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宏祥：王阳明对《孙子兵法》的传承、创新及当代启示

王阳明对《孙子兵法》的传承、创新及当代启示

杨宏祥

大庆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摘要］ 　王阳明作为历代文人用兵制胜的典范，传承了《孙子兵法》等中华优秀传统兵学思想，并在实践中予以创新。王阳明充分汲取了《孙子兵法》的战争观、方法论、战略原则、战术原则和用兵原则等兵学精要；以心学统摄兵学，心学为体，兵学为用，实现了中国传统兵学范式由“以术御兵”向“以道御兵”或“以心御兵”的存在论转换，形成了“以心御兵”的军事思想，并在军事实践中予以运用，立下赫赫战功；“以心御兵”军事思想对当代认知域作战理论和实践创新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 　王阳明 《孙子兵法》 内圣外王 以心御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更是异彩纷呈、璀璨夺目。这既得益于历代兵家将帅对传统兵学典籍的研读、注释、阐发、创新和实战运用，也得益于古圣先贤为兵学、兵事注入了深刻的思辨，有力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传承、发展和传播。在历代文人中，明代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王阳明无疑是汲取传统兵学精华并付诸实践的杰出代表。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自称阳明子或阳明山人，浙江余姚人，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立下三大军功：荡平南赣匪患、平定宁王叛乱、平息两广思田之乱，世称“先儒王子”。王阳明弟子薛侃称其“具文武之全才，阐圣贤之绝学”。明末清初的黄宗羲赞其哲学思想“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清代张廷玉盛赞其军事才华：“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王阳明以其横绝古今的才华，达于“立德、立言、立功”之“三不朽，成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举世推崇的千古圣人。王阳明研读《武经七书》等中华优秀传统兵学经典著作，尤为推崇《孙子兵法》，并在军事实践中予以创新，形成了“以心御兵”的军事思想，确立了“内圣外王”的儒将范式。

一、王阳明对《孙子兵法》精要的传承

弘治十年（1497），二十六岁的王阳明洞察到武举制度存在重大缺陷，开始潜心研究兵书。“武举之设，仅得骑射搏击之士，而不能收韬略统驭之才。于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每遇宾宴，尝聚果核列阵势为戏”。弘治十二年（1499），“是岁，《武经七书评》成”。《武经七书评》“实为阳明早年学兵法、读兵书所作笔记批语，即兴评批而成”。他对《孙子兵法》逐篇批注，是我们得以一窥王阳明军事思想与《孙子兵法》渊源最为重要的文本依据，也是王阳明唯一一部传世的兵法点评文本。

（一）确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为军事实践的元方法论

弘治十二年五月，王阳明“奉檄出使关外，视察边戍军屯，归来后即向弘治皇帝上《陈言边务疏》，即著名的“安边八策，而“安边八策”的基本思想主要源自《孙子兵法》的“五事七计”。针对边患敌情，王阳明从“蓄材以备急”“舍短以用长”“简师以省费”“屯田以足食”“行法以振威”“敷恩以激怒”“捐小以全大”“严守以乘弊”这八个方面提出了因应之策。

王阳明尤为重视《孙子兵法》的战前“庙算，指出，“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是兵家秘密藏，即下文所谓‘权’也，‘诡’也，“孙子开口便说‘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此中校量计画，有多少神明妙用在，所谓‘因利制权’、‘不可先传’也”。王阳明将“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作为指导军事实践的原则贯穿于对“孙子十三篇”评点的全过程，尤其对《始计篇》《作战篇》《谋攻篇》《虚实篇》《军争篇》《用间篇》这六篇进行评点时，都明确提到了这一点。可见，王阳明将“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视为军事实践的元方法论，是其指挥军队作战的首要原则。

