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房睡，是睡得更好 or 更差？夫妻同睡能睡得更香更久

睡眠是老年健康研究中的重要议题，而心理幸福感不仅受个体因素影响，也嵌入夫妻互动和家庭关系之中。既有研究多将睡眠视为个体行为，较少从夫妻层面关注老年夫妻的睡眠安排，且相关证据多来自西方社会。因此，考察非西方社会中老年夫妻睡眠安排与其心理幸福感的关系，具有一定研究价值。

该文题为 Multilevel analysis of sleep arrangements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mong older couples in Taiwan，作者为来自中国的科研团队，发表于 BMC Public Health。文章以台湾北部860对异性已婚老年夫妻为样本，将心理幸福感操作化为由快乐、生活满意度和充实感构成的潜变量，并采用多水平结构方程模型，在个体和夫妻两个层面上分析睡眠安排与心理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睡眠是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议题，尤其在老年群体中，睡眠问题与身体健康、认知功能和心理状态密切相关。心理幸福感不仅意味着没有心理疾病，也包括快乐、生活满意度和充实感等积极体验。已有研究较多关注睡眠时长、睡眠质量和失眠等个体睡眠特征对老年人健康与心理幸福感的影响。

然而，睡眠并不只是个体行为，也嵌入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情境之中。夫妻是老年人最重要的亲密关系之一，其睡眠安排如同床、同房不同床或分房睡，可能同时涉及睡眠质量、亲密关系、陪伴、安全感和婚姻规范。既有研究多将夫妻关系作为背景，或默认夫妻同床，较少从夫妻层面考察睡眠安排本身。相关证据也主要来自西方社会，对非西方文化背景下老年夫妻的睡眠安排及其社会文化意义关注不足。不同社会对夫妻同床、分房睡的规范和解释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有必要在更广泛的文化背景中理解老年夫妻睡眠安排与心理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使用台湾青年项目（TYP）2019年父母调查数据，由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实施。样本为台湾北部860对异性已婚老年夫妻，共1,720人，均为同住夫妻。夫妻双方独立完成问卷：常规问题由调查员访谈完成，私人问题由参与者单独填写。研究经伦理委员会批准。

睡眠安排：作为夫妻层面变量。根据个体自报“目前是否与配偶/伴侣同房同床睡”及具体反应类别，交叉比对夫妻双方回答。双方回答一致时归入相应类别；不一致或缺失归为“不明确”。最终以三个虚拟变量进入模型：同房不同床、分房睡、不明确，并以同床睡为参照组。

心理幸福感：作为个体层面潜变量，由快乐、生活满意度、充实感三个指标测量，均采用五点计分，分数越高表示心理幸福感越高。

控制变量：夫妻层面包括家庭所在地、同住人数、子女数、年龄差、教育差、婚龄、就寝时间是否不一致、起床时间是否不一致等；个体层面包括性别、退休状态、年龄、教育、自评健康、睡眠质量、入睡潜伏、睡眠时长、抑郁症状、自尊、性别态度、夫妻冲突和亲密沟通等。

采用两水平随机截距结构方程模型。个体为第一水平，夫妻为第二水平，以处理个体嵌套于夫妻所导致的非独立性。心理幸福感作为潜变量，其三个观测指标允许在夫妻间存在随机截距，并据此估计夫妻层面的潜变量。睡眠安排作为夫妻层面变量纳入模型，用于估计其与个体心理幸福感之间的关联。

分析先通过多水平验证性因子分析和空模型评估测量模型及组内相关，判断是否需要进行多水平建模；随后纳入个体和夫妻层面变量，估计睡眠安排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进一步进行随机斜率分析，检验个体睡眠特征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是否随夫妻睡眠安排而变化。敏感性分析包括：采用不同编码方式处理夫妻睡眠安排回答不一致的情况；控制约10年前调查中的婚姻关系质量和冲突策略。描述统计使用Stata 14，多水平分析使用Mplus 8.10，缺失数据采用全信息最大似然法处理。

