亲属参加地方武装。队伍遭遇损失后，廖汉生没有退缩，重新组织力量，后来这支队伍被编入红军。此后，他逐渐走上军事指挥岗位。
贺龙对廖汉生的培养，有严格的一面，也有信任的一面。廖汉生从基层工作做起，在战斗中积累经验，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反“扫荡”作战，解放战争时期又担任重要军事职务。可以说，贺龙为他打开了一条通往革命队伍的道路。
也正因为这种关系，贺龙受到错误对待后，廖汉生也被牵连。此后多年，他处于被审查和关押状态。毛主席谈到相关问题时，明确说过：“廖汉生没有罪。”这句话传达后，他才重新获得自由。
获释之后，廖汉生才逐渐了解到，贺龙夫妇在那段时期同样承受了严重困难。贺龙于1969年6月9日在北京逝世，相关问题迟迟没有得到应有的澄清。周恩来曾过问薛明的处境，使她在贺龙去世后较快得到安置。对于廖汉生而言，这些往事并不只是文件里的内容，而是多年亲历的苦难。
王树声逝世后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期间，周恩来把廖汉生叫到一旁，专门谈到贺龙的问题，要求他把几个关键事实回忆清楚。这个细节说明，中央准备作出的结论，不能只凭概括性评价，更要有事实依据。
起草相关文件时，叶剑英和邓小平看过初稿，认为对贺龙的评价不够充分。叶剑英于是找到廖汉生，请他写一份材料。廖汉生起初有些犹豫，说自己过去写材料，往往是为了交代问题，如今又要写，心里难免有顾虑。
叶剑英回答：“正因为这样，才要你写。”
随后，叶剑英谈起自己与贺龙的交往。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曾试图拉拢贺龙，遭到拒绝。叶剑英也在革命处境急剧变化时选择了与蒋介石决裂。两人真正相识，始于大革命后期的武汉。
南昌起义前夕，汪精卫借张发奎之名，企图把叶挺、贺龙召至庐山并控制其部队。叶挺、贺龙识破意图，决定不上庐山，贺龙先率部前往南昌，叶挺留下周旋。起义爆发后，叶剑英身处张发奎部，曾设法延缓追击行动，为起义军保存部分力量。
这段经历，后来很少被简单归结为私人交情。叶剑英对廖汉生说：“我和贺龙同志几十年来，个人关系并不是很好。但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为了党的利益。”
这句话看似冷静，实际点出了老一辈革命家相处时的另一面。他们在工作中有分歧，有时甚至保持距离，但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却能彼此支持。抗战胜利后，贺龙身体状况变差，叶剑英还曾坚持安排他到北平治疗，并联系医院和医生。
廖汉生随后回到薛明住处，把叶剑英的意见告诉她，又与王震夫妇、王尚荣夫妇商量材料内容。第二天，他便完成了初稿。材料送到叶剑英手中后，相关文件继续修改。
中央下发的通知，确认了为贺龙恢复名誉的基本结论，但对他的评价仍较为克制。叶剑英谈到这份文件时说，评价不算高，目前只能做到这个程度。廖汉生回答：“那是我的个人看法，中央文件是组织的意见。”叶剑英仍觉得遗憾，只说了一句：“你写的也不高。”
1975年，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举行，已经调往南京工作的廖汉生被点名通知参加。对叶剑英而言，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礼仪安排。让廖汉生出席，既是对贺龙历史地位的尊重，也是在当时条件下，对一段被长期遮蔽的革命经历作出明确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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