（二）传承了“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的作战思想

王阳明深知，与敌交锋，形势瞬息万变，一方面，要使敌人“不能窥见我谋，指出，“谈兵皆曰：‘兵，诡道也，全以阴谋取胜’”。另一方面，则要尽量通过用间之法获取敌人情报，他认为，“知此一法，任敌之坚壁完垒，而无不可破，横行直撞，直游刃有余耳”。多年后，无论是在漳南“预遣间谍，探贼虚实，还是在赣州颁行“十家牌法”有效瓦解敌人间谍渗透，或是通过伪造公移等官方文书和派遣间谍散布虚假消息成功迷惑和迟滞朱宸濠叛军，都充分体现了他对孙武“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的深刻认识和灵活实践。

（三）确立“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为军事实践的基本方法

“兵者，诡道也”决定“奇正之变，不可胜穷”。王阳明十分重视《孙子兵法》中的“奇正之变，指出，“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此《易》理也。奇兵作用，悉本于此”。“诡道”就要求在“正”与“奇”之间无穷转换，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敌情和主动创造有利于己的战略态势。在王阳明一生三次大规模的军事指挥实践中，坚持“正”与“奇”相融合的原则，既体现为以正兵对敌、以奇兵破敌，也体现为以道德教化感化敌人、以文辞激烈的檄文震慑敌人，刚柔并济，剿抚并用。在王阳明看来，“正”与“奇”在不同阶段相互转换，宜正则正，宜奇则奇，变化无穷。“奇正之变”正是王阳明从《孙子兵法》中汲取并灵活运用的用兵方法。唐代卫国公李靖认为，“奇”的读音为“机，“奇，余零也”“兵无不是机，“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奇正在人而已”。精研《武经七书》的王阳明，显然深得孙武、李靖等军事家论“奇正之变”的精髓，在其军事实践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四）确立“避实而击虚”“因敌而制胜”为军事实践的战术原则

王阳明继承了孙武“避实而击虚”“因敌而制胜”的战术原则。正如李靖所说：“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王阳明对“奇正”与“虚实”关系有着深刻理解，所以，他对待不同的敌人采取不同的战术策略，或攻心渗透用反间计迷惑和瓦解敌人斗志；或率军直击，攻其所必救，最大限度调动敌人；或因时因地采取火攻等具体战法击溃敌人；或发动民众有效阻断敌人渗透；或精选善战之士提高作战力量。这种没有定法、无所不“奇”的军事实践，时常令对手无法作出正确判断而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王阳明认为：“盖能为校计索情者，乃能知虚实；能知虚实者，乃能避实击虚，因敌制胜。”在多年军事实践中，王阳明鲜与对手硬碰硬地正面交锋，而是将“奇正”与“虚实”等用兵原则融为一炉，将避实击虚、因敌制胜的战术原则发挥得精妙绝伦，牢牢掌握主动权，充分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终达于“致人而不致于人”的至高用兵境界。

（五）确立“兵非益多也”的精兵省费的用兵原则

《孙子兵法》主张“兵非益多也，强调选练精兵的重要性，王阳明深以为然。早在《陈言边务疏》中，他就主张“简师以省费，在无法有效“因粮于敌”的情况下，“惟有简师一事，犹可以省虚费而得实用，并认为“兵贵精不贵多”。“南、赣之兵，素不练养，见贼而奔，则其常态，主要原因在于“素不练兵，倚人成事，动辄从两广调集狼兵，“往返之际，辄已经年；糜费所须，动逾数万”。王阳明指出：“兵贵善用，岂在徒多？”为此，他确立了任将、选兵、练兵三位一体的精兵省费的用兵原则：其一，推选素有胆略、洞悉敌情、才堪大用和“力能扛鼎、勇敌千人者”为将；其二，招募“骁勇绝群、胆力出众之士”为精兵；其三，命各地选拔出“部下骁勇之士”集中操练。王阳明贯彻“精兵省费”原则，力求在确保军事斗争胜利基础上，将军事行动的代价降到最低。