老年夫妻的心理幸福感总体偏积极，五点量表中均值为3.83。约16.74%的夫妻报告分房睡。多数夫妻存在就寝时间不一致（71.16%）和起床时间不一致（76.86%），但自评睡眠质量总体较好，平均年龄为61.53岁。

与同床睡相比，分房睡与较低的心理幸福感显著相关（β = −0.12，p < .05；部分模型中p < .01）。同房但不同床也与较低的心理幸福感相关（β = −0.17，p < .05）。在控制个体和夫妻层面特征后，这一关联仍然存在。

夫妻冲突越高，心理幸福感越低（β = −0.05，p < .05）；亲密沟通越多，心理幸福感越高（β = 0.08，p < .05）。在纳入夫妻冲突和亲密沟通后，分房睡与较低心理幸福感的关联仍显著。

睡眠质量越差，心理幸福感越低（β = −0.13，p < .05）。分房睡会加剧低睡眠质量与低心理幸福感之间的负向关联（β = −0.16，p < .01）。睡眠时长与心理幸福感的关联不随睡眠安排变化；睡眠潜伏期与心理幸福感的负向关联在睡眠安排“不明确”组中变弱（β = 0.09，p < .05）。

在控制约10年前的婚姻关系质量和冲突策略后，分房睡仍与较低心理幸福感显著相关（β = −0.09，p < .01）。采用替代编码方式处理夫妻回答不一致后，结果方向和大小基本一致。

心理幸福感指标存在夫妻层面聚集，组内相关系数分别为：快乐0.24、生活满意度0.26、充实感0.30。多水平验证性因子分析还显示，“快乐”的因子载荷在个体层面为中等，但在夫妻层面明显更强。

作者认为，分房睡与较低心理幸福感相关，而同床睡可能通过提供安全感、陪伴、亲密和情感联结，促进老年夫妻的心理幸福感。睡眠不仅是生理行为，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和依恋行为；同床睡符合社会对夫妻“在一起”的规范，而分房睡可能违背这种规范，带来孤独感、社会压力或关系疏离感。

既往研究存在两种视角：客观睡眠研究常发现同床睡可能因翻身、作息不同而干扰睡眠；但多数人主观报告与配偶同睡时睡得更好。本研究结果间接支持后一种视角，即同床睡与较高心理幸福感相关，而分房睡与较低心理幸福感相关。作者也引用已有研究指出，分房睡与老年人孤独感较高有关。

作者承认，关系不好的夫妻可能更倾向分房睡，从而影响心理幸福感。但敏感性分析控制约10年前的婚姻关系质量和冲突策略后，分房睡与较低心理幸福感的关联仍然显著，说明这一关联不能完全由既往关系质量解释。夫妻冲突越高、亲密沟通越少，心理幸福感越低。

多水平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快乐”指标在个体层面因子载荷中等，但在夫妻层面明显更强。作者推测，情绪依赖、情绪调节和情绪趋同可能在亲密关系中起作用，老年夫妻的情绪状态会在夫妻层面相互影响和放大。

研究为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关系；睡眠安排、睡眠质量和心理幸福感均为自报，可能存在回忆偏倚；未检验心理幸福感与睡眠安排之间的双向关系；睡眠安排测量较粗糙，夫妻回答不一致时归为“不明确”；缺乏睡眠呼吸暂停、共病、用药等医学信息；性亲密和睡眠安排决策过程也未纳入；样本为台湾北部老年夫妻，外推性有限。

研究优势在于使用非西方老年夫妻样本、多水平结构方程模型和潜变量方法，将睡眠安排视为夫妻层面的社会行为。总体而言，作者认为睡眠安排是老年夫妻心理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评估老年人心理幸福感时应考虑其睡眠安排，而不应简单建议分房睡，需同时权衡睡眠质量与夫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