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0年11月29日清晨，山西五台县河边村，阎锡山没有穿军装，也没有乘坐专车，而是换上长袍马褂，戴着风帽，装扮成普通商旅，悄悄离开了经营多年的晋军大本营。
这次出行，外界早已得到另一套说法。阎锡山此前致电蒋介石，声称自己将在12月1日经石家庄前往天津，再办理出洋事宜。真正的行动却提前了两天，连一些亲信也没有完全知情。
临行前，送行的人并不多，只有父亲阎书堂和表兄曲清斋等少数亲属。曾经前呼后拥的晋军领袖，此刻避开人群，甚至不敢按照公开路线行动。冷清的场面，正说明中原大战失败后，阎锡山的处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这场失败并不是一场普通的战役失利。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联合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势力，共同反对蒋介石。联军声势很大，号称兵力达到数十万，战线横跨华北、中原多个地区。
但军队多，并不等于力量真正凝聚。阎、冯、李三方各有算盘，国民党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也只是因反蒋而暂时靠拢。有人争地盘，有人求自保，有人想借战事重新取得政治位置。这样的联盟，表面上气势汹汹，内部却很难形成统一指挥。
阎锡山尤其看重保存实力。他希望通过拖延和周旋，避免晋军损失过重，却也因此错过了若干战机。到了1930年秋天，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发表主张停战的通电，局势迅速倒向蒋介石一方。10月以后，多名地方将领相继改变立场，反蒋联军开始瓦解。
11月4日，阎锡山发表通电，宣布释权归田。蒋介石虽然取得胜势，却并没有打算让阎锡山继续留在山西。对南京方面而言，阎锡山经营山西多年，晋军体系根基深厚，只要本人仍在，便可能重新聚拢旧部。
阎锡山回到河边村后，以侍奉患病父亲为名暂避风头。实际上，他一直在考虑退路。他明白，若公开乘车离开，沿途很可能受到监视甚至拦截，于是准备了虚实两套方案，表面上声称要去天津，暗中却另走路线。
他还提前安排了晋绥警备总司令部，将部分军政事务交给徐永昌、杨爱源等亲信处理，并设法保留晋军残余力量。临走之前，面对亲近人员，阎锡山留下了一句话：“八个月后再见。”
这句话并非单纯的意气之争。它透露出阎锡山并未承认自己已经彻底出局。他把离开山西看作暂时退让，而不是政治生命的终点。只是当时谁也无法确定，八个月之后，他还能不能重新踏上山西土地。
阎锡山先抵达天津，随后于1930年12月22日登上日本大阪商船会社的“武昌丸”号，前往大连。名义上，他准备经日本赴欧洲和美国，实际上却选择在日本控制下的大连暂时隐居，以避开蒋介石方面的直接压力。
大连时期的阎锡山，表面上游海、泛舟、赋诗，摆出远离政事的姿态。可是，他并没有真正放弃山西。通过亲信之间的秘密往来，他继续关注晋绥军的整编和山西政局，并利用商震、徐永昌、傅作义以及杨爱源等不同力量之间的矛盾，维持自己的影响。
有意思的是，阎锡山真正担心的，不只是蒋介石的追捕，还包括山西内部失控。西北军势力向山西渗透，各地军政力量彼此角逐，晋军若发生分裂，他多年经营的根基便可能被他人接手。继续留在大连，看似安全，实际却可能失去东山再起的机会。
1931年8月5日，阎锡山秘密包租一架小型飞机，由大连飞抵山西大同。次日，他回到五台县河边村。距离他离开山西，恰好八个多月。“八个月后再见”终于兑现，但此时的山西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可以由他一言决断的山西。
他的归来立即引发各方警惕。张学良要求他尽快离开，蒋介石方面也不断施加压力。阎锡山则以父亲病重、需要尽孝为由拖延，并没有马上接受安排。
局势很快出现转折。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东北局势骤然恶化。民族危机压倒了原有的派系争斗，蒋介石无暇继续集中力量处理阎锡山。阎锡山随即提出共同应对外患的姿态，争取解除自身困境。
1932年2月27日上午，阎锡山在山西省政府大礼堂举行就职典礼，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离开时，他是战败后乔装出走的失意军阀；回来时，已经借助局势变化重新取得了政治位置。此后，他把更多精力放在山西省政建设和经济整顿上，着手推进所谓“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以修复战乱留下的财政、交通与工业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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