二、王阳明对《孙子兵法》的创新及实战运用

王阳明以哲学统摄兵学，将兵学纳入哲学视野，在实现自身哲学思想由向外格物穷理的朱熹哲学转为向内格心求理的心学的过程中，结合军事实践，推动了哲学和兵学的融汇，完成了对中国传统兵学思想范式的存在论变革，逐渐确立起“以心御兵”的军事思想范式，实现了对《孙子兵法》的创新。

（一）王阳明“以心御兵”军事思想形成的哲学基础

王阳明之所以能够屡立战功，既与其青年时“留情武事”密不可分，“但也与其学术素养不无关系，“盖师学静入于阳明洞，得悟于龙场，大彻于征宁藩”。正德元年（1506），三十五岁的王阳明因言获罪，被贬谪到贵州龙场驿任驿丞。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日夜端居默坐，澄心精虑，以求诸静一之中。一夕，忽大悟，踊跃若狂者，“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此即“龙场悟道”。在居夷处困、百死千难的恶劣环境中，他通过对自身内心世界的深入反思和体悟，最终领悟到圣人之道不假外求、“心即理”的道理，终于实现了思想上的重大突破，“于是格物变为求心，这在《传习录》上表现为‘格心’说”。

王阳明从“龙场悟道”力倡“心即理”“知行合一，到提出“良知”“致良知”之说，再到“天泉证道，形成了完备的哲学思想体系，为其在军事思想和实践中以心学融汇和创新《孙子兵法》等兵学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哲学思想根基。王阳明以“心学”哲学体系之“内圣”推动军事思想创新和军事实践之“外王”。因此，“阳明哲学是‘心学’，阳明军事学也是‘心学’”。王阳明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将儒家心学与中国传统兵学相融合，从心学角度重新审视和解读传统兵法，为传统兵法提供了存在论基础，使其具有了形而上意义，逐渐开辟出一条独特的“以心御兵”即以“心法”统御“兵法”的军事思想创新之路。

（二）王阳明“以心御兵”军事思想范式的确立

中华文化元典《周易·系辞上传》中强调：“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王阳明以道御器、以器证道，道器相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心御兵”的军事思想体系，呈现出“心学为体，兵学为用”的鲜明特征。王阳明的军事思想绝非对《孙子兵法》的简单复刻。兵学兵书更强调制胜之术，王阳明则以心学为枢纽，将兵学与心学相融合，完成了由术而道、从“兵法”向“心法”的军事哲学跃升，为军事实践提供了哲学上的存在论依据。这不仅实现了由“以术御兵”向“以道御兵”或“以心御兵”的军事思想范式转换，确立了“内圣外王”的儒将范式，更赋予了军事实践以丰富的延展性，为战后地方治理开拓了广阔空间。正如“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的岳飞曾对宗泽所说的那样：“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王阳明后来进行的军事实践正是达到了这种“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至高用兵境界。这一军事思想范式的确立不仅深刻影响了胡宗宪、孙元化、戚继光等后世名将，更成为东亚儒家文化圈“文武合一”或“智武合一”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

（三）王阳明“以心御兵”军事思想的实战运用

在王阳明看来，“兵凶战危，圣人不得已而用者也，军事行动始终是迫不得已而采取的手段，而非最终目的。在江西、福建、广西等地展开的军事实践中，他运用“以心御兵”以“破心中贼”的军事思想，将军事行动与道德教化、地方治理相结合，不仅立下赫赫战功，更构建起经略一方的长效治理机制，充分展现出其“以心御兵”军事思想的现实威力。

1.巡抚南、赣、汀、漳

正德十二年（1517）正月，四十六岁的王阳明动身前往江西赴任，开启了“以心御兵”之旅。王阳明抵达赣州，便“整饬地方各省兵备，选拣民兵，立十家牌法，二月即发兵攻打长汀、上杭，亲自督战，四月中旬平定福建漳南。十月，王阳明发兵攻打横水、左溪，六日即平定横水、左溪。王阳明在横水时，曾在写给弟子杨仕德的书信中道出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实践感悟，并强调：“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十月末进兵桶冈，十一月中旬，破桶冈、平茶寮。正德十三年（1518）正月至三月，王阳明率军连续破三浰、平九连山，一举荡平荼毒赣南多年的“匪患”。

王阳明在正德十二年九月发布了《告谕浰头巢贼》，恩威并施，发动了对三浰的攻心战，以“良知”感召之法，分化瓦解敌方阵营，与孙武“上兵伐谋”的“全胜”思想一脉相承。首先，王阳明对匪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夫人情之所共耻者，莫过于身被盗贼之名；人心之所共愤者，莫甚于身遭劫掠之苦，“自吾至此，未尝遣一人抚谕尔等，岂可遽尔兴师剪灭，是亦近于不教而杀，异日吾终有憾于心”。继而，王阳明又对匪众进行威慑：“尔之财力有限，吾之兵粮无穷，纵尔等皆为有翼之虎，谅亦不能逃于天地之外。”王阳明的“破心中贼，既是自己的修身感悟和对弟子为学的勉励，也是对作战对象进行心理诱导和军事行动的终极目标。王阳明在平定江西横水、左溪、桶冈等处后，上疏朝廷在横水增设崇义县，“变盗贼强梁之区为礼义冠裳之地”；在剿平三浰后，又上疏朝廷在三省要冲广东惠州龙川增设和平县，“夷险为易，化盗为良”。这种“军功”与“治功”并重的模式，被后世戚继光、曾国藩等名将所效仿，对后世军事实践和地方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

2.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十四日，宁王朱宸濠在江西南昌兴兵谋反，接连攻占九江、南康，大有席卷南京、北攻京师之势。六月十八日，王阳明抵达吉安后，“设反间计以疑沮宸濠出兵，伪造《迎接京军文书》《回报李士实书》等文书并广布告示及招降旗号，令朱宸濠一时难辨真伪、疑窦暗生，有效迟滞了其进攻南京和北京的行动，为平叛赢得了宝贵时间。随后，王阳明率军攻陷朱宸濠老巢南昌，迫使其从九江、南康回兵救援，趁机以火攻之法大败叛军于鄱阳湖，生擒宁王朱宸濠。王阳明仅用四十余天，便“以万余乌合之兵，而破强寇十万之众，迅速平定了这场震惊朝野的叛乱。吉水县丞龙光复盘平叛战事时认为：“所以破败宁王，使之坐失事机，全是迟留宁王一着。所以迟留宁王，全是谋行反间一事。”

王阳明在平定宁王之乱后曾对诸生说：“我自用兵以来，致知格物之功愈觉精透。”众人不解，王阳明作了进一步阐释：“致知在于格物，正是对境应感，实用力处。平时执持怠缓，无甚查考，及其军旅酬酢，呼吸存亡，宗社安危，所系全体精神，只从一念入微处，自照自察，一些著不得防检，一毫容不得放纵，勿欺勿忘，触机神应，乃是良知妙用，以顺万物之自然，而我无与焉。”这里的“触机神应”“良知妙用”“以顺万物之自然，而我无与焉，正是理解其“以心御兵”理念的关键所在。后来，有弟子曾问王阳明“用兵有术否，他回答说：“用兵何术？但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乃术尔。凡人智能，相去不甚远，胜负之决，不待卜诸临阵，只在此心动与不动之间。”此言道破了王阳明军事实践的核心奥秘——学问纯笃、内心从容。

3.征思、田，平“瑶乱”

嘉靖五年（1526），广西岑猛叛乱，岑猛死后，余党卢苏、王受纠集残部继续为祸岭南。嘉靖六年（1527）五月，兵部侍郎张璁向明世宗举荐王阳明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总制两广、江西、湖广军务，负责平定思恩、田州之乱。十二月，王阳明在平南召集众将官商讨征思、田方略，“以征伐有十患，招抚有十善，最终议定招抚方略”。王阳明抵达广西南宁后，因见各夷皆有向化之诚，乃尽散甲兵，示以生路，于是，“开示恩信，卢苏、王受等自缚来归，则悉遣其众归农七万一千余人，“以不杀之仁，绥思、田之顽民”。随后，王阳明指挥卢苏、王受的武装力量，与自岭南归来的土兵形成犄角之势，一举荡平了断藤峡和八寨“瑶乱”。王阳明之所以“抚”卢苏、王受而“剿”断藤峡、八寨，“实以一方涂炭既极，不得已而为救焚之举”。

完成广西军事行动后，王阳明在《绥柔流贼》中深刻阐述了“柔”与“抚”的重要性：“夫柔远人而抚戎狄，谓之柔与抚者，岂专恃兵甲之盛，威力之强而已乎？”《平八寨》和《破断藤峡》中的“六月徂征非得已，一方流毒已多时”“穷搜极讨非长计，须有恩威化梗顽”等诗句表明，王阳明坚持“以心御兵，宜剿则剿、宜抚则抚、剿抚并用，在剿灭与安抚、用兵与教化之间保持张力。在王阳明看来，军事行动绝非单纯的武力征服，而是一场场“救赎人心”的“破心中贼”之战。

三、王阳明“以心御兵”军事思想对认知域作战的重要启示

当今，人类社会已进入数智时代，世界新军事革命风起云涌，认知域作战理论和实践蓬勃发展。五百年前，王阳明所倡导的“破心中贼”理念，恰与之遥相呼应。王阳明将其深厚的心学思想与传统军事思想及实践相融汇，无疑是从哲学视角创造认知域作战理论的杰出代表。王阳明“以心御兵”的军事思想，对推进认知域作战理论与实践创新、提升我军新质战斗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树立“上兵伐心”的作战理念

要“破心中贼，就要树立“上兵伐心”的作战理念。王阳明明确指出：“盖用兵之法，伐谋为先；处夷之道，攻心为上。”王阳明“以心御兵”的核心在于“上兵伐心，这不仅是其军事实践的基本原则，更是其军事思想的精髓所在。这一理念绝非简单的心理威慑，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战略智慧。其作战目标直指对手的内心世界，旨在通过“攻心夺志”来“破心中贼，即以精准改变对手认知、彻底摧毁对手意志为终极目标，从而达到《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至高境界。从思想渊源来看，“上兵伐心”既是对“上兵伐谋”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更是王阳明基于心学对“上兵伐谋”的深度改造与升华。孙武的“上兵伐谋”强调以谋略瓦解敌方战略意图，其核心在于“先胜后战”的理性计算，侧重“形兵之极，至于无形”的诡道博弈，而王阳明的“上兵伐心”则将战争目标从物理域摧毁上升为认知域的解构与重构，巧妙地将军事行动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相结合，着重通过“破心中贼”而实现终极胜利。

古往今来，战争形态虽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对人心的争夺却从未改变。当代认知域作战，本质上就是与敌方在心理、思维、认知等层面展开的复杂博弈，这使得王阳明的“上兵伐心”思想在当今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这是一种更高层次、更具智慧的作战理念。树立“上兵伐心”的作战理念，将为我军在认知域作战领域提供重要的战略指导和行动自觉，进而提升实际作战效能。在认知域作战中，综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敌方指挥系统进行干扰和破袭，精准投放“信息弹药，植入虚假信息迷惑敌方决策者，使其作出错误的战略部署，这也正是“上兵伐心”在当代军事实践中的生动体现。

（二）夯实“破心中贼”的认知攻防基础

王阳明提出的“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深刻揭示了军事行动中攻克敌人的心理防线比攻克物理和地理防线更为困难，但也更为关键。要彻底瓦解敌人的抵抗意志，使其心悦诚服地接受失败，则需要深入其内心世界，解决其思想根源和认知层面上的问题，即所谓的“破心中贼”。不过，“破心中贼”并不是单向发力，而是一个敌我双方双向交互、多维博弈、复杂多变的认知攻防过程，取胜并不容易。王阳明的军事实践证明，通过定向传播特定的文化、意识形态，完全可以达成作战目标。

“认知域作战遵循进攻与防御的基本原则，攻在于突破对方的逻辑、情感、意志等认知防线，防在于建立己方思想、心理、信念等精神免疫系统，具有攻防一体、无形无界的特点。”因此，认知攻防，既要攻，更要防。从防的方面来说，就是要通过政治、思想和文化层面的常态化整训，不断夯实我军的信仰根基和认知基础，令将士始终站稳政治立场，不被敌军投放的“信息弹药”所迷惑，始终保持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从攻的方面来说，则要运用信息武器深入敌方“心中，扰乱其思考和判断，甚至对其进行思想改造和认知重塑，致力于提升认知域作战毁伤效能。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瓦解敌方的作战意志和抵抗能力。

（三）强化“攻心夺志”的作战训练

“攻心夺志”作为“上兵伐心”原则的具体实施过程，是王阳明“以心御兵”军事思想的核心内涵之一，体现了他对战争本质的深刻洞察。“攻心夺志”侧重于深入敌方内心世界，精准把握其思维方式、心理弱点和认知特点，进而采取针对性的策略和手段，动摇、改变甚至控制敌方的意志和决心，使其在心理上崩溃、在认知上迷失，从而失去继续作战的能力和意愿。王阳明在军事实践中深谙此道，擅长通过“攻心夺志”从根本上瓦解敌人的抵抗力量。例如，在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时，王阳明敏锐捕捉到敌人的心理弱点和思维定式，巧妙运用反间计有效瓦解了叛军的士气和战斗力，最终迅速平定了叛乱。

这种“攻心夺志”的战法，在当代认知域作战中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在王阳明的军事指挥实践中，这种“攻心夺志”主要体现在他的决策和指挥中，并未在全军范围内形成“攻心夺志”作战的局面。但在现代战争中，信息传播迅速，舆论影响广泛，敌我双方的心理防线都面临着诸多不确定的巨大挑战。在平时，强化我军全员“攻心夺志”的常态化作战训练；在战时，全军密切配合，综合运用信息技术等多种手段，主动塑造敌我认知攻防态势，对敌方关键人物、作战部队以及民众进行精准的心理干预和认知重塑。

综上所述，王阳明“以心御兵”军事思想对当代认知域作战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和启示意义。其“上兵伐心”“攻心夺志”以及“破心中贼”等理念，为我军提升认知域作战能力提供了哲学上的独特方法论视角和战略指导。

结语

王阳明“以心御兵”的军事思想及实践实现了哲学与兵家经典《孙子兵法》的有机融汇。这对我们着眼数智时代战争新形态，深化认知域作战研究，不断推动军事思想、理论和实践创新提供了具有哲学高度的方法论借鉴，启示我们要在范围更广的思想史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兵者，以武为栋，以文为植；以武为表，以文为里；以武为外，以文为内，文韬与武略，二者缺一不可。在文韬方面底蕴深厚的一方，方能由内而外不断增强武略，从总体上提升包括认知域在内的全域作战能力，此即军事领域的“内圣外王”之道。当前，数智技术迅猛发展，各国军队已具备陆、海、空无人作战装备及反无人作战装备，战争也开始向“五域两世界”纵深拓展。“五域”即物理域、信息域、认知域、社会域、生物域，“两世界”即实体世界与虚拟世界。认知对抗，也将“体现为人与人、人与机器AI、机器AI与机器AI之间的对抗”。不过，无论数智技术如何进步，认知域作战的主导者和真正目标，归根到底是人。要将人工智能转化为认知域作战效能，将算力转化为认知域作战战斗力，就必须实现数智技术与人文思想的创新性融合，才能“精准确立作战目标”“精准生成信息‘弹药’”“精准实现信息投送”。

坚持“两个结合，融汇中国传统哲学思想，“阐旧邦以辅新命，对《孙子兵法》等传统兵学典籍进行体系化和学理化阐释，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必由之路。

本文原载《孙子兵法研究》2026年第5期

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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